布鲁姆的焦虑与“莎式崇高”的建构

在后理论时代,文学中蕴含的情感性、对抗性、超越性等崇高价值被频繁提及,文学批评直面文学遁入困境的时代焦虑,不断呼吁审美传统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这种美学主张被布鲁姆概括为“莎氏崇高”(The Shakespearean Sublime),“莎式崇高”通过“自我-他者”的双重意识辩证视角揭示文学史中“当代自我”与“历史他者”的双向建构与超越,重申对审美诸要素的再分配,在经典的不断起源中安顿个体生命,进而弥合个体经验和宏大叙事的裂隙。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崇高审美范畴与精神文明建设——试论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观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观，是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以“真”的认识价值，“善”的道德价值和“美”（崇高）的审美价值的和谐发展和高度统一的崇高审美范畴，作为培养“四有”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现实价值目标的具体价值标准，并以此作为“灵魂工程”建设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价值评价的出发点和归宿，提高全民族精神道德文化的素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崇高理论价值系统观念。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荆轲形象的文学移位与道德人格的嬗变

由史学文化发轫的荆轲形象,糅合特定时代形态各异的文人心志,凝聚成一类人格祈向,从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进入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从战国至今,荆轲形象呈现出戴着镣铐跳舞的表征,展示了多义复杂的诠释效应,荆轲形象大致是在崇高——卑劣——崇高的道德文化链中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荆轲形象毁誉兼有的接受史反映了历史风云与文人情志双重筛选的结果,也成为中华民族心灵演进的一个真实面影。     

“野望”事象的诗性存在与书写

“事象”在中国古代也称“象事”，即事（动作）之形象。“野望”作为一种文化事象和心理事象在中国古代经传史书、诸子散文、诗词歌赋等诗性文本中大量出现，见证了华夏文明从山野张望、朝野观望到文野守望3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诗人的3种极具民族风格、华夏特色的行动自觉。与“端坐吏人旁”的宴饮事象不同，“野望”事象是诗人远离尘嚣、栖身于野、凝神守望，运用“响字构图”、“托事于物”等创作手法对万物之造化、人事之冷暖以及生命之运动等各种事态进行的诗性呈现与书写。“野望”事象不仅真实记录了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诗人困厄之时不避险难、致命遂志的豪迈人格和诗性情怀，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华夏民族社会变迁、时代更迭和文化焦虑的历史真相，其诗意性书写有着一般历史所不能替代的价值。在人的自然性日益消失的今天，“野望”事象对反思人类文明的两面性以及摆脱社会压抑、回到自然本性、净化灵魂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发掘研究。     

动情与气骨——魏晋文学特征论

“动情与气骨”是汉末魏晋之际文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汉代神学的崩溃,造成了一种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个性发展的历史空隙;建安之际的战乱,正始时代的压抑,使得士人们的感情郁勃而深沉;从而个体的价值获得了突出,人的感情终于从神学的吞噬和儒家礼教的压抑下冲涌而出。这股主情的潮流在文学领域中导致了“诗缘情”说的产生,而玄学家嵇、阮等人的人生态度则标示了一种崇高型人格在历史上的真正形成,魏晋文学因此而展现了一种气骨高扬、深情感人的卓异的艺术风貌。     

陶渊明的生死观及其生命矛盾

陶渊明身处魏晋时代整个生命思潮的背景中,自身遭遇各种生命矛盾,这促使他对生命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他以独特、古朴、自然的诗风演绎了建功立业、痛苦抉择的生命主题。他追求自我、追求自然、追求生命意识,具有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反抗精神。他将“自然”融入诗歌的创作理念当中,将玄理变为日常生命哲理,开创了田园诗的新题材,为后代士人努力去追求自身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展现了广为咏叹的生命主题。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有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多层次性,鲁国不仅与周王室以及当时的霸国有结盟关系,而且与中小国家也有结盟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阶段性。春秋初期鲁国对外结盟的目的在于参与集团之间的争夺,春秋中期在于追随当时的霸主结盟活动,春秋后期又与新兴的霸主结盟。此外,鲁国对外的盟誓还呈现出灵活性特征。鲁国或与平等国家结成盟誓,或追随霸主参与盟誓,或在不同时机要么选择旧霸主要么选择新兴霸主参与盟誓,春秋晚期鲁国内部还出现了卿大夫之间相互盟誓的现象。     

解读,从"交易"开始--俄国文学资产阶级形象系列透析

以"交易"为主线,分析和归纳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资产阶级形象系列,在与贵族地主系列形象的比较中,得出其共性与个性特征.从而彰显资产阶级形象系列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应有地位,为俄国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胡适的实用主义对“五四”时期中国的影响及其启示

胡适的经验主义实在观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原则;工具主义真理观否定了终极真理论;重疑求证的方法论突出了理性主义精神;改良主义历史观表达了反封建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因此胡适的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曾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它无情冲击封建文化的堡垒,大力破除封建思想的束缚,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促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对＂五四＂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启示。     

从（弓鱼）国考古资料看西周贵族的审美情趣

陕西宝鸡（弓鱼）国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车马器,为我们解读西周贵族的生活状况及其审美情趣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西周贵族以礼乐文化为背景,建立了丰富多彩的审美世界。     

苏轼与士大夫趣味

中国封建文化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即贵族帝胄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农民-市民文化。士大夫的审美趣味随着唐宋世俗士大夫地位的提高而逐渐确立起来,代表人物是北宋文艺全才苏东坡。士大夫趣味看重人情,崇尚意境,追求淡雅。苏轼以后,士大夫趣味蔚为大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时尚。     

真假相映、虚实相衬的甄宝玉和贾宝玉

《红楼梦》中的甄宝玉和贾宝玉是一对思想性格原同后异的人物。他们在少儿时期性情酷似,但到了青年时期却开始分化：甄宝玉投向贵族阶级的怀抱,成为禄蠹;贾宝玉背叛贵族家庭。做了和尚。作品以真假相映、虚实相衬的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这两个对照性的人物形象,展示了封建时代不同人的人生态度和生存样态,寄寓了作家的爱憎褒贬。     

论《红楼梦》的家庭伦理道德

《红楼梦》中关于孝道、夫妇人伦、婚姻爱情、家庭和睦等方面的家庭伦理道德问题较为复杂。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纲常不正、道德伦丧、子孙不肖、礼法废弛 ,曹雪芹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萌生的超前伦理意识 ,尤为可贵     

张荫桓在维新变法时期的作为及与康有为之关系

1885-1890年,张荫桓历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公使。归国后,复供职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皇帝经常召见张荫桓,聆听西方政事、风情。1895年,李鸿章下野,张荫桓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处理大清国内政外交重大事情。维新变法时期,与康有为过从甚密。引康氏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荐与翁同铄等朝廷显贵相识,将康氏一步一步推到皇帝身边,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在一个政府力量十分强势的时代,一个家族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与政府是否合作。在汉人当政的宋朝,杨氏乐与朝廷合作,出了一些官员。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思想。不乐出仕习惯影响的结果,让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汉人重新掌权的明朝,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准备不足,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才有突破,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两个侍郎。此后百年左右,杨氏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偶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不受重视的大环境变化有关。     

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转型时期的《白鹿原》乡土社会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相较于城市,这样的变革与转型,在农村乡土社会中却显得迟滞。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民众,面对如此的巨变,内心矛盾纷繁复杂。以此为契机,接踵而来的各类变化,更是让他们惶恐不已,小人物的命运,也便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便是以此为背景的小人物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