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方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衡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与现代国际政治逐步接轨。     

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对中国关税问题的态度

在华盛顿会议上,在提高中国关税方面,英国提出的有条件地增加关税的要求得到满足。北京政府要求立即增加中国关税以摆脱财政危机,没有成功,只是得到了增加关税至实际上的5%,附加税2.5%,奢侈品附加税最多不超过5%的承诺。这比以前关税只征收实际上的3.7%是一个进步。新增的2.5%的关税附加税由九国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控制,北京政府仍不能自由支配。但英国等列强未能利用修改中国关税的机会控制中国财政。      

中越在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战略一致与策略差异

在两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 ,中国在全力支持越南抗法抗美斗争的同时 ,两国在斗争策略上是存在差异的。在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 ,中国代表团认为应该采取积极谈判姿态达成停战 ,为下一步统一国家的斗争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而越南代表团设想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谈判应该“让对方着急”。 196 7— 196 8年美国“以炸迫和”时 ,中国认为应该在给美国以重创后再开始谈判 ,而越南希望尽快谈判 ,甚至不与中国协商就开始了与美国的谈判。 70年代中越关系出现曲折时 ,这些策略分歧被赋予了各种解释。但实际上 ,中越两国在抗美抗法战争的根本战略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分歧只是在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更有利于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最终实现。越南民族独立和统一事业的全过程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对形势分析的准确性和斗争策略建议的可行性     

《外交报》与《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外交报》对《伯尔尼公约》的传播,远非只是1902年刊登了《伯尔尼公约》的最早中文译本,其1909年10月还刊登了另一个与最早译本内容相同,且更加简明、准确、白话的《伯尔尼公约》中译本;1909年8月,《外交报》刊登了《论万国会议保护著作权》一文,详细介绍了1908年德国柏林万国著作权大会对《伯尔尼公约》进行第一次修订的会议过程以及最终形成的决议,使《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落后世界16年到与世界同步的飞跃,其意义不亚于《伯尔尼公约》最早中译本的出现。同时,《外交报》就中国当时是否应该加入伯尔尼公约刊登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引起了朝野多方关注,极大地推进了《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     

特权与人权冲突：《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现实困惑

1961年4月24日生效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竖起了外交史上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第一次系统地规定了外交人员在别国的特权，使得其人权得到保障。然而，公约生效以来却出现了许多违背其初衰的特权与人权冲突的事件。笔者拟通过对外交特权与人权冲突事件的思考，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旨在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特权与人权的融合。     

关于肯定与否定不对称现象--"望其项背"的常规与变异

成语"望其项背"的运用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不对称现象.其肯定用法趋于萎缩态势,否定用法则呈相对活跃状态.此外,"望其项背"有表示"赶不上"意思的新型用法,这种变异用法多出现在肯定句,可以看作平衡肯定与否定的一种自然生态调节.     

论王闿运《谷梁申义》的经学特色

《谷梁申义》是晚清学者王闿运的第一部经学著作.与历代"谷梁学"研究相较而言,《谷梁申义》在经学思想倾向、治经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王氏早期的经学成绩,亦对其以后的经学风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形象塑造

面对驱除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形象和赢得国际社会理解与认同的要求,新中国提出了主动塑造外交新形象的思想,设计了新的外交形象的基本内涵,规定了塑造者的基本素质,确立了塑造的基本原则,对外交形象作了全新的塑造,使新中国获得了并不完全与国力相称的良好的外交形象。     

尹锐志、尹维峻生平事迹考辨

尹锐志、尹维峻姐妹是近代革命史中的重要人物,其生平交往关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李燮和等光复会领袖。尹氏姐妹的事迹在尹锐志自己的回忆录中已经存在严重变形,加之严肃研究的缺失,使通俗作者和小说家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他们有意无意的文学想象侵入了历史真实,成为尹氏姐妹革命叙事的主流话语,使尹氏姐妹原本就传奇的人生经历变得离奇甚至荒诞起来。     

从近代中日建交看日本外交风格的演变及原因

日本在幕府统治时期所执行的外交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导致日本面临重重危机,最终使幕府退出了历史舞台。幕府之后的明治政府为了树立其在国内外的新形象,试图改变日本所面临的困境,由此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中日建交是其积极外交活动的第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也是日本外交风格变化的起点。中日建交过程中体现了这种积极的因素,并推动着日本去寻求改变现状。形成这种不同于幕府的外交风格,除了明治维新的推动,还与日本的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论顾宪成对王学的修正

顾宪成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的重要代表，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主要有三方面：反对一味言“心”，突出“性”、“理”；驳斥王门“无善无恶”说，重中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强调修身践德。顾氏企图通过修正以重建道德理性，但揆之王学本身，亦有不尽情理之处。     

论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与21世纪中国的外交战略选择

邓小平外交战略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在新形势下继承与发展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准确把握时代变化趋势,为21世纪中国外交做出理性的战略选择,是现阶段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