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方法论的开放性

方法多元化的景象已次第呈现于中国宪法学研究中.于此背景中应运而生的规范宪法学,一方面主张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至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有意识地保持着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作为实践面向的方法论,它重视学理解释与有权解释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围绕规范形成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着方法的多元性;作为价值导向的思维,即使对于规范外的价值与事实亦保持谨慎的开放性.宪法解释学是中国宪法学者强调的另一股强音,通过两者的比较可进一步突显宪法学方法论的开放性取向:两者在核心立场上更多的是具有交叠共识,微小的区别仅体现在价值立场上的开放性形态.     

医疗保障的宪法规范论证

我国宪法第45条是医疗保障的宪法规范依据，通过解析该条文的规范结构，医保的规范内容包含了从抽象到具体的三个论证层次：医保的目的论证、制度模式论证以及对象范围论证。医保的目的是为陷入经济困境的患病公民提供经济援助，这种援助是公平与社会责任原则的要求。医保的基本制度模式是以政府为规划主体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方式；医保的对象应该是以弱势群体为重点的全体社会成员。在保障范围上，医保应以保障花费较高的大病为原则，适当放宽对弱势群体的保障范围，并应将疾病防范措施纳入医保范围。     

宪法解释学:作为宪法方法论的学问

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两种方法论,在实践面向、适用的场域、目的架构与本质上均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属于不同的方法论,宪法解释学属于宪法方法论,规范宪法学属于宪法学方法论.宪法解释学方法论具有独断性,而规范宪法学方法论则必然具有开放性.或许一切问题的焦点皆在于两种方法论的对峙以及对问题实质的理解上.     

普通法权限中的宪法解释

普通法发源于英国,但法学体系中的宪法解释学却是在美国起源并在普通法体系中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美国的宪法司法审查实践引发了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即法官宣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包括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无效是否合法,法官如何解释宪法,法官如何发挥能动性从而在审查立法行为时能做到多大程度的自我控制。通过分析可知,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目前也存在着许多解释宪法的理论、方法和方式,而对于司法能动性适合于何种情况却仍然是美国宪法辩论的中心问题。     

关于宪法阐释的几个问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和高全喜研究员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研究课题,继2007年4月在北京召开"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术讨论会(部分笔谈内容已经发表于《学海》杂志2007年第4期)之后,近期又召开了第二次学术座谈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会学者分别就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法治国家的标准、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宪政与法治的关系、宪法解释与宪法司法化,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课题组认为,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如何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印度之实践与争论

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具争议的;尽管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仍采用司法审查以限制修宪权的滥用,其中以印度最具特色.印度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的审查经历了不予审查、矫枉过正、基本特征基准的确立、基本特征基准的巩固与发展四个阶段.这引起了印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激烈争论.争论涉及各个方面,如宪法修正案是否为法律,修宪权与立法权的关系,此类合宪性审查的反民主性,等等.对宪法修正案合宪性审查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中国宪法学说史的概念与学术传统

在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中,相关概念的解析是一个基本前提.在宪法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推动宪法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学说的功能与演变.而学说史的演变首先需要阐明相关概念的元素与具体内涵.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解析构成中国宪法学说史的概念要素,为学术史研究的体系化奠定基础.     

美国宪法禁止溯及既往立法规定的司法实践与法律解读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9款禁止国会通过的溯及既往法律是仅限于刑事法律,还是也包括民事法律?宪法对此语焉不详。自从联邦最高法院1798年在考尔德夫妇诉波尔夫妇案中将此规定解释为仅限于刑事法律之后,美国司法界和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2012年3月6日,美国国会对《1930年关税法案》作了修正,将反补贴法溯及适用于2006年11月20日以来的所有相关案件。这一溯及既往立法再一次将这个历史悬案摆在人们面前。从美国两百多年的司法实践和相关的宪法修正案来看,国会通过的溯及增加权利的法案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通过的溯及减损权利,但明确规定补偿的法案,虽然遭到一些人反对,但是分歧不是很大。然而像《1930年关税法案》修正案那样直接影响到有关当事人的利益,却没有补偿规定的溯及既往立法,无论是从宪法条文的解读来讲,还是从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都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