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72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持满意态度;社会保险主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最大,工作环境与阻碍因素主因子影响次之,个人特征主因子影响最小;失业保险、社会地位、落户城市、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工作环境、劳动合同、收入、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正向效应依次递减,养老保险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效应。据此,从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三个环节提出建议。     

工作回报、心理授权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

基于2012年初外出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探讨农民工工作回报、心理授权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同事关系方面满意度最高,发展机会和收入方面满意度最低;工作回报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心理授权中的工作意义和自主性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因而,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两条路径:提升工作回报和心理授权.     

基于性别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对他们就业满意度的研究,有利于客观反映该群体的就业状况,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本文基于山东省894份调查样本,运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整体就业状况的满意度偏低,并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满意度低于女性;在就业满意度的各维度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报酬、工作关系、职业发展和劳动保障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女性,但在工作环境方面男性满意度低于女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该群体的性别差异及诉求特征.     

武汉市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调查

对武汉市980名城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打工年限、教育状况、和配偶相聚频率等不是影响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而养育孩子数量、工作收入、是否购买各种保险、是否能及时拿到工资以及城市环境等因素,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     

少数民族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Binary Logistic模型和四川省凉山州的调查

［摘要］提高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是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构建了少数民族农民工满意度调查问卷,并依据四川省凉山州调查数据,采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打工时间、月收入、拖欠工资、户口管理以及尊重信仰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个体特征、职业认同与农民工职业满意度——基于广东省南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部分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测量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及其职业满意度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改善职业环境,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的职业价值感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认同水平,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分析——基于对全国273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0年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教育情况与其就业之间的关系,分析职业教育对农民就业的影响。通过对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单位性质、任职情况、参与社会保险情况及工作环境满意度等方面的比较,分析职业教育及技能培训对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就业环境及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及个人的教育选择提供参考。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0年四期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并未改善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平均而言，互联网使用导致农民工工作满意度降低约9.4个百分点，这一负面影响在低技能（高中或以下学历）、新一代、男性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学习、社交等方式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其作用机制而言，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加剧过度劳动和降低相对收入而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心理因素调查

采用农民工城市依恋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总体自我价值感量表,对来自全国24省份农民工的368份有效样本做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城市依恋水平处于中等,对生活的满意度较低,自我价值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女性农民工的城市依恋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农民工;高学历农民工的城市依恋水平显著高于低学历农民工;城市依恋、生活满意度和自我价值感两两显著相关。这表明性别和文化水平是农民工城市依恋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民工的城市依恋与生活满意度和自我价值感都显著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抽样调查数据

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问题,以北京外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基于抽样调查数据,在问卷量表的基础上构建了就业满意度指数,分别分析了农民工背景信息、工作情况、收人情况以及主观感受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揭示了多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就业满意度的高低,特别揭示了收入增加和收入公平性,是提升就业满意度的重要手段。     

农民工: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

文章通过2005年10月初进行的932份四川、广东农民工问卷调查,发现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农民工在来源地、性别、年龄特征、文化程度、职业分布、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生活费开支、年收入节余、工作期望、分项指标工作满意度、留城意向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总体工作满意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该研究不支持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同时提出了农民工流动的“双拉力”理论。     

加强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以福建省仙游县部分农民工为例

为了提升我国农民工工作满意度,除了企业需要改善经营管理之外,政府有关部门及企业还必须把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将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技能水平、法律意识等方面的工作落到实处。     

关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调查与研究--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数据

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具体表现为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7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较差、收入偏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闲暇生活单调、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以生活内容诸项排列,从高到底依次为：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导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了城市对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排斥。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须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积极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提高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     

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厦门、漳州两地614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强烈,只有28.3%的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合理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对男性农民工而言,就业质量(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及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较低的就业质量不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因此,注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调查研究

基于2010年8月在厦门市对近千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现状。研究发现：（1）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较强,其中,生产方式的适应性最强,紧接着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心理归属,而对语言的适应性相对较差;（2）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文化适应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性别、学历、是否是独生子女、是否有务农经验、外出打工时间、每天工作时间、每年工作时间、月消费水平和对工作满意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3）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惰距的特征,进而导致了市民化路径和村民化路径两种不同的文化适应路径,选择市民化路径、消减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惰距,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民生工程建设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

文章利用2012年1月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教育、社保、治安、医疗和基础设施五个方面的民生工程建设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晚上外出安全感、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报销率和农户距水泥公路的距离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表明公共投入应优先向这些领域倾斜;而加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社保和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就读对提升当前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作用不明显,迫切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和采取配套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产业转型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为例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出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逆向流动趋势日益明显。通过对江西回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产业转型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部分回流农民工对返乡就业持满意态度;其中,务工收入、政府就业政策宣传满意度、家乡经济发展速度等因素对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影响最大,性别、年龄、是否城镇户口、家庭中16岁以下人口数、单位性质、上班交通时间、到政府推荐的企业就业意愿等因素对回流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文化程度对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没有明显影响。最后,从农民工、企业及政府3个角度提出了提高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实证研究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034个样本数据进行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估计,我们发现体育活动场所、公园或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的供给以及棋牌活动、免费网络服务的开展显著影响着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评价。政府应充分满足农民工现有的、健康合理的文化产品需求,保障农民工的闲暇休息时间的文化需求,从而提高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