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胡适曾一度将汪精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文治派的代表,以诤臣、诤友的身份襄助之,期望他能通过凝结坚强的文治势力,与蒋介石的武治势力相抗衡,推动中国政治走上民主宪政轨道。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胡适与汪精卫在处理中日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在民族主义的取向上,分歧渐趋明显,最终在政治上与之分道扬镳。梳理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诠释胡适的民族主义情怀,从另一视角解析胡适的自由主义风格。     

国民党再造派与《再造旬刊》

1928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反汪又反共的政治派别——再造派。它以《再造旬刊》为喉舌,公开阐明其政治主张: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反对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力主提高党权,削弱军权,限制蒋为党领导下的军事领袖;排斥汪精卫“左派”,鼓吹“全民革命”,攻击改组派的“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理论;叫嚣“反共救党”;对外主张“拒俄”、“联英”、“反日”。     

高宗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角色问题辨析

抗战初期,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暗中从事和平交涉,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他没有欺骗或背叛蒋介石,也没有诱使汪精卫上钩,让汪跳火坑,更不是“双料间谍”;他无意做汪精卫的代理人,却被日、汪利用;在日、汪“和平运动”中,他仍然企图实现蒋、日“和平”;脱离汪精卫,是其从事“和平交涉”的主观出发点与日、汪“和平运动”的进展相矛盾的必然结果。     

试评改组派的倒蒋活动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年冬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是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改组派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展开了旨在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系列活动,本文试通过分析改组派的倒     

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

在1927年至1929年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是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实行"分治合作".据此,他先是欢迎汪精卫到广州,随即因为汪精卫集团企图驱逐他而竭力剔除该集团,为此调停蒋桂关系,支持蒋介石复职.蒋复职后,他力促"蒋桂相安,共同北伐".在蒋竭力取消政治分会时,他与桂系一道坚决反对.湖南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妥协解决,认识不到蒋已经决计对桂系动武,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调停.由于蒋辜负了他的信任,他对蒋的感情破裂,从此逐渐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     

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汪、陈联合宣言》新议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同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协商”,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过去,对这个《宣言》似有定论.如,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宣言》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却竭力为蒋介石掩盖,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个宣言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工人阶级思想上的武装”;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认为:“陈独秀……不仅对于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惨案孰视无睹,甚至,对中外报纸关于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披露,也置之不理.相反,他竟然与从外国回来,正在和蒋介石密谋反共‘清党’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     

汪精卫是日本人害死的吗?

汪精卫的死亡真相,在汪毙命不久到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流传着被日本人害死的说法。1983年以来,又有人说汪精卫是蒋介石派人害死的。关于后一说法,蔡德金先生在《南京史志》1985年第6期中已作了较详尽的辨析:本文拟就汪精卫是否为日本人害死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说明。本来汪精卫的死亡,据当时公私记载是很清楚的。它不仅为当时伪国民政府1944年11月10日的讣告所证实,而且为陈公博在《八年中的回忆》所确认;特别是《周佛海日记》中作了大量详尽地记述。问题本来清     

论国民党改组派

国民党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成立于1928年夏,总部设于上海,许多省市都有其地方组织。其实际领袖为汪精卫。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召开,改组派上海总部便宣告解体,各地方组织也基本停止活动。1932年1月,蒋汪再次合作。蒋介石重新上台,汪精卫及其亲信又成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早已停止活动的地方组织亦不复存在,至此改组派彻底瓦解。国民党改组派自成立到解体,虽仅存二年时间,但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曾起一定作用,颇有影响。本文仅就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政治主张及其阶级实质略抒己见。     

奉安大典的政治观察:以蒋汪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孙中山葬事筹备与奉安大典为历史背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此时期的相互关系:政治合作与政治斗争,以及蒋汪在政治上的此消彼长,蒋介石最终如何牢固控制中央政府,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新领袖的全过程为中心,观察蒋介石是如何利用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其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并确立了其为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政治地位.     

论蒋介石个人权威形成的制度因素(1931—1935)——从责任内阁制到集权政治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政制改革,实行了责任内阁制,限制国民政府主席的个人权力,加强党权。很快,因孙科政局危机,蒋介石重新上台,与汪精卫达成了权力分配,实行军政分立。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蒋兼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个人权威确立,标志着集权政治正式形成。蒋个人权威的形成有其制度空间,主要是处理危局的政治需求、行政系统的非完整、国民党中央党部权威的缺失、制衡个人权力膨胀的制度空缺。这种基于个人权威的集权政治尽管有利于应付危局,提高行政效率,但阻碍了制度权威的建立,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与政党政治的真正实现,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     

试论从孙中山逝世至北伐前之蒋介石

从孙中山逝世到北伐前是蒋介石崛起的关键时期。本文对蒋介石在这段时期的崛起作了分析,认为,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另一方面蒋介石打着革命的旗号,玩弄两面派手法,打击左右两派,发展个人势力;同时,蒋介石的个人素质也是他在这个时期崛起的重要原因。     

1905—1907年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关系

在20世纪初的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中,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争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有一定的学理渊源。两人都重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民的学说,并以“民族”与“国民”为基本概念来分析民族不同同为国民的可能后果,作为各自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     

抗战时期国民党与日军军事战略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中，日军采取“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凭借强大的武力，“一击亡华”。国民党的战略指导方针为“持久消耗”。对此，蒋介石解释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①从中国土广民众敌人不能灭亡我们的思想出发，国民党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就是首先在各战区实行节节抵抗，在逐步消耗敌人的情况下，实行战略退却，积蓄力量，转入战略反攻。在作战的地域和战线上，蒋介石最初设想以长江流域为主体，以西南为大后方，作韧劲持久的抵抗。武汉失守以后，又提出把平汉线粤…     

论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的嬗变

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的产生、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其阶级的、个人的主观原因以及客观上日军的进逼和日本政府的诱降,使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发生蜕变,成为投降主义,最终背叛了国家和民族。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具有产生早、时间长、危害性大的特点。     

论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的扩张

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扩张的过程,是民国政治由寡头政体向独裁政体转变的过程,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发生异化的过程。蒋介石利用“剿总”、“委员长行营”等军事指挥机构对各级政权的渗透和扩张,凸显了军事集团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强化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使得民国政治重新返回“军政”状态。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干扰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正常的政治运作,阻碍了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而且还扼杀了处在萌芽状态的地方自治运动,造成“国家权力”的畸形扩张和“民权”的萎缩。他通过对许多地方各级政权党政军事务的牢固控制,架空了汪精卫领导下的中央党政机构,最终在1935年实现了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其代价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逆转。     

史迪威事件新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采取了比较积极地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政策,以取代参战前对日侵华妥协的政策.为了使中国继续有效地抗战,加强中美军事合作和对蒋介石政府的监督控制,美国政府派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于1942年1月来华.约瑟夫·W·史迪威(1883—1946),是美国西点军事学校毕业的职业军人.1920—1923年美陆军部派他为语言官来北平学习华语,1935—1939年任美国驻华武官.他通华语,识华情,不但有深刻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而且是一位忠实于美国利益、处事认真、性格刚毅自信的军官,是(?)军中有名的“中国通”.因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认为他最适合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美国政府想借史迪威之手控制蒋介石集团,以美援为手段促使蒋介石政府全力以赴地抗战.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这位参谋长是国内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影响、又只是一个在别人的授意下盖橡皮图章的顾问,他只是帮助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的现状.这与史迪威的使命恰恰相反.因此,史迪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高扬了爱国主义

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倡导并促成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扬爱国主义的表现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之以屠杀政策。共产党揭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旗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国共严重对峙。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就提出要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1932年“—·二八”事变后，又提…     

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认识的历史蜕变

汪精卫一生的思想、行为复杂多变.从1905年他在<民报>发表文章,至抗日战争时期,其对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民报>时期大力宣扬三民主义;国民党改组时期对三大政策由不甚理解到坚决捍卫、执行;蒋汪对峙时期对三民主义进行实用性和功利性歪曲;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亲日卖国的所谓"三民主义".至此,汪精卫对三民主义的歪曲和肢解,表明他彻底背叛了三民主义,并彻底背叛了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