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政府教育投入对居民家庭消费的“挤入效应”

政府教育投入对居民家庭消费影响是挤出还是挤入,学界仍存有争议。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政府义务教育投入对居民家庭总消费及不同类型消费(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教育投入对居民家庭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具体而言,学校所处位置越倾向省会城市和就读重点学校与居民家庭总消费增长显著正向关联,对居民家庭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也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这表明,政府义务教育投入刺激了居民家庭总消费增长,并未以削减消费为代价。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义务教育投入对居民家庭消费的"挤入效应"会因城乡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基于全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0和2012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在全国25个省的5121个城镇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结合起来,考察城镇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持久性收入对家庭消费正效应要大于暂时性收入和家庭资产,不确定性收入对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参加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对家庭消费具有正效应,而现阶段参加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却有显著的负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低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对于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高于高消费家庭;不确定性收入对低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的负效应要大于中高消费家庭。医疗保险对中高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的正效应要大于低消费家庭,而失业保险则正好相反;养老保险对我国中高消费城镇家庭的消费支出负效应要高于低消费家庭。     

乌鲁木齐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及投资意向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疆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城市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家庭金融资产明显增加,同时投资意识也在增强。居民家庭资产是社会经济存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规模和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及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的投资意向对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国家统计局新回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与北京斯缔尔调查公司新疆分公司联合于1998年3月底对乌鲁木齐市常住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状况及投资意向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此次调查的对象涵盖了不同性别、族别、年龄、人口、…     

自然灾害对中国居民家庭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CFPS(2014)调查数据的研究

自然灾害是拉大中国居民家庭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CFPS(2014)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表明,自然灾害不仅扩大了受灾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受灾居民家庭和未受灾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也拉大了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意味着收入再分配政策不能只考虑导致居民家庭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常规性、系统性因素,而必须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要高度重视自然灾害对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大力发展灾害商业保险,要进一步完善医疗社会保险和救助,要将扶贫资源更多地配置于因灾致贫的居民家庭。     

当前农民家庭消费的结构性变化及导向对策

1994年,天津市农委会同农口12个区、县委农工部及高校专家学者,以市场经济下津郊农民的经济行为及心态为题,完成了一项百村千户居民家庭的大型综合性问卷调查。本文仅就其中有关农民各类家庭的消费结构作比较分析及对策研究。 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994份。1993年调查户户均年收入1.7052万元,年商品性消费支出0.5523万元;在农产品消费中,商品性消费占65％,自给性消费占35％。如果就不同收入档次、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家庭而言,其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则呈现不同的情况。     

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公众对经济信心增强

一季度大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收入感受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同比有所回升;房价满意指数环比上升,房价预期指数环比下降;物价满意指数略有回落,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下降;家庭月消费指数和预期月消费指数同比低位回升;投资理财产品意愿下降,关注投资高收益率的储户比例增加.     

城市家庭消费的新变化--以广东为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构建和谐社会离不了家庭的和谐,家庭的幸福与和谐必须有合理的家庭消费。家庭消费是反映民生的一个最重要指标,其显示度最强,与居民“幸福感”的关联度最密切。因此,学者对消费研究的聚焦,已经从个体消费转移到家庭消费。一、从数据看广东城市家庭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城镇家庭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广东为例,抽样调查表明,广东城镇居民家庭每人每月平均的消费性支出已经由1980年的40.48元,上升到1990年的165.32元,2000年的668.08元,再到2004年的891.23元;其中购买商品支出也从1980年的37.65元,直升…     

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较研究

居民生活水平是指特定历史条件下,城乡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资料需求的满足程度。世界各国一般用居民的人均收入、能源消费、日用消费品拥有量和生活服务水平等生活福利指标来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我国则主要利用收入和消费水平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居民收入水平不能反映其生活水平的高低。第一,居民收入不能完全用于生活。农民纯收入有一部分是用于生产性建设投资的,还有对家庭以外的赡养赠送支出。这些都不能用于家庭生活需要;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有一部分是用于赡养赠送支出的,购买股票也可视为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投资。这些也不能用于家庭生活。第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非完全来自收入。我国对城乡居民,特别是对城镇居民给予了大量补贴,涉及吃穿住用行到     

从投资和消费的对比关系看我国的新农村建设

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农村投资和农村消费是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就我国整体而言,农村投资不足、投资失衡导致的投资率偏低和农民即期及远期收入低导致的消费比率偏低的现实,已对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阻力,不利于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实现.深入追究其原因,既在于投资总量不够、投资结构效益低带来的投资比重和效率低的事实,又在于农民的即期收入低、就业具有冲击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宏观政策对其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强、教育等支出费用巨大引起的消费增长缓慢的现象.本文从我国农村地区投资和消费的对比关系出发,分别分析了投资比重和效率低、消费比率低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了提高农村投资比重、投资效率和消费比率的具体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启动上海中等收入阶层消费问题研究

我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局面 ,首先要解决如何扩大内需市场。近几年来 ,我国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及社会收入分配调控手段 ,支持国内投资消费和市场消费 ,但社会最终需求增长缓慢 ,引致投资与消费的乘数效应尚不明显。如何启动上海的消费 ,拉动上海的经济增长 ,必须采取投石激浪的方式 ,率先拉动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 ,取得扩散效应 ,才能尽快地达到预期的目标。一、上海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潜力分析　　 1 上海中等收入阶层划分及基本状况我们所要表述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其收入处于社会中等水平、且其实际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薪…     

家庭杠杆、企业杠杆与公共财政的时变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一个考虑内生性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效应测算模型,考察了1996—2018年间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对家庭和企业杠杆的影响效应及其时变特征.研究发现,政府投资与消费通过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导致家庭杠杆增加,这种效果在2013年后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偏高.政府税收通过降低企业收入迫使企业主动降杠杆;但长期上为了满足消费平滑安排需求,税收增加会导致家庭负担加重,由此抬高家庭杠杆.此外,政府债务发行由于挤占社会资源,抑制了家庭杠杆和企业杠杆,但2013年后该效应趋于稳定,并收敛于零.从时变乘数效应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增长、直接融资比例和房价波动等对八类冲击乘数效应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关系.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家庭收入结构影响因素探析——以中部地区农村为例

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投资,在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依靠家庭时,家庭收入也就成为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从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不同年份收入结构的变化、不同收入水平条件下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差别,以及家庭收入、生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性分析中,实证分析了家庭收入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结论认为,需要提高经营性收入,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人力资本;提高工资性收入,在转移劳动力中形成人力资本;调整产业结构,在产业拓展中形成人力资本。     

论民富就是国富

一、两种不同收入制度下的“国家富裕”在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当国家出现后，我们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一种是由国家更多地集中收入的分配制度，另一种则是由个人和家庭取得更多收入的分配制度．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相应地出自两种不同的“国家富裕”的基本观点，并且由此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国家富裕”，就应当是国家将社会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集中起来使用，都由国家的机关来支配，才是“国家富裕”；至于每个公民与家庭的收入，则只需要保持必要的消费和一定量增长的消费…     

中国城市各阶层的利益差距

本文以统计调查数据为依据，探讨了我国城市各阶层利益差距问题。文章首先给出了城市居民的贫困、小康、富裕三个收入标准；再以此为根据把城市居民划分为贫困、温饱、小康、富裕四个阶层；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现金收入、福利收入、家庭固定资产、家庭金融资产和消费五个方面对四个阶层的阶层利益进行了统计描述，进而对其利益差距进行了测量和比较研究     

我国低消费率与阶段性家庭支出

文章在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收入理论以及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考虑中国深刻的家庭观念,提出了阶段性支出和代际支出循环的概念。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家庭的收支行为以及资产价格、收入和消费率的关系,从新的视角提出对我国消费不足问题的解释和改革方向。     

兰州市居民收入消费系数分析

城市居民生活情况的分析研究.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家庭生活方式分析,城市居民货币收入分析.城市居民消费动向分析是分析城市居民生活情况的三个主要方面.城市居民的消费动向,即消费规模、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共同制约.收入消费系数分析就是在对消费动向研究的基础上把工作再引向一个深层次的研究,借以揭示城市居民收入消费中一些比例关系和相关关系.收入消费系数分析方法有几种,如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收入弹性系数、边际消费倾向系数等.本文拟利用1994年度兰州市300户城市居民家庭调查资料作一恩格尔系数、收入弹性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系数分析.一、恩格尔系数分析食品在生活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为了生存,先要“吃”,只有吃饱了,才有可能去工作和学习.收入少时,吃的差些,食品消费比重值大;收入多时,吃的好些,食品消费比重值小.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就越来越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1.城市居民食品支出所占比重1984年至1994年兰州市城市居民月人均消费食品金额有以下数据(元):28.80,30.74,35.69,39.52,49.41,57,80,58.64,68.23,73.70,85.98,     

不同收入层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需求变化趋势——基于AIDS模型的研究

本文采集了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AIDS模型对我国城镇七个收入层级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不同收入层级家庭消费结构分别依次从生存型向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及最富裕型有序演进.收入水平、消费支出、价格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原因.2011年各个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随价格波动相对比较稳定;衣着类消费比较容易受价格影响;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对价格变化却不敏感;随着人们收入等级的提高,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呈跳跃式增长,而且受价格影响较大;收入水平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教育投入和精神文化生活上的消费;居住价格对居住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结合城镇不同收入层级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应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业转型,调整制造业结构,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