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戒律精神述论

在藏族地区绝大多数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戒律对藏族群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藏传佛教戒律精神的主旨之一是止恶扬善,促进和谐。藏传佛教戒律以自己的伦理道德规范谋求对社会的净化和升扬,弥补社会法律之不足,以期建立一个善良和谐的社会,这就是藏传佛教戒律精神的积极社会意义。     

禅宗伦理的特征初探

禅宗伦理是禅宗教义与实践中的道德准则与道德规范。唐宋时期,伴随着禅宗的创立与兴盛,其伦理思想在继承印度佛教伦理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其特征体现在兼容性、入世性、内向性与创造性几个方面。     

道教戒律的伦理道德思想

道教戒律是道教为了自身的巩固和发展,要求信徒遵守的思想原则和行为准则。道教戒律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甚至人与自然等广泛的关系都提出了相应的伦理思想并制定了相应的道德规范,该伦理思想随着道教的发展和教化过程,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伦理学的视角,对道教戒律的具体条文进行归纳整理,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道教戒律和道教伦理思想有一种新的认识。     

论道教戒律伦理思想的特色

道教戒律的主体是伦理道德思想,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其特色主要有神圣性、自度性、层次性以及在心的一念处下功夫、禁欲主义色彩浓厚、三教融通等。     

禅宗语言观初探

一在二十世纪的禅宗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入矢义高创立了语言学派。他们把禅宗语言当作珍贵的活化石,把汗牛充栋的禅宗典籍视为一座语言宝库。这种禅宗研究的语言学方法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因为禅宗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语言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所以中国的禅宗学者可谓天生丽质,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本土优势,对禅宗语言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硕果累累,为禅学的兴盛,为东学西渐作出了贡献。禅宗研究的语言学派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法国思想大师萨特指出:“语言不是附加在为他的存在上的现象:它原本就是为他的存在,就是…     

论王维的禅宗思想及其诗歌的禅宗意象

儒、释、道三家思想错综复杂地作用于王维思想中,使其思想和行为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矛盾现象。积极入世、入世存身的儒学传统和封建帝国鼎盛时期的盛唐气象使他半生进取,好佛而不佞佛;道教和道家哲学的超然出世、逃俗清心、清心寡欲,他只选择清心,但不逃俗、不寡欲;佛家的悲苦厌世、遁世救心,他只选择救心,但不遁世;他亦官亦隐,既入世存身,又清心、救心。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既有社会心理结构和文化心态的原因,更可从“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的禅宗真义和诗歌的禅宗意象中得到释解。     

试论禅宗在吐蕃社会的传播及其影响

从藏王松赞干布时起,汉地僧人就通过不同的渠道不断进入吐蕃社会,致使汉地的佛教思想在吐蕃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直至以摩诃衍为代表的汉地佛教禅宗顿门派传入时,使这一影响达到鼎盛。虽然在“顿渐之诤”中摩诃衍失败,但汉地禅宗教法对吐蕃社会的影响并没有断绝,并一直影响到后弘期形成的一些宗派体系和思想     

信仰与地方社会:唐中叶以来禅宗三大祖庭在宜春的文化建构

宜春是禅宗圣地。禅宗传入宜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三个派别。禅宗之所以能在宜春落地生根,蓬勃发展,首先得益于宜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禅宗传播者在弘法过程中建构了一整套灵验故事,促进了信仰的拓展;再次,宜春地方官员、士绅、大家族成为禅宗发展的经济支撑和重要推力;最后,禅宗巧妙地与宜春当地民间信仰糅合在一起,获得了民众的信仰心理认同。禅宗正是在不断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完成了在宜春的文化建构过程,并生根开花。     

禅宗思想与冯友兰的“天地境界”说初探

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对佛教有着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禅宗思想也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对其人生道德哲学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及其修养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结构的双重性与社会利益结构的演变

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具有双重性结构即职能性结构和利益性结构。社会的职能性结构,又称功能性结构、技术组织管理结构。社会的利益性结构,则指的是人们的不同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在社会的职能性和利益性的双重结构中,利益结构更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社会利益结构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从总的趋势看,人们的社会利益将经历一个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历史进程。     

禅宗悟论“自得”观与宋代诗学“自得”范畴的建构

“自得”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范畴,北宋时才开始被引入诗学领域。这时文论家们主要是以“自得”在传统哲学中的含义为基础,来建构其在诗学中的内涵。但自北宋末年起,这种建构方式发生了转向,文论家们转而从禅宗的悟论“自得”观,汲取营养来阐述“自得”在诗学中的含义,并分别赋予了“自得”三个新的诗学内涵,从而稳步确立了“自得”在诗学中的范畴地位,使“自得”平稳地实现了向诗学范畴的转化。     

论社会结构变迁视域中的社会发展

社会结构的本质是历史时间,社会结构变迁乃是历史时间的流动。在历史时间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单元。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有着具体而丰富的表现形态,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具体化地表现为对历史前进承担着不同角色的社会成员。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急剧发生的时代,这个主体被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抽象的社会基本矛盾并不能引导发展具体问题的解决,对处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而言,社会基本矛盾往往表现为现存经济体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态,在中国现阶段则表现为体制转型的具体运作。     

论社会结构视域下社会建设的推进

调整社会结构是推进社会建设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讲,众多社会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结构的矛盾。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因此,必须把解决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来抓。具体来说,就是要解决好城乡二元化、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失衡、利益关系不协调、社会管理不科学等矛盾。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所反映的戒律问题

新疆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其壁画内容主要有本生、因缘、譬喻等内容,从壁画内容上分析,是小乘佛教戒、定、慧三学在佛教实践中的反映.根据佛教"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划分,这些壁画内容都属于律藏系统,这些故事画绘在石窟中,起到强化戒律、静思禅定的作用.龟兹地区出土的有关戒律方面的经典,这与古代龟兹地区一向戒律严谨是相一致的。     

论中国禅宗的休闲境界

中国禅宗的休闲境界总体上以自然适意、随缘任运为特征,但因不同禅师切入境界的角度有歧异,故其具体内涵又有着侧重不同的表现:"平常心是道",意味着消除了种种分别妄想,在日常行用中保持轻松自然的休闲心态;"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地",意味着对禅者来说,时空因素并不构成结构性休闲障碍;在禅者看来,万法本闲,物我一如,故人与万物能各适其性地自在相处;禅者的游戏三昧更是一种不同凡俗的休闲境界。     

论禅宗对苏词的影响

禅宗堪称中国化的佛教，它影响中国一千余年。苏轼的词中，禅宗人生如梦的本原论、随缘自适的处世观昭昭在目。禅宗的天命论与天道轮回成就了苏轼物我两忘、寄情山水的美词；佛禅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使得苏词在"劳生一梦"的知解中间常点染出"休将白发唱黄鸡"的明丽色彩。     

试论禅宗与柏格森的直觉思维

禅宗的直觉观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这两种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却具有诸多相通与契合之处。本文将从探寻两者直觉思维的源流开始,立足于直觉观的本体论意义、直觉主体的共识以及直觉视域中的时间观等视角对其予以阐释,通过对两者在差异中所存在的契合的观照,阐释其异曲同工之处。     

论社会信息化与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也加快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这将引起社会结构的转型。生态结构、自然结构、组织结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等等,都会发生较大的变更和变迁,它所唤发出巨大的社会变革力量,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禅宗与词的通俗化走向

所谓词的通俗化是指词的内容上贴近日常生活、语言上白话家常、风格上通俗谐趣等.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明禅宗对词的通俗化走向产生的影响:一、态度上: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二、立意上:以平常心写平常事;三、语言上:口语白话,戏谑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