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现代司法过程中的商谈伦理

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和其他审判参与者的交往活动主要是通过理性的商谈来互相作用,并且通过这样的一种商谈活动来共同构筑法律事实。在现代司法过程中,商谈伦理能够化解冲突,容纳多种价值目标;能够保障民主,提高司法效益以及揭示未来诉讼模式的走向。     

对商谈伦理价值的再审视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希望通过交往双方真实、真诚和正当的商谈途径,为道德共识寻求到一个规范性的前提。商谈伦理学为谋求道德共识所作的探索,对于解决价值多元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实现社会有机整合富有启示意义;但商谈伦理低估了交往的社会构成和它所受到的社会限制,把型构伦理共识的使命完全托付给语言,指望凭借语言就能"包打天下",有明显夸大了语言作用的嫌疑。     

商谈伦理之维——哈贝马斯的伦理学解决方案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设计,只有在对启蒙的反思与重构中才能找到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他通过重构商谈伦理,诠释了道德的内涵,构建起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基础。依靠理性的信服力,通过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旨在达到一种自由的商谈。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而他所主张的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即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也正是在这种商谈伦理所达到的道德共识中,普遍化原则实现了理性的统一性,使商谈伦理得以可能。     

论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

"交往理性"是理性的崭新形态,它再次张扬了理性价值。以交往理性为根基所形成的道德实践即为商谈伦理。商谈伦理是交往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依从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基本价值规范而达致相互理解的过程,它能够克服"道德分化"的困境,形成非强制性的伦理共识。而伦理共识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面对差异与分歧时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宽容、相互包容。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以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映现着哈贝马斯在伦理学探究中的反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神以及对互主体性原则的坚持。通过赛博社群成员之间的商谈建构赛博空间商谈伦理,需要理想的商谈环境和伦理商谈机制。赛博空间商谈伦理建构的难点和落脚点在于赛博空间道德主体的建构。     

哈贝马斯论民主的商谈原则与类型

哈贝马斯不仅系统探讨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哲学规范基础,而且还详尽探讨了商谈民主实现的方式——商谈原则和商谈类型。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与法律形式相结合,形成民主原则。民主原则能够保证公民的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理性协商,这种理性协商依次采用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及法律商谈四种类型,最终形成合理的政治意志,由此也证明了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性。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研究

作为治理的协商民主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治理呈现社会共识、商谈伦理、利益均衡三个层面的需求。在现实社会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以多层次协商制度体系为依托有效整合观点与诉求,以良性互动为纽带保证政治输入影响到公共权威部门,形成社会舆论推动社会共识达成;在伦理层面,沟通商谈伦理内蕴我国伦理道德传统,实现传统伦理向构建社会新秩序的现代商谈伦理转换,营造协商而不是暴力化解矛盾冲突的商谈伦理氛围;在具体利益冲突情境之中,切实考虑矛盾冲突各方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各界达成广泛共识的舆论压力之下倒逼冲突方通过利益的协调化解现实矛盾,构建利益均衡长效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经济与伦理的两种言说

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有两种言说,以经济活动为对象的言说和以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为对象的言说。经济活动本身没有伦理性,参与者行为才是伦理问题的发生地,前者是价值中立的,后者可做伦理评判。以往的言说多没看到经济与伦理关系中"经济活动"和"参与者行为"的区别,二者的混淆导致对经济和伦理均为不利的结果。在中国,以1978年为界,先后有伦理影响经济、自身也被扭曲,和经济影响伦理、自身也被扭曲的现象发生。给我们的教益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如果被实践证明最有利于创造财富同时也带来许多伦理问题,则应当在维护而不是否定这种经济活动(方式)的前提或基础上,矫正参与者行为,这种做法或许短时不能立竿见影,却既有利于经济,也有利于伦理的长治久安。     

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解构和建构:对普世价值建构方式的理性思考

迄今为止 ,对于如何建立普世价值 ,有三种典型的观点 :“人性论”方式、“启蒙心态”方式和“商谈伦理”方式。以上三种方式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宣告了它们的破产 ,从而“解构”了它们。而实践方式 ,是建构普世价值的唯一合理可行的方式     

从讨价还价到求同存异——谈判与对话的政治哲学

谈判,也可以称之为讨价还价;对话,也可以称之为求同存异。从讨价还价的谈判模式到求同存异的对话模式,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前提:首先,需要设定公共论坛的场所约束和商谈伦理的规范约束,公共论坛和商谈伦理可以理解为使对话成为可能的言语场所和行为规范。其次,需要扬弃通过提取公因式方法获得的金规则。金规则是通过提取公因式方法获得的最小共识,其局限性在于其抽象性,只能达到程序共识、原则共识,不能达到具体共识。由此,只能以求同法和存异法来获得具体的共识。求同和存异在一个具体对话过程中表现为辩证关系,求取共识必须以悬置异见为前提。求同法和存异法的定律表明,在整个文化价值的取向和导向中,求同仍然应当以存异为前提。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价值论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整体,包括价值论、规范论和实践论。其中,价值论是政治伦理的观念或理念部分,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灵魂,它直接规约着政治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和政治伦理的实践指向。本文仅对其价值论进行分析,从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目标三方面进行探讨。     

法律行动理论的建构——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阐释

行为是已经完成的行动,行动则是动态性的、过程性的行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及其法律商谈论认为,法律并非静态的行为系统,而是动态的行动系统。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行动,在于付诸实践,法律是通过参与者的行动(交往、商谈)而实现事实与规范的互动。基于这一理论,可以重新界定法律的基本特征,即法律具有互主体性、相对强制性与自治性,并通过立法商谈与商议式司法,建构一种全新的法律行动理论。     

科学的伦理意蕴

作为人类文化的有机因子,科学与伦理是相互联系的。科学知识内在地与伦理道德价值相结合,“伦理驱动力”不仅是“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而且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活动的内在要求。作为科学发展的主体,科学共同体具有伦理的本质和特性,而且日益发展成为伦理共同体。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伦理道德的考量成为科学合理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与伦理并不是截然二分的,科学在本质上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     

伦理-经济概念互释中的意义对话及其价值异化

伦理—经济的概念互释与理论移植是指伦理学与经济学在概念、理论方面的相互诠释和相互移植,它是20世纪学术发展走向辩证综合的重要表征。互释与解释的过程,是“意义”对话和商谈的过程,也是价值让渡和价值互动的过程。但是,由于“意义”“理解”中难以避免的“过度解释”,以及“价值霸权”的现实语境,使互释与移植逻辑与历史地潜在价值异化的危险,“价值殖民”——“价值霸权”——“价值异化”,就是它的一般轨迹。意义对话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价值异化的危险性,使伦理—经济概念互释与理论移植处于选择的二难之中。超越二难的创造性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智慧就是:价值生态。“价值生态”的要义是:以伦理—经济的价值生态的建立,而不是以伦理学或经济学某个学科的意义实现为互释与对话的价值目标;以生态法则进行伦理—经济的意义对话和价值互动。由此,互释与移植的过程,便成为由伦理—经济的生态互动而进行的新的价值创造即生态价值的创造过程。     

交往与协商:工程伦理的一个新向度

在功利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利润最大化成为衡量工程活动合理性的主要依据,工程由于纯粹追求利润而不可避免地工具化了,其"善"的向度因此严重缺失.而现实中公众对工程师的普遍批评与质疑表明,奠基于工具理性之上的传统工程伦理已经陷入困境,工程伦理观的转变已势在必行.商谈伦理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对话取代独白,为工程师共同体走出伦理困境提供了可能性的视角.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互联网公共论坛已经逐步成为新型的"公共领域".为建构商谈式的工程伦理带来了新的空间和机会.     

破解后官僚制合法化的伦理谋划

西方公共行政的组织理论意向是谋求替代韦伯范式官僚制的后官僚制。后官僚制的合法性离不开伦理的维度 ,后现代主义力图实现道德的无根化或祛伦理化。拯救现代性的意向是启动商谈伦理或美德伦理 ,他们都建构在民主的载体之上 ,但民主的形式却是多元化的。     

全球化语境下儒家伦理的自觉

全球化伦理对我国而言,就是基督教伦理价值理念与儒家伦理价值理念的整合。全球化伦理不可能脱离各国的价值取向,因此,一切建立超越各国价值取向之上的全球伦理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只能是各种伦理的共同内容的集合,不能寄希望于别的民族的容忍与宽大来获得自己的发展,而是要努力去参与建立一个适应我国发展的秩序。儒家伦理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伦理主要是基督教伦理的价值理念,而是要自觉地回应基督教伦理。     

技术价值异化的伦理思考

技术的创新必将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然而,技术价值异化伴有客体必然性和主体偶然性的统一,实然客观性和应然影射性的耦合,复杂性和隐蔽性等特质。技术价值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技术价值主体的漂流性以及技术价值主体的功利性是技术价值异化的主要成因。为此,倡导低碳技术,施行低碳生活;倡导绿色技术观,促进绿色生态发展;倡导商谈伦理,建立和完善技术主体责任观将成为技术发展的重要指向。     

"合宜性"及其伦理意义

“合宜性”是亚当·斯密一个具有独特话语意义的词汇,是对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的伦理尺度。人类社会以“合宜性”为标准,通过“公正的旁观者”对他人和自我行为的道德评价来维系整个社会在伦理观念中的“一致的估价”,从而调和利己主义与同情心的矛盾,实现“自我赞同”向具有合宜性的“社会赞同”的过渡。“合宜性”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有着深刻的个体自我伦理、社会经济伦理以及生态环境伦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