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中国罪刑法定的萌芽

罪刑法定是产生于西方的刑法原则.古代中国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学界存在长期争议,这需借助西方法律知识加以把握,更需以理解、尊重古代法律文化的心态进行解读.罪刑法定思想及其实践在我国争鸣时期萌生后,对唐、清等各个朝代的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刑事案件社会结构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初探

刑事案件社会结构对司法场域运作过程存在影响,这种社会异质性因素对司法裁判的作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存在紧张关系。以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可撼动的\     

“积极罪刑法定”质疑

我国刑法第三条前段规定的“积极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精神,仍然体现了传统的国家本位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有罪必罚”,法律缺憾的客观存在要求司法者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刑事政策中的“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展开,更是对“积极罪刑法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结论:刑法对“积极罪刑法定”的规定是不合适的。     

同罪异刑及其控制

我国刑事司法中客观存在的同罪异刑问题，是社会较为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对同罪异刑不能作笼统否定，同罪异刑的产生原因有两个方面（即法律原因和非法律原因），控制同罪异刑的对策应主要从消除法律弊端入手。论者立足消除法律弊端提出了控制同罪异刑的两种办法（即法律控制法和司法控制法）。较之过去对此问题的讨论，论文的视线有所扩展，注意力有所转移，于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有参考意义。     

罪刑法定视野下犯罪学与刑法学关系的研究

刑事一体化作为一个矛盾综合体 ,其各要素之间地位作用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矛盾体的性状。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在刑事一体化这一综合体中是主要矛盾。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学的价值所在 ,而犯罪学的研究亦应遵循这一人权保护原则。在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处理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应以刑法学为基础 ,以犯罪学为先导 ,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罪刑法定与行政法治的关系协调

应当正视行政法和刑法的共性和差异性,以良性的行政法治为基础,实现符合实质正义要求的刑事法治。刑法和行政法诸多差异的根源在于其基本原则的不同旨趣:一是"法"的指导原理不同;二是"法"的渊源范围不同。在立法层面应当注意:刑法的空白罪状援引行政法补充的合理范围;小犯罪圈模式国家刑法介入行政管理的合理限度。在司法层面应当注意:行政法的修改对犯罪构成司法认定的影响;从实质上把握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引用行政法规范性文件解释刑法时应当慎重审查。     

试以历史沿革为视角论罪刑法定之内涵

罪刑法定从一种学说到一项基本刑事法律原则,几百年的历史演进完整地揭示出它的根本内涵。但是,由于罪刑法定原则迟迟才进入我国刑事法律规范,对该项原则理解和适用就缺失了严谨性和统一性,以致在一些个案中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法律的权威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从罪刑法定看中国刑法的现代化

罪刑法定原则是在近代启蒙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刑法基本原则,由于其核心是人权保障,所以它成为法治社会刑法的标志,也是现代刑法与前现代刑法区别的关键。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研究视角,对我国20世纪刑法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进行梳理,对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再读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功能的关系出发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整个刑罚体系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作用与刑法功能的比较分析，阐明了罪刑法定原则区别于刑法的双重功能，仅具有保障人权的单一作用，并基于此对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论犯罪形势与刑罚轻缓化

目前我国犯罪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重大责任事故类犯罪与暴力犯罪特别突出。有学者因此反思严打政策,并主张刑罚轻缓化,认为刑罚轻缓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刑罚轻缓化的概念并不明确,刑罚轻重取决于罪行轻重,现代刑罚的本质特征依然是严厉性、痛苦性,只不过是刑罚方式发生了改变．刑罚并没有轻缓!刑罚的发展变化最终由刑罚的本质所决定,不应随什么潮流或者趋势。应对目前严峻的犯罪形势,必须坚持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均衡三大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死刑观念论要

中国古代的死刑观念可以概括为复仇观念、刑罚报应观念、威慑观念、慎刑恤刑观念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纵观中国古代死刑观念的发展,虽然其总体上向着宽缓、人道的方向发展,但在根本上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保辜制度探析

本文描述了保辜制度从起源到清末结束的历史沿革,试图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保辜制度和保人制度以及司法鉴定制度的相互关联。以期梳理出保辜这一历史制度在古代发展和演变的基本情况。希冀对我国当今的保释制度和维护受害者利益等方面有所裨益。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理念倡导

单位犯罪刑罚理念是单位犯罪刑罚制度设计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单位犯罪刑罚理念基于残缺的客观说,严重影响了刑罚效果的发挥。应该提倡基于主观说的客观主义的单位犯罪刑罚理念。刑罚不仅仅是社会基于道义施加的行为强制,更应从受刑主体角度考察其实际刑罚效果,从而达到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的统一。     

论刑罚的犯罪预防功能

刑罚和犯罪都是历史的产物,二者相伴而生。刑罚的本质属性内在地决定其具有预防犯罪的作用,刑罚在将刑罚本质外化的过程中实现预防犯罪的作用。但刑罚功能具有局限性,需要其自身的完善以及综合运用其他手段来突破这种局限性。而预防犯罪被主观化为刑罚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刑罚立法和司法的日益发展和完善。     

略论中国古代毁坏河防堤坝犯罪

我国古代对堤防安全极为重视,国家张官设吏,严明法纪,并专设"盗决堤防"和"失时不修堤防"罪名,以惩罚犯罪,同时,也制定了严格的堤防维护保养制度。     

数额犯未遂的可罚性研究

我国通说认为数额犯未遂可以处罚,并将其可罚的根据置于犯罪结果的危害性上。但是,就数额犯未遂犯而言,它的可罚根据在于未遂行为对财产、经济法益较大范围的威胁。这是因为数额标准对未遂犯的可罚根据亦有限定作用,只不过较既遂犯而言,由既遂结果的危害性转移至未遂行为的危险性上。据此结合刑法第13条的规定可知,数额犯未遂犯成立需要数额情节严重这一特别条件:所谓的数额情节即是未遂行为危险所及的数额范围,所谓的严重即较既遂结果的数额范围更加大。     

论社会机制与犯罪的关系及其防范对策

社会机制的不健全影响和滋生犯罪的发生。改革开放使我国产生了发展上的飞跃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伴随而来的发展中的社会机制产生犯罪的问题和隐患。要想谋求更协调高速的发展 ,就必须认真地分析、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犯罪是一个综合性的病症 ,因此 ,我国对犯罪采取的对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简论经济犯罪与死刑

我国是世界上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极少数国家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犯罪也日益严重,立法机关希望通过死刑的适用来遏制经济犯罪。但事与愿违,死刑的适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还违背了刑罚的目的和罪刑均衡原则。因此,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废除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规定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并附加适用财产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