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全球文化观念

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突破．在重新审视中国和实际观照西洋的基点上，洋务时期的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天圆地方”、“中央之国”、“天下第一”等“天朝”神话中醒转，寻回和重塑中国的真实形象，率先实现了由“天下第一”到“全球之一”的心理变革．借助于洞察和思索，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可西洋“风教远胜中国”的现实，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认知范围的扩展促成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多元。传统的“天朝”观念所卵翼下的“华夷之辨”的精神围墙被推倒，一种崭新的文化多元思想日渐萌生并形成．中西文化“通”“同”说的出现是洋务时期中国人全球文化观念形成的一大标识，它从“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力主泯中西之界限，破中西之壁垒，以“同”求“通”，以西补中，由此实现对西学的延纳和中西文化的重构和整合．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和制约了洋务运动的成败．     

传统文化与严复自由、共和的宪政观

严复对传统虽有批判,但并未背弃,对近代西方文化虽曾大力宣传,却一直是选择性的接受;“西学”与“中学”在严复头脑中始终不断“交融互释”着。严复晚年重估中西文化,是在致力于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点,质疑西方科技文化的局限,是对早年中西文化观的补正。这与其说是一种倒退,还不如说是一种更加成熟的表现,是在更高层面上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     

“道”不变,“器”各有所择——晚清清流派文化观概论

近代中国文化,由于鸦片战争所引来的“欧风美丽”的冲击,形成了传统中学与外来西学的强烈冲突,从而出现了时人对于西学或抵制排斥或吸收融合的不同反应。这样,“开新”与“守旧”两个对立思想的冲突,自然也在文化领域日趋明显地表现出来。清流派作为统治集团内部一个政治派别而步入蟓汪政坛,正值洋务思潮声势赫赫之期。该群体的思想对“洋务”新观念作出了何种反应?特别是他们的文化观其特征如何?都有必要作些探索,以期能揭示出晚清社会中的一个文化现象。清流派的“清议”最为活跃的时期,洋务思潮已影响及社会。这是由于洋务思潮以“自强”之声为先导,所以才随之逐步出现了“一唱百和,万口同声”谈洋务的局面。王韬曾说:“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但实际状况告诉我们,“人人皆知洋务”,仅仅是指人们对于“洋务”事物的外观有了一个极其初步性的     

“西学东渐”及中国近代开放观的演进

1鸦片战争后,由于西学东渐,怎样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以洋务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传统社会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探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成为时代的需要。从1861年至1894年的30多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曾有过“中本西辅”、“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不同提法。但他们多是用“本”与“末”、“体”与“用”这两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体与用和本与未,是两对相对的概念,皆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命题“道”与“器…     

“西学中源”说探析

“西学中源”是“西学源于中学”的节略语。它风靡于近代中国社会,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西文化冲突、渗透和融合的奇妙景致,在中国文化更新史上镶嵌了耐人寻味的纹理。本文拟对此说的由来、弥漫、分衍,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作一番历史的探析。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本文认为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 ,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接受的西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并不亚于同时代的激进主义者。而且 ,他们的西学背景对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作者从“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新保守主义”入手 ,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试图从另一个维度为近代以降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真实历史提供更深入的认识。     

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晚清对西学的两种误读──论钟天纬的西学观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开始全面交汇。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时，往往囿于已有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对其产生了种种误读，导致一些错误认识流行一时。如时人普遍将西学等同于“格致”。钟天纬这样一位在沪上无名无位的普通洋务知识分子较早地察觉到了这种因中西概念的简单比附所造成的对西学认识上的歧误，并开始理性地反省这一误读。这种反省达到怎样的深度，是否克服了误读、有无局限性等则是本文探讨的主旨。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产物,它首先由洋务派提出并以之作为兴办洋务的宣传口号.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中体西用的内涵不断发生嬗变.在近代,它曾被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所提倡并赋     

论中西文化价值观之异同

本文从“文化价值”的概念入手，分析了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构成要素，并从中西两种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价值标准、实现文化价值的社会制约机制、文化价值体系的哲学与宗教基础和社会价值观的引导群体功能等方面，论证了中西文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     

调适、整合与重建:儒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十二种方式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尔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一种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架构。     

析新文化派的“全盘西化”说

新文化派提出"全盘西化"说,是为了同封建复辟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斗争.它不但打击了封建复辟势力,而且移植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先进文化,达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当然,"全盘西化"说表现了新文化派对东西方文化都缺乏正确的认识,也导致一部分国人妄自菲薄,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论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

“五四”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争论 ,主要围绕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以及该如何整合的问题上。梁漱溟和胡适曾就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体现了异质文化在交流、冲突、选择、调适、融合中的阵痛。再次审视上述思想冲突的历史 ,不难看出二者在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发展前景上 ,在中国文化该向何处去、该如何整合中西文化等问题上存在着难已掩饰的缺陷。同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二者对文化整合过程中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及其内部文化机理给予了细腻、详尽的论述。因而 ,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文化正是借鉴、吸收了二者的合理成份 ;克服、超越了二者的自身局限 ,突破了文化重建中的思维定势 ,使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出“保守”和“西化”的两极徘徊 ,为中国新文化的确立和发展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从"美国化"到"本土化":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展开,清华园里相应地出现了一股文化运动的思潮,当时称之为"清华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感染时代精神的清华师生们,开始以犀利的眼光,反省清华教育中的"美国化",重新检讨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调和的校园思想氛围。深处其间的清华学子们,同时感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强烈影响,于是从批评学校忽略中文教育发端,而后扩展至呼吁学校加强国学教育,直到最后在多重因素的衡量之下,校方遂在清华改办大学之际,创立了旨在"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国学研究院。     

中西文化的扭结、冲突与疏离: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正是西学东渐时期。就文化的表现形式而言 ,太平天国领袖不可避免地带有中西文化扭结的特点和西方文化影响的表征。然而就文化的阶级属性或本质而论 ,农民当属封建文化的载体 ,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疏离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即折射出太平天国这种既扭结又疏离的文化倾向。 186 1年《天朝田亩制度》的重颁 ,是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回归和对西学的反动     

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学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现象在世界文明中也是独一无二的。1915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终打破这一传统,使许多西方思想观念传入中国,对传统文化造成极大冲击,儒家思想受到批判。然而,由于儒家文化内在的演进逻辑与中国文明能够很好的贴合,儒家文化实际并没有消失,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     

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

近五年来,人文学界围绕儒家伦理是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的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特别是爱有等差观念,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儒家伦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儒家伦理应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承担责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从文献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方法学乃至比较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场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其主流话语由以往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转变为对于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色,因而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入

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从欧洲传入中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大量传入中国,但其主要来源地变成了日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伴随各色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了中国。但此时,不少中国人已十分清楚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他们并非盲目地接受或宣扬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出于各自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