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关于家庭对孩子需求的理论

<正>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腾飞,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已趋于稳定,其人口数量的自然增减变化就主要取决于生育率。由于生育决策最终是在家庭内部做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热衷于有关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的分析研究,他们以家庭为考察对象,争相探讨家庭收入与家庭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影响,从而促成了具有“新家庭经济学”之称的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产生。作为一派学科体系,与宏观人口经济学相比较,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在对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方面确实做了较为深透的分析研究,其中不乏一些颇有价值的理论。如加里·S·贝克尔(Cary S.Becker)的家庭对孩子的需求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最早出现     

孩子的价值及对孩子数量、素质和性别的选择

一 引言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探究和分析生育率的经济决定因素,提出了“生育率经济学”或“生育率经济理论”。最早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是列宾斯坦。50年代,他借助纯理论的简单模型第一次阐明决定生育率水平或降低生育率的机制。他认为,夫妇之所以决心生育孩子,只是由于孩子的边际效用大于边际负效用。得自孩子的效用有三种:一是直接得自孩     

孩子质量数量替代与持续低生育率

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即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和微观家庭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前者对生育率的变化起着决定性、根本性的影响，后者则是生育率波动的微观基础。与此同时，这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首先，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决定家庭...     

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变动:一个评论

“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下降”作为一个研究结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并被作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一个基本命题而写进人口经济学著作。然而,反观现实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印证这一命题,甚至有时是相悖的。经常被援引的例子是,中国苏南地区与广东地区同为经济快速增长地区,但人口控制效果不一,生育率差异显著。如果说“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下降”命题成立,那么,如何解释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差异?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的不一致。1990年代中国的迁移生育率发生了转变。     

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

人口老龄化现象主要通过人口转变理论解释,由于生育率下降不满足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设想,人口转变理论对人口老龄化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从制度的角度研究社会养老制度建立以后形成的"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对生育率的影响,以期解释人口转变结束后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从生育率下降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发现,在"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制度下,养子收益减少、养子成本提高、家庭养子资源比例减少,使家庭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提高养子成本、降低家庭养子资源比例,由于家庭缺乏养子激励,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老龄化。老龄化一旦形成,具有不断强化的机制。     

伊斯特林有关生育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在阐述有关家庭规模经济决策理论时,往往运用边际效用分析和消费者需求理论,尚未涉及生育的供给和需求分析。80年代,美国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A·伊斯特林①(Easterlin)提出了有关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伊斯特林和克里明斯在1985年出版的《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一书中,结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运用生育的供给和需求理论(简称供求论)来分析生育率变动的原因和变动趋势。本文简要评述这种供求理论。     

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分析理论框架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西方主流的人口经济学理论，都把经济发展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尽管双方对“经济”的理解不同；还有不少西方学者否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因为许多国家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点。本文同意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又是间接的，而且影响的路径和中介环节是复杂多样的，它决定了生育率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但并不能依此否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本文总结了有关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分析理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说明了这一框架的基本内容，并运用这一框架对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作一简要说明     

农村家庭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的作用

<正>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社会人口的变化。而家庭人口的变化,又主要受家庭功能变化作用的影响。因此,要全面了解和掌握人口过程的社会规律,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家庭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作用。一、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的作用所谓家庭的生产功能,是指在家庭范围内组织并创造物质财富的功能。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后,家庭在管理形式上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农业生产中的一切活     

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生产的社会最优化

西方人口经济学，尤其是以贝克尔（Garys·becker）为代表的新家庭经济学，已经从微观角度，广泛地研究了家庭、人口问题，取得了丰富成果。本文试图以其生育理论为基础，从宏观角度分析家庭生育和社会福利关系，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来论述：政府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无论在计划经济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中，都是社会福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必要保证。一、人口生产的家庭最优决策人口经济学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生育的决策权在于家庭（尤其是妇女），家庭能根据其家庭资源有限性的约束条件，以理性计量做出符合…     

公元2000年后世界人口展望

在今后二十年内,完成不发达国家的人口过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我们现在的能力能做得到的。联合国预计全世界人口在公元2110年会自行稳定在105亿。将来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其关键问题将取决于在什么时候人口可以稳定下来和稳定在怎样的水平上。为此,联合国提出了稳定人口的三种方案——高水平、中间水平和低水平——是分别以生育率不过分的、中等的和显著的下降为基础的。预计人口按高的生育率将会增长到142亿,按低的生育率将会增长到80亿。事实是低水平的人口总     

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文章阐述了总和生育率的来源、内涵及其理论基础,论述了人口粗、净再生产率表征更替生育水平与用总和生育率来表征更替生育水平的差异与不同;阐述了稳定与非稳定人口的差异和稳定人口理论的不足之处。文章指出,总和生育率属于稳定人口的指标,在度量非稳定人口的生育水平时,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性条件极强的指标,必然要与实际非稳定人口生育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正确认识以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涵义颇具现实意义。     

控制人口的关键是普及义务教育

影响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医疗卫生状况、人们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人口政策等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变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前,人口学界越来越关注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但是,在影响生育率的诸因素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地位到底怎样,人们并不是很明确的。例如“浙江生育率变动的分析”(见《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编)一文指出:文化教育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是影响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人口政策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然而,各个因素对降低我国当前生育水平的净作用大小如何、文化因素在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中又占据怎样的地位,该文的分析是不清楚的,缺乏进一步深入的定量分析。本文利用我国第三次、第四次人口普查、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历年统计年鉴资料对文化因素与生育率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制度与人口控制

一人口控制与生育率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已为许多研究特别是相关研究所证实。但是,对于这种关系的制度含义的了解却远不如这种关系本身清楚。事实上,人口控制中的制度问题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于在探讨生育率下降原因、人口控制效果乃至人口控制模式时,因缺乏足够的制度分析方面的证据而不能为人口控制与生育率变动之间关系提供较成熟的解释性理论框     

论子女的成本——收益关系与家庭生育决策

生育率的变动,既受宏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也受微观家庭经济状况所制约,因而,研究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必须兼顾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但在我国以往的研究中,从宏观方面研究的比较多,而从微观方面研究的甚少。实际上,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对生育率的变动起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因而,从微观上研究制约生育率的因素,对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理性与非理性的家庭生育行为

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对家庭生育行为的控制。家庭生育行为控制除了受社会、经济、文化、节育技术等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外,同时也取决于家庭夫妇双方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接受程度,对各种生育因素影响作用的反映弹性和行为态度。在接受程度、反     

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

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鲁茨等人的观点,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本文介绍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并从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分析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本身的缺陷,从理论上论证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笔者结合近年来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认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明和实践检验。     

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论追溯及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用

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追溯人口问题的理论渊源,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家庭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理论,对人口生育行为进行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用的分析,为解决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生育率转变研究综评

中国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实现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事实,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由于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时期正是政府大力提倡和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时期,在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都存在将这一下降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结果的倾向,而忽视了这一现象背后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既不利于深入的理论探讨,也无助于人口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个问题已引起人口理论界的注意,表现在对中国生育率下降原因的探讨,特别是对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文章逐渐增多。本文试图对这类文章作一综述,以期引起人口学界的进一步注意和讨论。     

论少生与快富的辩证关系

“三结合”是新时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希望之路,少生快富是寻求国策与民意结合点的有效途径。近几年来,推广“三结合”,抓好“三生”服务,实施少生快富工程已在神州大地蓬勃兴起,表现了很强的生命力,取得了明显的工作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是,也有人以为推广“三结合”走少生快富之路,在认识论上是人为地把人口与经济扯在一起,牵强附会的产物,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在经济上概括是:把政府以及各经济部门的成绩集中到计生一家:在工作上认为是计生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抓致富工程;在职责上认为少生是计生部门的事,快富是经济部门的事,汁生委少生快富一起抓,很难担此重任。针对上述分歧,笔者对家庭生育多少与致富快慢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调查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少生与快富的关系,论证了推广少生快富的必要性。 1 从不同类型的家庭人口规模与经济水平的调查看推广少生快富的必然性 1.1 从两镇一孩积存率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看,一孩积存率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一个乡镇一孩积存率越高,证明计生工作质量就越高,独生子女率就越高。这些一孩夫妇把主要精力从生孩子转到挣钱上来,集中精力发展家庭经济,加快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