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评价

章学诚对戴震学术的评价,有一定的阶段性。伴随着自己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集中点名攻驳、评价戴震学术,一方面是针对当时学风病痛而发,另一方面,则有着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推扬自己学术主张的目的。他与戴震学术主张中某种契合的主张,正是为乾嘉主流学术所摒弃之义理。戴震以训诂明义理的新学风难以拓展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难以引起共鸣,皆可见乾嘉学术风气影响之深刻。     

章学诚的“文学”观论析

在章学诚的文论思想中,其"文学"观是非常独特和复杂的.其中章氏释"文"为字(或属辞),"学"为学问,文词(辞)或文章乃"学而有得发之于辞".因此,他主张文与学"非二事也,""立言者,必于学同先有所得."这种特殊的"文学"观既与他对儒家重学问传统的承传有关,也与乾嘉学风的影响和其学术贯通的思想有关.     

章学诚师执考

章学诚师执考何兆龙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以一介寒儒，挟册谋生一世颠沛，倍尝艰辛，却著传世之作，入学术之林，终成一代巨擘。主要固然靠其自身的勤奋、刻苦和努力，更不乏其师执对他的教诲、支持和帮助，在章学诚的师执中，虽有不少是学术名流、封疆大吏，但也...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论章学诚的主要史学成就

章学诚，学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清乾隆3年（公元1783年），卒于嘉庆6年（公元1801年），终年64岁。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继唐刘知几之后的又一最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中身于书香世家。祖父章君信、父章柳均性好读书，尤嗜史学。章学诚在祖父、父亲的熏陶下，幼年时代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青年时期更是“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近于史学”“。他常在课余取《左传》、《国语》等书，分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近百卷之多。章学诚好学深思，阅读了大量史书，且对其“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     

论章学诚学术思想中的政治观点——《文史通义》原道篇研究

(一) 近年来在对章学诚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倾向。例如有人在论述中把“人民性”、“唯物主义的自然史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些桂冠都加到了章学诚的头上,甚至认为章学诚的“《古文十弊》,其中内容似乎是《新青年》时代文字解放的先驱”;也有人在论述章学诚时,只谈学术渊源,不谈阶级属性,把主要篇幅花在细枝末节的考证上,笼统地说一些“不为时俗所囿”等不着边际的话;最近,又有人不满意过去把章学诚抬得太高的现象,要求翻案,指责章学诚“想得多,做得少”,不及朴学家的工夫踏实,是一个说大话的空头史学家。     

自由主义学者眼中的章学诚——倪德卫的章学诚研究解析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倪德卫教授的章学诚研究不免先入为主。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在理解章学诚的实学思想、主体性思想、＂言—事＂思想和＂家＂学思想时出现了偏离。客观地说,章学诚仍然是传统思想的继承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     

王国维、陈寅恪史学考据比较论

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陈寅恪治史的共同特点。由于治史范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二人的史学考据又有各自的特色。王氏充分利用清代汉学家的小学成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文献资料相互联系，进行严谨考据；陈氏则较注重发扬宋学精神，力求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就各自的论著而言：王氏多归纳，少演绎；陈氏则在归纳之外，常用演绎。王氏多通过考据来论证“史实”；陈氏多通过考据发掘“义理”。王氏论著表现的是“精深”；陈氏则表现的是“通识”。二人史学考据的风格、方法及其所使用的材料也有所不同。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章学诚思想研究论略

在百余年来的学术与思想的互动中,章学诚思想研究也随之发生了从注重客观实证到主体精神的转向。其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对章学诚关切学术主体性精神思想的发掘;一是对章氏现代文本论思想的阐发。     

再论章学诚探讨著作与纂辑的史学贡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补阙一则

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著作与纂辑区别的学者,并不是清代章学诚,而是明代谈允厚。章学诚的贡献在于,在总结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对著作与纂辑二者关系的辩证认识。章学诚之所以能有此创见,主要是由于他能把个人的学术研究融入到时代潮流中去。     

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关于章学诚生平与学说的境遇,胡适曾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有关章氏生平与学说的信息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年,但也一直有人认为胡氏所言与事实不符。本文对章氏身后境遇状况提供一个补证,指出在清国史馆档案的传包传稿中有多个章学诚传记,且章学诚在国史《文苑传》中数次获立正传。这些材料补充证明,章学诚学说在晚清获得了高度评价,其生平概况更没有被埋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清廷官方的认可。这对于实事求是地研究章氏学说的命运和晚清学术的实况或有助益。     

从牟宗三的朱子研究看朱子思想的现代性

（－）前言中国儒学的开山祖师当然是孔子，但因为他自谦“述而不作”，不但引起了抬举他的汉学家对他有不同的封号，或尊为“素王”，或称为“先师”，在学术思想上也引发一场今古文经学的论争。而晚於孔子一千八百年的朱熹，虽然只是为孔子《论语》作注解，而且声明他注解的每一个字都如在天平上称过，即孔子怎么说，他就怎么注，不轻一点，也不重一点；不高些，也不低些。这说明，朱子自信只有他才真正懂得孔子，也最有资格做孔子的传人。他不但用同样的方法注解四子书，而且注遍群经，其成就与贡献遂得到了极大的肯定。牟宗三先生在《心…     

学统建构与文论之争——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清代学人的学统意识比较明显.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成为清代文论的中坚.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     

从客观实证到主体精神——论百年章学诚思想研究中的学术转向

晚清民国以降,国内外学界对章学诚思想的研究颇为重视,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知却是充满分歧的.在百余年来的学术与思想的互动中,章学诚思想研究也随之发生了从注重客观实证到强调主体精神的学术转向.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方法论意义的新估价;对章氏学术主体性精神思想的发掘;对章氏现代文本论思想的阐释.     

毛泽东学风理论的发展历程

如同任何理论都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一样 ,毛泽东关于学风的理论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形成和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过程。它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而产生 ,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这一历程中 ,毛泽东对学风理论既做出过杰出贡献 ,又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但是他对学风理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而失误则是第二位的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赜

在乾嘉考据学风盛行时期,章学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跻身于考据学派,而是另辟途径,进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他承袭传统的"六经皆史"的命题,主旨是辨析史学著述源流,区分史学著述体裁,兼论利弊得失,目的在于廓清史学的发展源流,并非是要把"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更不能称之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折中与融合：重审明末诗学论争与学风特色

论及明代学风，学人多有党同伐异的印象，然相关论断不免失之于苛，尤其是对明末以来学风层面的诸多转变未曾究心。具体说来有三点应当引起重视：一则，“吾党”之中本就同中有异；其次“吾党”中人对“异”有明确意识，并已然暗含了消解“异”的因素；其三，因观念分歧而引发争论之事虽然不免，其同人也会积极介入，主动调停。职是之故，明末学风一改偏狭、霸道，呈现出折中、平和的的新貌。     

李绂方志理论研究

一、李绂及其方志活动 地方志,亦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类文化典籍,其历史如从秦汉正式发端算起,已有二千多年了。然而,对方志进行理论研究却出现得比较晚。一般都认为,清乾嘉时的章学诚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因为他创立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方志理论。但是,这套理论的形成除他本人方志实践之外,还与前人的修志经验分不开。事实上,在章学诚之前很久(至少可以溯源到东晋)就有人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