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与"行为"的印痕——从丁玲的虚拟文本看其真实人生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丁玲虚拟文本中女性角色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行进的巨大变迁,通过对其原因的深层解读,能够看到更为真实的丁玲的“灵魂”和“行为”,从而为她有着巨大反差的真实人生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下,丁玲同时代知识分子们的人生选择和思想调整。     

论丁玲的文化人格及意志

从 195 5年到 1979年 ,在长达 1/ 4世纪的时间里 ,丁玲虽历遭劫难而不死 ,这是一个“谜”。支撑丁玲战胜磨难、战胜死亡的精神力量是丁玲的文化人格与意志。这种人格、意志是湖湘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 ,也是鲁迅精神感召丁玲的具体表现。丁玲的文化人格与意志具体表现为 :沉默、坚韧、自强、乐观。     

“五四”精神的坚守：丁玲文学批评综论

丁玲的文学批评活动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经历由认同批评到政治化批评,再到自由民主批评等发展阶段。由于丁玲身上永难磨灭的“五四”精神印记,她的文学批评即便在充满政治化大批判的极“左”年代也始终葆有鲜明的人道情怀、现实关注及独立自主与诗性发现的“五四”精神。这既是现实形势发展和文学创作演变在批评中的反映,更体现了丁玲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坚守,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以深刻启示。     

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

借助海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通过梳理丁玲作品政府机构译介和国际学者译介情况,以及各译本在Goodreads、Amazon、StoryGraph等网站上的读者综合评价情况,对英语世界丁玲作品的接受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差强人意,存在不少进步空间。中国文学作品要真正走向世界,在翻译层面,应坚持“常译常新”。在传播层面,应注重“平靓正”,重视“粉丝翻译”的影响力,通过与其他传播形式跨界合作努力为自身“引流”;同时,还要重视译作的本土化。在接受层面,应思考如何实现接受效果从“Chinajoy”到“Globaljoy”,让中国文学作品凭借自身的魅力,赢得海外读者的衷心喜爱。     

从“性别”到“政治”——论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思维的起点

丁玲以鲜明的“女性立场”登上文坛，她的“性别”意识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她并非意在单纯讲述现代女性的性与爱，她对现代女性内心矛盾的深度发掘，是为了要替这个社会把脉。丁玲借助“性别立场”突入到“性别政治”，进而导致左翼时期丁玲的政治态度、人生信仰的根本性转变，并成为当时著名的左翼文坛勇敢的探索者。     

丁玲小说《韦护》的“自叙传”性质及版本修改

《韦护》本质上是一部“自叙传”小说。由于时代的“误读”以及丁玲的多次修改,《韦护》的“自叙传”色彩被长期遮蔽。通过细读《韦护》的初刊本,分析其从初刊本（1930年）到最后改定本（1981年）之间的修改历程,不难发现,这部一度被定位为“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不仅真实记录了丁玲早年的思想与情感经历,更以其跨越50余年的修改史,见微知著地呈现了20世纪动荡的时代语境中丁玲丰富的内心世界。     

大文学视野下的党员作家丁玲

评价丁玲及其成就不应局限于“纯文学”的狭小视野,对这样一个“现象级”人物应以大文学乃至文化的视野予以研究和评价。丁玲一直是将精神追求看得高于物质享受、追求最大限度精神上自我实现的人,加入党的事业使其找到了突破和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方式。丁玲的人生追求体现于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给这些作品带来不同于他人的思想蕴含、精神气质、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中共党员”这一身份对丁玲的人生与创作来说都至关重要,应从丁玲的党性与政治信仰、从她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来解释其晚年言行。靠近政治给丁玲的人生之路带来了曲折和磨难,极“左”路线使她失去了二十多年宝贵的创作时间,但另一方面磨难与底层体验也成全了她,给她的作品带来独有的内蕴和意味。     

“人的文学”资源与革命信仰的融合——论丁玲1930年代初的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

丁玲1929年开始左倾，1930年5月加入“左联”,但她的习性构造中的个性主义思想阻碍着她顺畅接受革命信仰。1931年胡也频罹难成为了她习性重造的催化剂。冯雪峰的理论指导、感情吸引则加速了革命信仰内化为丁玲习性的过程。习性重造在丁玲那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改造旧习性结构的苦恼和焦虑外，从小说的故事、人物关系、叙事视角、语言等方面重新建构新的话语系统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到《杨妈的日记》《莎菲日记第二部》《一天》《田家冲》再到《水》,显示着丁玲重构话语系统的过程。丁玲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是政治信仰在多元化文学场确立的一个标本。     

成功展示编辑史上的一道悲壮风景--石潇纯《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的创新与启示

丁玲,在常人的眼里,更多被提起的是其作家身份,《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沙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大手笔。然而,石潇纯编审在其装帧精美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一书中,首次从编辑家的角度为作为文学家的丁玲立传。作者虽为人物立传,却不拘泥于现存史料,她遵从历史的真实性和差异性原则,从不同的历史维度,选取不同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反观”与“重构”,使其笔下的丁玲有异于他者的立体的显示。全书在政治,文化,文学,出版的广阔视阈下构筑丁玲与中国文学出版的全景图,将她的编辑方针、编辑思路、编…     

谈女作家笔下知识妇女的爱情追求

“人”与“爱”是“五四”以来女作家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爱情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女人,再也没有什么能象在爱情领域中那样,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生动而深刻、毫无保留地把她的人格内涵显露出来。因此,现代的冰心、绿漪、源君、丁玲到当代的张洁、张抗抗、张辛欣等的作品无不贯穿着爱情这条主线。其中,现代的丁玲,当代的张洁以各自独特的风格和对知识妇女内心世界真实而细腻的刻画成为这两个时代的代表。 丁玲同莎菲一起为世人瞩目;张洁以对     

浩气永存

<正> 我曾读过沈从文先生写的《记胡频》与《记丁玲》印象很好.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一期刊登陈明同志的文章——《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关于丁玲复出后四篇文章的琐记》.文章约用一半的篇幅反复强调沈从文一而再地“对丁玲缄口不提“他写过《记丁玲》.原因是文章的“失实”“编造”,歪曲胡也频、丁玲与革命的关系.”我感到非常惊奇.为此我重读《记丁玲》,也找到了《诗刊》发表丁玲写的《也(?)与革命》,想懂得其中的真意.     

主流意识形态的凸出与彰显--析丁玲在后期解放区小说创作的转型

丁玲自文艺整风后,从一个善于以“性别与政治”写作的作家彻底转变成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她转型后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最根本的特征。丁玲对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和评判,是按照党的政策思想、阶级成分、政治态度等来分门别类、加工构造。不过,丁玲在遵循特定的理念框架时,在农民文化心理和农村生活气息的真实传达上,仍体现出自己鲜明的审美追求。     

半殖民体验与现代时期丁玲创作

丁玲的创作从一开始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里，都与她的半殖民体验密切相关，可以说，半殖民体验不仅贯穿了丁玲在现代时期的创作，也影响着其对文学、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的认知。这种半殖民体验影响了她对“个人”与“群”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个人”“群”与抗战关系的认知。如果说左转之前，她的半殖民体验局限于殖民对个体出路的表达，那么，到了延安之后，她则将这种个体化的半殖民体验推向了整个抗战，试图将想象验之于现实，来解答中华民族在民族国家危亡的时刻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与“群”之间的关系问题。     

青春视角下的“莎菲形象”探析——重读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笔下的“莎菲形象”自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其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史上多次论争所引发的轰动效应,使之成为跨越到21世纪的文学形象之一。丁玲运用独特的“日记体”形式所展开的另类“青春叙事”。对都市“新女性”所面临的“青春矛盾”及其“青春欲望”进行了大胆、严肃的深层次艺术表达,帮助人们正视青春的本质以及青春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从青春视角看,《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篇典型的青春小说,该作品除具有传播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价值之外,还具有独特的“青春学”价值。     

自我及其表现──丁玲小说漫谈

丁玲是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本文着重分析了丁玲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的创作，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丁玲的主观自我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对创作的影响。     

丁玲述评

我在中国期间,曾访问了西安,并和著名诗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创始人之一的柯仲平进行了长谈.柯仲平对丁玲十分了解,并向我介绍了她的情况.柯仲平对丁玲,是早在延安见面以前就很了解的.20年代末期,有一批青年诗人和作家到了上海,丁玲便是其中之一.鲁迅当时成了他们的导师和精神之父.丁玲的命运很不一般.她出生在鱼米之乡的湖南,并在故乡度过了童年.刚满17岁,她就到了上海.当时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父子关系问题日益尖锐.妇女们不满于无权的地位,反对不平等和压迫的呼声越来越高.姑娘们为了追求理想,而由家庭出走,投入到都市生活的激流中去.丁玲便是勇于追求和探索的典型.她抛弃了本家的姓氏,起了“丁玲”的笔名,用以表示对家庭宗法传统的反抗.     

丁玲的创作与女性角色的定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丁玲是一个颇具魅力而又不断争议的女性作家。纵观她的一生 ,2 0世纪中国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变动 ,几乎都会影响到丁玲 ,丁玲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在思想、生活、创作上 ,丁玲始终与 2 0世纪的中国社会粘在一起。从丁玲在社会变动中的创作和女性角色定位来阐述她在 2 0世纪女性创作、女性话语世界建构中的独特作用 ,是很有意义的     

信念&#183;痴情二重奏——试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丁玲生活和创作的导向作用

文章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奠定丁玲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契权，努力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方向，反映了丁玲创作活动的党性特征，对党、对人民、对生活的“痴情”象一条虹线贯穿在丁玲的生活和创作中。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爱与逃避：丁玲早期创作嬗变中的情感实践与主体性困境

长期以来,“左转”说将丁玲早期创作的嬗变解读为一种革命主体的自觉建构行为,忽视了丁玲创作动机中持续在场的情感元素具有的偶然性与情境性。在丁玲早期创作中,以偏为爱的创作风格内含着因怕而爱的情感原型,使人物在强烈的“唯爱”诉求中反而呈现出“失爱”的悖论体验。正是在“逃避-依恋”的意义上,丁玲的创作超越了一般的情感写作,呈现出所谓“左转”的文本表征,揭示了“爱”的悖论景观,也触及了“内曜不足”这个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