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104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全面揭示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特征,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考察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及非线性效应。结果显示：产业创新能力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且东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稳定分布格局,且集聚类型总体呈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代表的“高-高”型,以及以中西部内陆省份为代表的“低-低”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既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实质式创新领域,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多体现在策略式创新领域;在政府创新资助单一门槛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效应。     

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

文章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切入,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维度考察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研发创新溢出效应最高,东部地区的转化创新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重要机制,其中转化创新阶段的中介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分别呈现正向的边际报酬递增和“N”型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非线性影响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门槛约束。     

政府研发支出是否有利于撬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工业行业企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政府研发支出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及其创新产出的静态影响机制与动态溢出规律，构建了一个从外生到内生的解释框架。以工业行业规模以下中小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首先，中小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有效关系，存在一定的门槛规律。当且仅当研发投入超过特定阈值后，才能释放正向创新产出，而研发投入不足无法形成创新产出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最大瓶颈。其次，政府研发支出具有特殊的动态调控器功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调节影响。中低适度的政府研发支出能够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形成互补机制，稀释创新风险，以“挤入效应”共生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然而过高强度的政府研发支出则适得其反，会弱化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造成一定惰性依赖。最后，规模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研发支出对大型企业的创新激励门槛低于中小企业，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溢出范围相对更广。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生产函数和因子测度公式测算了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碳排放强度，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关系；本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存在“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非线性影响，农业科技进步发挥了门槛效应，且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     

制造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空间相关性，采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对于经济情况不同的地区和技术含量不同的产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以广东省为例

一般认为,研发投入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关。文章基于广东省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全样本还是民营上市企业样本,R&D投入对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的三重门槛效应,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门槛区间内存在方向、系数值上的明显差异。同时,企业规模、企业营运能力以及资本结构等控制变量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股权集中度在全样本回归中不具有显著性。因此,政府整体上仍应鼓励企业加强R&D投入,具体方式包括直接补贴和间接税收优惠,对R&D投入位于低水平的民营企业而言,应侧重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的角度给予支持。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数字新质生产力、农业产业链延伸与共同富裕

文章以2011—2022年作为考察区间,选取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能显著推进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及大规模城市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助推共同富裕,农业产业链延伸在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在全国及东部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非线性动态影响;而在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则呈现正向“N”型非线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