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政策嬗变、实践突破与路径选择

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是实现宅基地高效利用的有效措施。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经历了从自由转让到受让范围不断缩小的演变,宅基地无偿分配、保障对象特定和城乡二元住房保障制度是禁止宅基地自由转让的主要原因。宅基地有偿使用、供给短缺、人口迁移、实现住房财产权是实践中突破“宅基地仅限集体内部转让”的内在逻辑。宅基地在集体内部单独转让有赖于宅基地有偿使用及供需失衡,城镇居民购买宅基地短期内不具备放开条件,宅基地在县域范围内的集体成员之间转让最具现实合理性,但同时也面临被国家政策忽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逐步扩大宅基地转让范围,允许宅基地连同农民住房所有权在县域内集体成员之间转让,是宅基地转让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条件转让

我国现有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制度已不符合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很大的法律缺陷.有条件地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自由转让具有重要的法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一定的法律规则构建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条件转让是实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社会保障性与物权性的功能平衡、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接的最好桥梁.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分析

在城乡二元化体制下,我国原则上是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但随着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我国法律一直在突破这个原则,理论界对农村宅基地能否进入土地市场也存在着重大分歧。基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解决农村面临的融资难题,实现“物尽其用”的物权原则,应当放开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许可宅基地使用权进入土地流通市场。同时建立与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与登记制度,完善农村保障体系,确保宅基地使用权有序、平稳地进入流通市场。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初探

通过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必要性的分析,结合我国现实国情与地方实例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的必要性,提出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对策。     

宅基地使用权分层设立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从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设立思路出发,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也可分层设立,附着地表上下四至范围的宅基地使用权可确定为保障性宅基地使用权,仍实行无偿取得,身份限制,限制流转,让其承担农民住房保障功能;在保障性宅基地确定的上下四至范围之外,宅基地地表之上或地表之下的空间四至范围可确定为资本性宅基地使用权,实行有偿取得,对象不限,自由流转,发挥其资本功能。     

农民宅基地产权要素认知与流转意愿调查——基于广东省农户调查

本文基于广东省19个县(市、区)34个行政村544户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分析不同群体农民对宅基地产权要素的认知及其宅基地流转意愿.结果表明:55.98％的农户对宅基地所有权归属认知错误,农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纯收入与农民的宅基地产权要素认知呈正相关;73.68％的农户愿意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农民的年龄与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呈负相关,文化水平与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呈正相关,家庭年纯收入与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不相关.     

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本文在重塑农村宅基地的概念的基础上,阐释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与身份紧密相关的特殊的用益物权。针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缺失,设想建构以身份分配为主,按需分配为辅、有明确的存续期和消灭原因、并在一定条件下须有偿使用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认为,应坚持城乡一体化原则,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居民间自由流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备的规范化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之法律研究

土地权利和利益的合理配置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在我国目前法律框架下是不受肯定的，但是事实上存在的地下流转市场呈失控状态。出于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农民合法利益的保护，流转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立法宜“改堵为疏”。应通过实践、配套政策、立法来完善这项制度，使之更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以维护农民的利益。     

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之探索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一直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进行严格限制,以致形成典型的城乡建设用地双轨制。立足民法的角度,分析其流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在维持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充分发挥宅基地使用权保障功能的情况下,设计了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路径。     

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其立法基础和标准不统一,导致现行相关法律规定相互矛盾。我国应确立完善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逐步建立农村宅基地有期限、有偿使用制度,在备件成熟时以立法形式规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论我国民办学校的产权归属及其法律规制

长期以来我国民办学校的产权归属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 ,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投资保障和教育的健康发展。明晰民办学校的产权归属问题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同时承认投资资本寻利倾向的客观性 ,贯彻风险和利益并存原则。要借鉴国外或地区私立学校成熟立法例 ,尽快建立产权关系清晰、资产归属明确、权义相互一致的民办学校产权制度 ,促进我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析论

农村宅基地问题是我国物权立法中“具有中国物色”的一个问题,对于其是否可以流转,近年来学者颇有争议,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村宅基地转让的客观实际,比较分析各方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允许宅基地自由流转的理由,并设计了宅基地流转的相关制度,以期能对宅基地流转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制度模糊性下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正式规则和实施特征两方面存在模糊性,正式规则的模糊性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有意性模糊和两种形式的产权公共域,实施特征的模糊性则表现在渐进式实施和选择性实施两个方面。已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由模糊到清晰的逻辑,主要沿着不断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和逐步增强地权稳定性两条主线逐步展开。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仍然需要坚持产权逐步清晰化路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以“三权分置”为原则,合理细分土地产权;以土地财产权实现为重点,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切入点,逐步提高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强度。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地流转响应:预期偏离与逻辑阐释

农地所有权归属集体以来,产权拆分及农民产权份额的扩大和强化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然而,理论上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却在农地流转的推动成效方面呈现时段上的异质性。随着时间的演进,改革对农地流转的正面作用渐衰,甚至表现出对农地流转的抑制。为解释理论与现实的偏差,聚焦改革路径的形成逻辑,重点阐述了改革历程及改革对农地配置的影响成效,提炼出改革成效不足的系统性成因。研究认为,产权理论的引入为确定改革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过去的改革经验为决策层延续产权赋予式改革提升了信心,规模经营路线的确立加强了坚持并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后,农地产权制度朝着扩大集体成员权能的方向不断推进,却在现阶段表现出抑制农地流转并冲击农地承包权稳定性的负面影响。〖JP2〗对此,构建了涵盖政策有效性、农地多功能性以及中央决策层认知调整在内的解释框架。认为在追求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导向下,扩大集体成员的土地权能并不可取,增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作用并以社会保障弥补农户对农地的非生产性寄托是关键。     

产权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结构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城乡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矛盾也不断显露出来,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了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过去那种把改革重点放在农村土地所有制上(绝对公有或绝对私有)的传统思路很难使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走出困境。目前我国土地产权结构上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农村土地产权在政府、集体和农户之间分割配置不合理;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产权关系界定不清晰;农村土地产权结构难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动态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该根据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从抽象地规定土地所有制转向具体地分割和配置农村土地产权,设计最优的产权结构,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第一,实施农村土地的产权分割。即确立国家和农户作为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并在它们之间详细分割土地产权,明确"所有者保留的产权束"和"使用者可获得的产权束"。第二,实施农村土地的产权流转。即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停止农村土地不定期的行政性调整方式,建立起农户之间土地使用权市场化、常态化的流转制度和机制。第三,实施农村土地的产权交易。即在明确土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按照国家对土地的总体规划和调控目标,实现城乡之间、农用地与非农用地之间市场化的土地产权交易,消除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第四,促进农村土地的产权组合。即在明确农户土地产权和农户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土地产权的组合,重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引导农户走合作化道路。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

中国现代第三次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在不触动农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农地使用制的创新。随着这次制度变迁优势的逐步释放 ,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开始放慢 ,农地产权制度的弊端再次凸现 ,这又为新一轮制度变迁创造了现实需求。本文认为 ,决定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是土地使用制而非所有制 ,但完善的土地所有制却是土地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当前农地产权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复归真正意义上的农地集体所有制 ,其次才是完善土地使用制     

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关系之研究

本文在对制度、土地制度、产权及土地产权等概念加以界定的基础上,探讨了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之间的关系,指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一定的与土地有关的关系,在一定的土地关系中产生对土地的产权要求,在条件合适的时候这种产权要求制度化后就形成土地制度,土地制度的确立也就相应地界定了土地产权并借以影响人们的土地行为     

农地产权安全性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

基于武汉都市圈12个县(区)的农户及村集体调查数据,运用并行多重中介模型研究农地产权安全性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并对电子商务综合示范村、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休闲农业示范点的乡村产业振兴情况及农地产权安全性的激励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的增强促使土地流转行为愈发频繁,为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用地保障,农业多元化发展优势逐渐凸显,乡村振兴活力被激活。然而,不同类型村域农地产权安全性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且土地流转价格、土地流转对象和土地流转年限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因此提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政策建议：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户产权认知,因地制宜发展当地产业,同时尽可能地避免弱化农地产权安全性的行为,激发农户生产和投资积极性。     

土地整理中的土地权属调整——以山东省阳信县为例

土地权属调整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也是一种利益敏感的行为,又是土地整理必然涉及的一个环节,是土地整理工作的核心,同时是土地整理区别于其他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特征.以山东省阳信县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为例,从进行土地权属调整的意义、土地整理中涉及的土地产权及其界定、土地整理中土地权属调整的原则、土地整理中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土地整理中土地权属管理还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几个方面对土地整理中的土地权属调整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论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问题,直接指涉公民人权保障的核心。任何一国之公民,没有了财产权,就不可能享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权。即无财产抑或无财产权,便无人权。但人权与财产权又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其权利谱系内各自戒守着自己的法律边界,规范和防范着来自各种权力元素的不法侵害。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原则,承载着现世太多的压力和挑战,诸如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法定主义、一般财产权保护与救济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