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苏州的地权分配——对1947年至1948年“吴县田赋实征册”的初探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所藏1947年至1948年＂吴县田赋实征册＂,对于民国时期苏州地权问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资料证实,该地区地权较为分散,地权分配较为平均。如果结合清康熙年间的统计数据,还可以看出自清康熙至民国末年,苏州地区的地权分配状况一直处于相对平均的状态。而清代至民国时期苏州人口增速快、人口密度高和永佃制的盛行,是导致地权分散的主要原因。     

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及其变化

近百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一般情况下不超过60%,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十分严重。地权分配总体趋向分散,地权变化存在地区和时段差异,土地占有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     

清代至民国时期晋中南地区的土地流转及其中间环节问题研究

清代至民国时期晋中南地区的地权主要是通过土地买卖发生流转。在分析土地流转状况、土地买卖双方身份的基础上,用多子析产制尝试性地解释晋中南地区地权能够长期流转的主因。     

试论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地汉转移——基于文书的考察

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民间地权转移方式有断卖、典卖、抵押、分家、拨换、赠送和租赁等。其中,断卖、拨换和赠送使地权永远发生转移,分家使地权重组;典卖、抵押和租赁暂时转移地权,若期满后土地变成断卖,地权则实现永久转移;地权转移契约款式和程序基本稳定,成为当地的习惯法;地权转移方式具有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有效地促进了土地的流动,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浅析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在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他认为农民贫困是农、地分离的根本原因,主张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防止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地权分配与土地生产相结合,分散所有权,集合经营权,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费孝通地权思想来源于纯学术性质的农村调查,着眼于农业未来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具有"普适价值"与更为广泛的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地分配中的权力因素

民国时期,在农村土地分配过程中存在着不公正现象。权力资本雄厚的地主,更容易获得土地兼并的机会。地主与强权人士结成利益同盟。丧失权力保护的农民不得不忍受超经济剥削。交纳赋税表面上是经济剥削,深层次上呈现的是权力的胁迫。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一种固化的人身依附。地权分配是社会权力关系网中的重要一环。只有使农民具有真正平等的身份,才能防止按权分配的等级分化再度猖獗。     

近代天柱凸洞侗族地区的土地买卖和地权分配——清水江文书（天柱卷）研究之一

一般研究强调,明清以来地权分配呈集中趋势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占有制度,侗族地区也不例外。清水江土地契约文书（天柱卷）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素材。从天柱文书看凸洞侗族地区地权分配,自乾隆四十六年到1950年169年问。发生了2097次地权转移,其中田地买卖1158次,816农户出卖田地,537农户购进田地,反映出地权转移相对自由、活跃;因其田地转移大都在中小农户中间进行,未形成少数人占有较大田地局面,呈现凸洞有土地兼并势头而无大土地集中现象。故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一个由自耕农为主构成的侗乡社会,即类似一些经济史家所谓“农民所有制”。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地权的流变

近代东北地区地权发生两次重大转变：晚清,经历了旗地转变为民地,官有转变为私有土地的过程;民国,经历了土地集中到分散的演变。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前提条件。两次重大的地权演变,地权的集散程度共同规定着土地资源的配置,土地的商品买卖贯穿着整个过程。     

传统农村社会的地权分散过程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 ,地权之集中程度受两项机制所左右。一个是市场机制 ,即地价与粮价之相对变动 ,它决定积累田产的速度 ;一个是传统的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 ,它决定了田产分散的速度。这正负两种力度联合决定农村地权是集中还是分散 ,不论是集中还是分散。其过程都是自然过程 ,没有任何“制度”主导     

关于"平均主义"问题的反思

自改革始,平均主义在我国被痛打十几年了.结果如何?不仅旧的平均主义未从根本上打破,而且还出现了较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效率低下的双重陷井.这似乎在提醒人们,我们所打的平均主义是否是个假东西,而真正的"元凶"是否被放过了呢?基于这样的思索,笔者冒昧地作些探讨.支持平均主义观点的代表性理由有三:一是反映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偏低.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在0.2-0.4之间表示收入分配相对平均或者说比较合理,在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而我国居民     

地权的阶层关系属性:阶层分化与地权冲突 ———对江汉平原一个乡镇的个案分析

农村地权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并被其形塑.在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前农村,地权已深深地镶嵌进了农村阶层关系之中,阶层而非个体、家庭抑或家族作为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及动机、价值取向影响着农村的地权意识.地权的社区共识被地权的阶层共识取代,使不同阶层在处置村庄土地时发生地权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秉持不同地权诉诸原则的阶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力量对比关系、政治博弈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动,都影响着地权在不同阶层间的配置及其不稳定性,地权由此深深地烙上了阶层关系的属性.地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附着在土地上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被烙上阶层关系属性的地权的冲突,其实质是阶层之间的冲突.     

卜凯农户调查数据的整理与利用

近代中国农村微观调查数据是农经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卜凯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本研究系统介绍该调查资料的抢救性整理过程,并解读数据的利用方向和潜在价值。已还原的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涉及人口与劳动力、家畜、土地、肥料、作物产量及用途、借贷、特殊支出等22个方面,含有22省168地区16786个农场微观样本,能较为全面可靠地反映当时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卜凯微观及县级数据适用于地权分配、租佃关系、人口压力、家庭手工业、商品化、民间借贷、粮食价格、市场整合等近代中国农经史热点问题研究。卜凯数据的再利用将对经典农业经济理论提供新的证据或修正,也能够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平均地权与要素市场化：历史比较与理论启示

基于对17世纪以来主流思潮在地权分配上的认识进行历史比较与理论反思,可以看到清朝君臣认识到限田与均分的不可持续性,既反映了国家缺乏深入基层的触角以及对民间的有限干预理念,又呈现了国家对土地产权及其自由交易的保护与支持。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经济转型举步维艰,知识分子与社会对传统产权制度与地权市场深怀疑虑乃至否定,孙中山平均地权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流思潮。随着新政权对基层控制能力的加强,平均地权付诸全面实践。至21世纪初,国家政策转向鼓励土地流转,由政府分配走向要素市场化的制度变迁,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必然选择。     

苏南地区“田面田”的性质

民国时期苏南地区的地权结构与浙江相似,即存在两种田面田,包括"相对的田面田"和"公认的田面田"。国民政府欲在保障田底和田面业主利益的前提下实施"二五减租",难以进行;共产党以消灭田底业主为己任,"二五减租"则可达成预定的目标。     

苏州邓尉"香雪海"研究--中国古代梅花名胜丛考之一

历史上著名的苏州邓尉“香雪海”梅景,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明确的文字记载则始于元代末年。明代以来邓尉梅花迅速发展,从明中叶嘉靖年间开始呈现繁盛景象,直至清乾隆年间。其中从明万历至清康熙的一个半世纪,是其极盛期,面积之广、游人之多、名声之大都空前绝后。大约从乾隆后期开始,邓尉梅花因当地种植结构的变化而逐步衰落。邓尉梅花的兴盛,与当地湖滨丘陵地区果树种植之地理优势及产业传统密切相关。邓尉梅花是由大片果树种植而形成风景名胜的典型个案,是我国历史上种植规模最大,盛况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为深广的梅花景区,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栽培梅花发展的顶峰,无论是在中国梅文化发展史上,还是在风景名胜及旅游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战争·和平·社会——"近代以来的战争与社会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4月18日至21日,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杂志创刊三十周年之际,<世界历史>编辑部与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联合举办的"近代以来的战争与社会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古城苏州举行.来自全国21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5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大体涉及五个专题:     

论农民的地权意识与公共治理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珠三角地区农民的地权意识发生了重要演变,集体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变为"共有制",作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因此演变为土地财产,变成了村社集体所有农户利益的集合.地权意识的强化使得土地利益分配固化,导致物业普遍过剩且改造困难,无法适应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求,而且阻碍了公共项目的落地实施,进而影响地区公共利益,形成地区发展低水平的均衡.村民巨大的分红诉求不断被挤压用于公共治理的村社集体资源,甚至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国家与村级公共治理能力双重弱化.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推行的历史概况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始于1935年,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四川的最后崩溃,历时14年有余.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过程可分为两大时期一是新县制实行前,从1936年至1940年3月的5年时间里,四川编整保甲三次;二是新县制实施后,1940年至1944年,四川编整保甲两次,以后则由各县逐年上报到省.而新县制实行前后,四川保甲具有编制不同、建制不同、目的不同等特点.     

论清代徽州官府对“一田两主”习惯的禁革——以官府“告示”为中心

"一田两主"是明清时期全国性的地权习惯。清康熙年间,徽州官府对田皮习惯延续明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默认态度。自雍正朝开始,各地官府倾向于禁革或限制田皮习惯。从徽州府及所属歙县、休宁县发布的"告示"来看,各地对"一田两主"的限制程度和禁革措施不尽相同。地方官主要从"清田业""杜讼端"等有利于行政职责完成或升迁考核的角度,对田皮习惯进行禁革,习惯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不是其关注的重点。田皮习惯是经过反复实践形成的具有实效性的地权规则,很难凭借公权力强行禁革。以官府和官员利益为核心的地方性立法,与民间习惯呈现出二元张力。     

明清时期土地关系演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明清时期地主制经济下的土地关系研究为主线,通过采用具体史籍资料、数据和一定的经济计量工具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土地关系与农民社会地位、商品经济、农业生产、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关系进行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考察。分析认为：明清时期土地制度改革是该时期土地关系逐渐松解、在大多数时间内地权分配较平均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