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与毛传郑笺训诂相通说

皮锡瑞在《经学通论·诗经》中指出:“宋人竞立新说,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煞。”近人指清代汉学家。这两派意见虽然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却都将宋学与汉学割裂开来,将朱熹的《诗集传》与毛传郑笺对立起来,因而都带有片面性。其实,《诗集传》之“集”,就是集众说的意思。《朱子语类》卷八十一记载:“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破序不破传笺,不是离开已有之训诂来臆造新解,而是熔众说之长自成体系,这是朱熹遵循的宗旨。因而《诗集传》赢得了戴震的称赞:“先儒为《诗》者,英明于汉之毛郑,宋之朱子。”我们若将《诗     

谈谈朱熹《诗集传》的训诂

朱熹<诗集传>作为<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和"诗经宋学"集大成的权威之作,全书训诂涉及的内容广泛,所用术语规范,体例谨严统一,表现出了鲜明的特色:注重义理,融义理与训诂之中;吸收汉学,打破汉宋界限;融汇前人,大胆质疑,多有创见.<诗集传>在训诂学和训诂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集传》训诂体例类述

朱熹是有宋一代堪称巨擘的古文献整理大师,他不仅传注的典籍众多,而且其传注多能根据典籍内容的不同,采用风格迥异的训诂方式。例如他著《四书集注》,就以阐述义理为主,而传注《诗经》,则主张“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得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因此,《诗集传》乃成为朱子所传注的典籍著作中最注重章句训诂的一部,它不仅在当时以其朴学的简明信实的训诂风格称例于宋代诗经学的著作之林,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方便对《诗集传》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训诂研究,本文试类述其训诂体例如下。     

训诂、笺传与解经学

训诂、笺传是中国传统的文献注释方式,而西方传统的解经学也是以解经说文、注疏显义为主要目的,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和以迦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诞生之前的技术性的解释学。二者从承担的任务、借助的工具、发展的道路、面临的理论困境等方面来看,都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同时二者又具有明显的文化异质性：解释的文本性质不同,注释者的态度不同,解释的目的不同,意义生成方式不同,发展命运也各不相同。在西方解释学方兴来艾并对中国学术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传统的训诂笺传陷入学术窘境的当代语境下,把中国的训诂笺传和西方的解经学加以比较,开展中西解释学对话有着重要的意义。     

《诗经》中的南土诗歌与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

《诗经》时代的中国、四方观念反映了周朝居天下之正中以统治四方的地缘政治思维,这种思维也反映在《诗经》中。对《诗经》时代南土疆域的认知,是将陈风视为南土诗歌代表的重要依据。毛郑对二南地域的阐释是《诗经》时代文王德化天下政治记忆的延续,反映了北方文化的中心思想;对《诗经》无楚风的解释以及对陈风作为南土诗歌代表的忽略,反映了毛郑的南土观已经偏离了《诗经》时代对南土疆域的认知以及毛郑夷夏之别的地域政治思维。     

《诗经·大田》篇毛传郑笺误解八则

农事诗《小雅·大田》篇的注释,从毛传郑笺,到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误解颇多,且一直沿用至今,现例举如下八则。 为便利见,先将《大田》篇的诗文移录如下: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 孙是若。 既方既帛,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 秉界炎火。 有渰萋萋,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歛(禾齐);彼有遗秉,     

《左氏会笺》训诂术语浅释

<左氏会笺>是日本学人竹添光鸿对<左传>进行注释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搜览载籍,稽考诸说,折衷众家,深文以辨,审慎以断,守正创新,颇多所得.竹添氏在注疏中,大量使用训诂术语,释义明理.传统术语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知和理性判断的科学自觉程度而且显示了他的学术继承性和创新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对该著中训诂术语的特点的归纳及含义和功能的分析阐扬,使人深入理解作者的疏解,并能全面把握其训诂条例,帮助正确认识其学术价值.     

《乐府诗笺》训诂考据方法研究

闻一多的《乐府诗笺》对三十多首汉代乐府诗进行了注释,对其训诂方法的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提高对汉代乐府诗歌和闻一多乐府研究的认识。闻一多主要利用系列通假字,找出意义关联,追根溯源进行解释;针对模糊疑难的字词,根据语境细致辨析词义;对于误读误写误传的字词,大胆质疑和校正,并提出合理解释;把字词放到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给很多字词以看似新鲜但言之有据的注解。这些理念和方法也凸显了闻一多深厚的学问功底和乐府研究的独到精微之处,对今天汉代乐府和古代文学研究的治学方法和精神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

在朱熹以前,宋人《诗经》学著述,无虑数十百家,然见存者少而散佚者多,其尚为人道及者尤稀。朱熹《诗集传》固为宋人《诗经》学之翘楚,今人屡喜称道其书。朱氏于《诗》学勇于反古,创获颇多,而《集传》引本朝人《诗》说则有二十余家,可知朱子非不重视学术传统者。然此书所引宋人之《诗》说究出何种著述,其传播、存佚,以及对朱氏之引述目的如何认识与评价诸问题,皆探讨《诗经》学史与读《诗集传》者所不可忽视。     

《唐才子传校笺》李约等传补笺

中华书局出版之《唐才子传校笺》四册,由傅璇琮先生主编,国内有关专家学者执笔,体现了中国学者当前唐代文学研究的水平,为唐诗学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由于该书涉及诗人众多,某些部分尚有拓荒性质,加之国内有关基础研究(如《全唐文》补辑、《全唐诗》整理)尚未完成,缺乏先进的文献资料储存检索手段等,不足之处亦在所难免。今就该书卷六李约等传、卷七伍乔等传作补笺如次,以就正于傅先生与广大读者。     

《诗集传》注音初探

宋朝以后,朱熹(1130—1200)的《诗集传》(下简称《集传》)一直是国内外读者学习和研究《诗经》的一部重要参考书。《集传》之所以能广泛流传,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就编写体例和注疏方法上说就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本文打算就《集传》的注音问题作些探讨。本文所用《集传》的版本:一,1958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该局上海编辑所根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宋刊本校改的新辑本;二,1977年10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根据1962年2月港版重印本。本文考察《集传》的注音,全部以国风160首诗为主,同时也参照了雅和颂。这不单是因为国风是我国古代民歌的优秀遗产,还因为它比雅、颂较为口语化,押韵的频率也比雅、颂都更高,更便于作语音的分析比较。     

试论朱熹《诗集传》对诗旨的说解

朱熹用了50余年的时间注释《诗经》,主要是因为他解释《诗经》诗旨时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朱熹既想从文学角度解《诗》,又不能摆脱《小序》的政教说和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朱熹从多维角度看待《诗经》,《诗集传》的诗旨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朱熹《诗集传》判断句研究

南宋朱熹《诗集传》是《诗经》注释史上第三座里程碑,其注释语言大量使用判断句,形式多样,语义关系复杂。文章从《诗集传》判断句的形式、构成成分及语义关系三方面展开共时描写。同时,与汉代的《毛传郑笺》和现代的《诗经注析》中的判断句进行历时对比,以揭示判断句的发展轨迹。     

朱熹《诗集传》叶音考辨

近四百年来，对朱熹《诗集传》叶音说批评不断。作者对全书１３６０例叶音逐一进行音理分析，正确和基本正确占８２％，失误占１８％。它说明，朱熹是我国古音学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     

朱熹《诗集传》判断句研究

南宋朱熹《诗集传》是《诗经》注释史上第三座里程碑,其注释语言大量使用判断句,形式多样,语义关系复杂。文章从《诗集传》判断句的形式、构成成分及语义关系三方面展开共时描写。同时,与汉代的《毛传郑笺》和现代的《诗经注析》中的判断句进行历时对比,以揭示判断句的发展轨迹。     

《林则徐诗集》郑氏校笺本指瑕

本文主要围绕林则徐流放期间的诗作，与郑氏校笺本《林则徐诗集》认真核对、细心考证，指出其收承遗漏之误、引录诗文之误、系时系地之误和系入系事之误等。     

《唐才子传校笺·李远传》辨正

梁超然先生在校笺《唐才子传·李远》“早历下邑”条时,由于误引《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记载,认为“云阳”为当涂,故得出李远曾任职当涂的结论,陶敏先生补笺亦同。这种说法本身存在诸多疑点,依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结合“云阳”一词在唐代诗歌中的使用情况,可以认定许浑诗中的“云阳”为古代旧称,即唐时的丹阳县,而非当涂。     

说《呼兰河传》

萧红的作品,常常被称为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这是因为,她作品的题材,大都来自于她难以忘怀的故乡——东北的小城,乡村。她的小说,散文,真实地层现了这块土地上的社会风貌,人情习俗,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萧红的作品,又被归入以鲁迅的《故乡》、《社戏》为源头,以郭沫若,郁达天、庐隐、贺名、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抒情小说之流。这是因为,萧红的小说,具有抒情散文的笔调,洋溢     

《毛传》、《郑笺》、《孔疏》训诂术语评析

考述《毛传》、《郑笺》、《孔疏》训诂术语的使用情况,从中可窥探出汉唐八百年间训诂术语由随意性向规范性、单一性向系统性发展的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到训诂学科在各阶段的发展水平:西汉初期处在重要的发展阶段,东汉中后期已发展到繁荣阶段,唐代则是进一步发展阶段。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