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葛亮历史人物的评价

从公元181年到280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统一与分裂较量的历史进程中，诸葛亮所处的历史时空即为大争时代。在此历史背景下，以大历史视角的方法考察诸葛亮的思想、理论规划、社会实践及效果，从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互为表里、诸葛亮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大争时代诸葛亮的历史定位三个方面来评价他。     

汉水流域与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战略

横贯陕南、流经鄂豫的汉江为长江最大支流 ,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河之一。先秦元典文献中常以江淮河汉并举 ,两汉三国时期又以著名的帝王之乡和军事战略要地为兵家必争之地。张绣割据南阳、曹操西征汉中、孙权袭取荆襄 ,都带有争夺、控制汉水流域的意图。诸葛亮自少年从琅岈流寓荆襄 ,曾在汉水中游的襄阳生活十年之久 ,从隆中以《草庐对》出山辅佐刘备打天下到五丈原临终前遗嘱葬汉水上游沔阳定军山 ,可谓出也汉水 ,归也汉水 ,一生与汉水流域息息相关。在诸葛亮的政治地理与军事战略思想中 ,汉水流域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孟德斯鸠社会历史观述要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表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他的基本原则或立场是坚持和维护人的自由、平等和个体独立性。他对自由的强调是相对于上帝而言的。他指出,人是不断违背上帝所制定的规律而生活,并且更改着自己所制定的规律。他对人的平等的强调特别表现在奴隶制问题上。他是一个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他在强调个体的独立地位时,坚决反对将公共利益同个人私益对立起来,反对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上。他指出,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该用民法来处理,这时政府和公民个体的地位是对等的。此外,关于人的自然状态的思想也是其社会历史观的一个基本内容。     

价值论与社会历史观的内在契合

价值论与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规律、人的本质和历史主客体理论、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理论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一方面,要使价值理论研究向历史观高度提升,形成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对历史观的研究也要向价值观的高度提升,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历史观。只有通过这种双向的建构,才能真正理解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论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只见经济关系而不见人,这是一种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性则在于人自身的需要,根本旨向就是要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只有以这样的历史观来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用这样的历史观为指导来确定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科学的态度.     

贾谊社会历史观析论

贾谊认为:历史是呈阶段性变化的,并且往往由渐变而至突变;而导致历史变化的因素则天人皆有,人的因素包括君、民、臣、道、诈力等,另外经济和地理环境也在历史的变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贾谊对历史变化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发挥,也有了朴素的认识.     

老子的社会历史观与治国思想

从社会历史观与治国论的视角探讨老子的道德论,可以发现老子的道、德、仁、义、礼五种社会形态是依五行相胜的框架建构的;他对礼治社会的抨击及其对无为而治的理想的道治社会的憧憬,以及他在治国方面提出的种种设想,无不浸润着道德之义.     

论社会生活中的诸葛亮

社会生活中,历史上的诸葛亮不过是普通人。从建安二年(197年)开始,诸葛亮便开始了十年的耕读生活,从事农业劳动之余,诸葛亮读书游学,并同襄阳的亲属和师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躬耕磨砺了他的意志,读书锻造了他的智慧,而通过游学结交名士为师友则为其出山做好了铺垫。婚姻家庭方面,诸葛亮娶丑陋的才女黄氏为妻。他重情重义,严格教育子女。在个人品质上,无论是在作风廉洁还是开诚布公等方面,我们都不难感受到诸葛亮的高风亮节。诸葛亮不仅受到了当时百姓们的崇敬,同样也值得今人敬仰学习。     

论孙中山的进化思想及社会历史观

为了考察孙中山的进化思想,采取了文献解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其进化思想的研究,明确了孙中山进化思想的渊源及其对社会历史观的主要看法。孙中山进化思想的渊源主要包括达尔文与赫胥黎的进化思想、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以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孙中山对进化论进行了吸收与改造,并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形成“突驾”说与“互助”论,认为“互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道德思想进化的根源。     

论康有为的进化思想及社会历史观

康有为进化思想的渊源主要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和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以及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康有为对进化论进行了吸收与改造,并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一套系统的“三世”进化理论,其渐进说与革命派的突变说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     

从诸葛亮的举措成败看其忠君思想的体现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治理蜀国,力图以一州之地复大汉皇朝。他在强烈的忠君思想的支配下厉行改革、依法治国;发展屯田、务农积谷;平定诸夷、稳定政局;厉兵秣马、挥师北伐。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和胜利,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抱负。     

边缘区域国家认同建构——以诸葛亮边疆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蜀汉立国之初,南中地区方土大姓和夷帅据土不宾,维持边地的稳定和构建边疆民族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成为这一时期边疆治理的核心。诸葛亮在治理南中之时,秉持和抚怀柔的德化思想与因俗而治的羁縻之策,采取了重建郡县、重用大姓、发展南中经济等多种举措,力图将国家意志汇聚于边疆地区。在王朝力量和国家意志不断深入边疆地区之际,包括汉族在内的南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进一步加深,国家认同也日益增强。     

转型期政治道德实现的条件和途径

得到遵守和实现是政治道德的生命,而当前我国处于转型期,政治道德的实现需要具备特有的条件;另外,政治道德的实现途径至关重要,只有探索发现实现政治道德的条件和途径,我国政治道德的实现才能付诸实践,政治道德状况才能提升.     

同意的概念及其政治意蕴

在解释公民与国家的新型关系时,由于存在历史事实上的困难,诉诸“明确的同意”（overt consent）显然不那么成功,诉诸“默示的同意”（implied consent）似乎更合理。然而,问题在于,按照后者,要保证同意的效力,就必须以“自愿性”或者“意图性”为必要条件,可现实的情况却未必都是如此的,因为人们对政府的行为予以默认的理由有时是非常“工具性”的。      

从托孤看诸葛亮集权治蜀

刘备托孤之言实际上是对诸葛亮的放权与扩权的表现,是授予诸葛亮比李严更大的权力。作为托孤大臣之一的李严淡出政局,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刘禅即位后,诸葛亮开府治事且领益州牧,整合蜀汉政权多方政治力量,团结、协调政权内部结构关系,凝聚物质力量和精神意志全力兴师北伐,是其集权治蜀的需要和体现。     

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路径

中国的历史研究自古以来甚为发达,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但在清末民初时,由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史学革命,对政治史提出了挑战,但对政治史研究的本质并没有很大改变,它仍然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机械描述,从而让人们无法领悟到中国政治运作的那种诡谲以及其与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政治史在实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宿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史式微,而社会史则进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俨然成为了一种史学范式,但当下的社会史研究好像为自身规定了一条准则——摆脱政治史。这也是社会史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忘记了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撇不清与政治的关系,脱离政治史的社会史,无疑是缺乏高度和深度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社会史不但有能力去研究政治史,而且相信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     

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干涉”概念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干涉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学者们对"干涉"概念内涵的争议一直倍受关注。虽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人们已经接近达成对干涉概念的定义的普遍共识,但追求一个更加严格、科学、专业、准确的干涉定义的任务仍未完成。当前,对于变化着的国际格局的讨论,更加要求人们明确干涉概念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