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首次匡定——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几点思考

用考试来选拔人才,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考试内容相对固定和评判标准客观公允的问题.在唐代就业已出现的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之争,实质上就是如何匡定考试内容和评判标准的争论.唐代进士科最终形成以诗赋取土的格局,除其他多种原因外,重要的一条是评判标准相对客观、公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考试选才制度的内在要求,这可从诗赋取士最终在唐代形成定局的历史考察中得到明证.唐代科举考试的方法、体例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四种.帖经与现在的填空题类似,重在考察考生的记诵能力.如果帖题一般,考生均能回答,考官就难以评出优劣.于是考官就挖空心思提高帖题的难度,形成了帖经考试中出偏题、怪题的倾向,造成社会上普遍学风不良——士人只默记帖括只言片语,而对本经大义荒疏,甚至茫然无知,因而受到有识之士的普遍反对.     

论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随着新旧党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荡改变.首先,旧党中的主流意见是反对省试经义取士制度,要求恢复诗赋取士.不过,许多旧党大臣仍然支持经义取士,唯独对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为准的科场录取标准提出批评.朝廷最终采取折中立场,经义和诗赋两存之,然偏向诗赋取士.宋哲宗亲政,再废诗赋取士,而设"宏词科"弥补之.同时,司马光从乡举里选的立场出发,新设经明行修科.此举在专制体制下不可行,所以在元祐年间并无多大作为.部分旧党大臣还对殿试用策、三舍取士等熙丰新法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恢复殿试诗赋论三题,废除上舍取士.旧党人士对这两点依然争论很大,最终保留殿试用策而废三舍法.宋哲宗亲政,三舍法同样得以恢复.     

北宋仁宗朝科举改革与“太学体”之兴衰新探

“太学体”是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考察太学体的科举改革背景,有助于了解其兴衰过程.仁宗朝科举策论考试改革,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策论的重要性由次于诗赋,上升到与诗赋同等重要;范仲淹改革科举,重策论而轻诗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太学体,暴露了策论空疏、怪僻的弊端,导致改革失败,诗赋重新在科举中占据首要位置.嘉祐二年,欧阳修借权知贡举的机会排抑大学体,使之彻底消失.     

由吏部到礼部--试探开元二十四年贡举考试改革的深层原因

本文试图通过对由隋到唐初,统治者设立科举的最初动机和相应的择人标准进行考察,并比较科举进行中的实际情况,探讨开元二十四年贡举考试由吏部转归礼部主持这一重大改革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     

唐代考试糊名起始时间再析

中国考试制度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上,不少考试方法逐渐改进,有些一直沿用至今。而在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种便是糊名考试法,笔者曾撰短文《考试糊名之始》①,考证出吏部书判考试糊名始于唐武则天光宅元年(685)至天册元年(695)之间,很可能不晚于永昌元年(689);科举考试糊名也始于唐代而非通常所说的宋代,然仅一度实行,且限于制科考试。最近,杨希义同志发表《唐代科举与铨选制度中的糊名暗考》②一文(以下简称《暗考》),也认为唐代制举对策考试已实行糊名暗考,但却推断说制策考试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吏部试判在贞观永徽之际已实行糊名之制。糊名考试这一重要的制度究竟始于何时,很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这里再作论析,以求其实。     

诗赋或策文的选择——重探武则天的科举态度

本文探讨科举考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发展,对学术界以往认为武则天倚重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观点提出质疑。与进士科相比,制举更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武则天时代的策题制作,往往是对当朝时事策略的反思,并鼓励士人对现行政治进行批评。这一时期的试策真正做到了以策文进行时政咨询,大批优秀的政治人才也因此被选拔出来。武则天的态度带动了整个社会重视策文,形成了士人多次、连续应制举的风气。武周时期,进士科的录取人数相对于高宗朝的水平呈现一种下降的态势。“诗赋取士”与武则天的统治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太宗以来尚文风气的自然发展。     

辽代殿试考辨

辽代殿试成为常制始于重熙五年。辽圣宗效仿北宋科举制度,开始进行贡举改革。兴宗重熙五年殿试之后,科举殿试成为常制,皇帝对及第进士的恩赐仪式也开始制度化。从重熙五年开始,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举行科举考试时,在正常的情况下,进士一科当都有殿试一级考试。辽人所谓的"殿试进士",当指礼部中选、参加殿试而未中第者。辽代科举增设殿试后,及第进士通常直接释褐授官,像唐代那样比较严格的"守选"制度在辽代应没有形成。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下）

科举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管辖转归礼部侍郎管辖,不仅解决了“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的矛盾,而且由于礼部和吏部的权力制衡,使得科举蜕变成单纯学问名誉制度。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科举的发展导致大唐王朝与科举同时灭亡。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正是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转折点。     

明代科场策问与主考官关系探析

明代乡、会试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主要由两位主考官出题。因策问考察时务之特点，科场策问在必须遵守依经按传、不得讥讽时政等诸多拟题规定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考官尤其是主考官个人意志的影响，体现主考官的政治意图、思想动向。虽然，明中后期，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考官阅卷存在重经义轻策论、试录依墨作程甚至代作程文等诸多问题，但科场策问仍然是主考官传达思想，引导士子关注实学，以及倡革文风士习的重要途径。士子是否把握考官策问意图，策答所体现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是否与考官相左，对其最终录取情况也有一定影响，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名称内涵复杂,这不但表现在杂文之"杂"上,而且杂文之"文"也义域广泛.杂文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其命名方式和分类特征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矛盾和困惑.作为文体专称意义上的杂文是在宋明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定型的,基础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主的古文杂文创作,而编选体例和文类设置上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有很深的渊源.中唐以降,古文中杂文在内容功能、语言风格、表现方式以及题目篇幅上都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论清代科举中辞赋的地位与作用

清代的科举考试大抵为八股文．辞赋也占一席之地，以士子一生所经历的考试计，从为取得读书人资格的童生县试到已成三品翰林时的大考，都有辞赋内容．甚至比八股文伴随他们的时间还要长。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何在？辞赋在清代科举中有何地位和作用？辞赋取士对清代赋学有何影响？这是本文意欲回答的问题。明代的最后一场会试在１６４３年（崇祯十六年），清代的第一场会试在１６４６年（顺治二年）．中间恰好三年。为了不让因战乱未赶上这一年考试者再等三年，同时为策动未归地区的生员、举人投诚，１６４７年又行会试。考试内容，虽然礼部有…     

唐代试律诗的称名、类型及性质

唐代试律诗的称名关涉到对试律诗类型及性质的理解。现存唐代试律诗有省试、国子监试、州府试、吏部试、制试、翰林试、奉试、科试、赎贴试九种类型,但唐人对它们并无统一的称名;宋代以来人们往往根据其中一种类型,称之为省试诗、省题诗、程试诗、试贴体、五言六韵诗等,以偏概全,不够科学;直到清代,才确立试律、试律诗的称名。“试律诗”之名涵盖了所有的考试类型,概括了所有考试诗的诗体特征,因而是唐代试律诗最恰当和科学的名称。试律诗称名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这类诗歌认识的不断完善。     

李光地学术讨论会综述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学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感化里(今安溪湖头镇)人,康熙三年(1664)以试策论举于乡,九年(1670)中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直隶巡抚、工部侍郎、吏部尚书,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宦海生涯近50年,是康熙一代具有影响又有争议的人物。长期以来,由于对他贬斥过甚,妨碍了对这一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1992年9月底在福建省安溪县召开的有北京、湖北、福建等地学者参加的“纪念李光地诞辰150周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李光地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特予综述,供作进一步研究李光地问题的参考。     

唐代诗人李贺科举就试论考

考述唐代诗人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和赴京师会试的时间、情形及原因 ,分析李贺赴京会试的四种情形。结论表明 ,李贺应进士试不第 ,可能是礼部不准其参加考试 ,更有可能是他自己迫于压力放弃了考试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金朝中央行政机构在财政事务上的分工模式与权能关系

金熙宗朝以后，除户部(三司)外，与财政事务相关的中央行政机构主要包括尚书省、工部、礼部、吏部、太府监、少府监、太常寺、宣徽院等。尚书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统筹国家财政大局，具有财政事务的审理、裁决和发起动议之权。尚书省之下，工部是重要的财物管理机构，礼部和吏部所掌部务也多与财政密切相关。太府监、少府监、太常寺和宣徽院，则处理与财政相关的具体事务。上述金朝中央行政机构依托层次分明的分工模式与权能关系，与户部(三司)一道，共同保证了国家的财政运作。     

明代吏治与洪朝选的吏治思想

洪朝选,字芳洲,福建同安人,进士出身。在明代嘉靖、隆庆两朝年间,曾任户部主事、吏部郎、佥都御史、副都御史、刑部侍郎等职,后因得罪大学士张居正而挂冠返乡。家居十余年,潜心读书著作。明代中央的六部中,以吏部的职权最重要,掌管文官的选拔与监督。明代的御史是天子的耳目,“凡大巨奸邪、小人构党者劾;百官猥茸贪冒者劾……遇考察,则同吏部,司黜涉大狱重囚会鞠于外朝,则同刑部……至建议大事,适推大臣,廷鞠大狱,皆得预”。洪朝选长期担任御史与吏部郎,对于吏治问题形成了一套看法,值得我们整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