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普”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分析与调整

以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运用人口存活分析方法和数值拟合思想,并辅之以其他统计数据和对比分析方法,分析五普数据中的重报和漏报,对普查人口总量和结构进行调整。研究发现,“五普”0-9岁人口存在漏报,漏报人口为3 743万;而10-60岁人口存在重报,重报人口为1 134万人;最终调整五普人口总数为127 120万,普查人口漏报率为2.05%。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以及对以往人口变动分析校正

文章采用年龄移算方法进行队列对比对2010年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的漏报或者重报进行了评估,发现:在0～9岁人口按1990年普查漏报率为底线的情况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年龄人口漏报率为0.75%,重报率为0.55%,合计误差率为1.30%。采用布拉斯逻辑特生命表系统对低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死亡漏报做出测度,2010年低龄人口的死亡漏报非常严重,漏报率超过60%,男性婴幼儿漏报更为严重;老年人口的死亡漏报也平均在5%以上,不分年龄达到20%。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重报带来生育水平的失真,经过漏报回填,2010年生育水平应该在1.52以上。由此显示,在运用2010年普查数据时需要进行质量评估。     

1982～2010年期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性研究——基于出生人口队列的分析

数据一致性是反映人口普查数据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文章以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充分考虑人口死亡因素,比较同一出生队列人口在不同普查年份的人口规模,以此对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性进行检验。研究中主要有三点发现:一是分时期进行分析,在"三普"至"六普"的28年间,九成以上出生队列人口存活率大于1,发生正偏离现象;二是对四次人口普查中的相邻两次普查依次进行比较,普查时处于0～90岁的91个出生队列人口偏离量逐渐增大,偏离率渐次上升;三是分性别来看,1982～2000年出生队列人口偏离程度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相当数量的出生队列人口出现系统性正偏离,表明在人口普查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口漏报、人口重报或死亡漏报。     

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推算——基于“六普”数据的初步研究

文章根据公布的"六普"数据,对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进行模拟推算,并与往年普查及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2000年"五普"0～14岁低龄人口漏登2 056万人,女性漏登率高于男性,1岁和7岁组漏登率最高;2000～2010年育龄妇女人数增长了7.86%,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的35～49岁女性增幅较大;总和生育率经历了由降到升、再到稳中有降的过程,2000～2009年历年加总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48。另外,"五普"低龄人口漏登并未导致此前一些研究认为的近10年"生育率被严重低估"的结果,由普查与调查数据直接获得的总和生育率与推算值之间的平均落差仅为0.09。在生育率低走、育龄妇女人口规模缩小且其年龄结构持续老化的多重影响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应引起高度重视。     

基于五普数据对四普数据质量的估计

本文在考虑了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时点差异后,采用列克西斯图图示法,运用人口逆存活分析技术并结合对比分析方法,对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进行了重新评估。研究发现,“四普”0—9岁人口存在严重漏报,男女两性合计漏报人口1269万;10-18岁人口不仅存在漏报,也存在重报;男女分性别漏报人口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     

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

文章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利用人口分析技术和与历史数据、行政记录资料比较等方法,从人口的年龄、性别、生育、死亡、总规模、教育以及长表的代表性等多方面对六普的主要数据结果进行深入地分析,对普查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客观地评估。结果表明,2010年普查登记的分年龄数据准确性差异较大,0～9岁低年龄人口存在漏报,20～45岁人口有重有漏,其余年龄组完整性较高;分性别数据与历史数据的一致性较好;妇女生育水平明显偏低;死亡人口数据漏报较为严重;分教育数据与教育部门的行政记录吻合度较高;长表的主要数据结构代表性较好。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人口普查总人口的漏登率大幅降低,普查的总体质量明显提高。     

用小学入学人数检验"五普"低龄组的人口漏报和性别比

用小学入学人数检验"五普"低年龄组的人口数据,发现"五普"17岁以下年龄组人口净漏报2 042.03万,以此调整的2000年"五普"总人数在125 315万～126 087万之间,比公布的总人数少496万～1 268万,其净漏报人数大约为在804万～1 576万,净漏报率为0.65%～1.27%.同时得出"五普"0～4岁年龄组的性别比为114左右.     

中国人口普查死亡数据质量评估及2010-2020年死亡模式转变分析北大核心

人口的预期寿命和年龄死亡模式是评估人口健康水平、掌握人口发展规律的重要指标。人口普查为掌握年龄死亡模式的变动特点和人口预期寿命水平提供了基础数据,然而根据以往研究文献和对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普查所获得的死亡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需要对这一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和修正。为此,本文根据不同年龄段的死亡特点对布拉斯-罗吉特模型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其符合观察年份的死亡模式,获得模型参数,进而实现对2010-2020年死亡数据的校正评估。结果显示2020年人口普查获得的死亡数据中低龄组男性漏报率高于女性,0-9岁男性平均漏报率为75.33%,女性为57.69%,男婴死亡漏报率为85.08%,女婴死亡漏报率为77.80%;70-90岁高龄组死亡漏报率男性平均为22.55%,女性为20.75%,90岁及以上的死亡漏报比较低;老年阶段男性漏报率普遍高于女性。2010年婴儿死亡概率为21.15‰,2020年为8.80‰;2010年出生预期寿命为74.82岁,2020年为78.21岁,10年间预期寿命增长了3.39岁。通过比较分析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年龄死亡模式呈现“低龄降低,中龄平稳,中高龄先缓升后陡升,高龄略有回降”的变动态势。这表明进入老龄前期人口死亡概率降低带来一个虚弱累积的过程,达到一定年龄(70-80岁)后,老化速度就会加快虚弱累积的效应,带来更高年龄组失能或死亡概率的加速增长。     

普查数据质量与调查方法——关于将身份证号码纳入普查问卷的探讨

文章通过对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方式的对比,分析人口普查过程中出现的遗漏和重复问题与调查方法之间的联系,认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常住地登记原则使得大量流动人口被漏登,改进后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见人就登"原则则导致了重复登记状况的出现。针对六普存在的重报现象,文章针对用来排除重复数据的识别码问题进行探讨。经过分析我国身份证号码的天然优势,参考国际上对身份证号码及其类似号码的使用情况,建议将身份证号码纳入以后的人口普查问卷。这一方面可以把身份证号码作为简单、易登记的识别码,从根本上解决重报问题;另一方面可通过比对身份证号码数据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漏报问题,从而提高普查数据的质量。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死亡水平

在人口普查中,人口死亡容易发生漏报。文章分析了中国人口死亡漏报的社会原因,利用两次普查的人口数据证明了人口死亡漏报确实存在。为了估计出实际的人口死亡水平,对两次普查的人口数据质量进行了推敲,根据登记的人口和死亡率数据的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应的修正方法。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男性的预期寿命为67.97岁,女性的预期寿命为71.34岁,均比人口普查登记资料算出的结果小1.5岁左右。     

低年龄人口数据质量的分析与评价

文章从人口统计数据系统存在的矛盾出发,对低年龄人口数据质量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并利用人口系统以外的教育数据来对人口数据进行了校验。结果表明,在考虑死亡的情况下,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对应的0～3岁人口平均每个年龄组漏报了近340万人。这种漏报对中国生育水平、老龄化程度、未来劳动力供给状况、未来育龄人群人数、男女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等重要人口指标的准确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

通过对多套数据的分析和比较,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数据是否可靠、出生性别比数据存在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普查数据中0岁人口组性别比明显偏低,该年龄组的数据质量不可靠,判断我国出生性别比水平的态势应以其他低年龄组性别比的数据为主。普查数据中低年龄组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女(婴)孩漏报的现象,导致低年龄组性别比一定程度的虚假性升高,影响了对我国真实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判断。但是,即使扣除了这个因素,各个年龄组的性别比依旧远远高于正常值。所以,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偏高的情况是真实的,只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并没有普查数据所显示的那么高。     

基于出生队列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特征分析

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国际迁移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中国并非移民国家,人口性别比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本文利用各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和预测,构建连续的出生队列并以此数据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而在我国的生育文化特征下女性人口在低龄组更容易被瞒报,所以统计数据的瞒报、漏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低龄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不能把瞒报、漏报认定为性别比偏高的主因。根据生物学一般规律,在同等客观条件下男性的死亡概率在任何年龄均高于女性,总体上同一出生队列的人口从出生到进入婚龄,男性死亡人口规模大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在没有国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前提下必然要小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低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对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死亡人口性别比不会给婚龄人口性别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不会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事实。通过对2020年婚龄人口相应出生队列的分析,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方法计算,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年龄误报与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础的人口结构,年龄误报对各项人口指标的把握和判断有很大影响,在利用普查数据进行分析之前对年龄数据质量的评估至关重要。文章对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年龄数据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全国的年龄数据申报质量较高,但部分特殊年龄(如20岁)可能存在多报和堆积;广东、广西、海南和新疆4个省份100岁及以上高龄组老年人可能存在年龄高报和死亡后未销户问题;一些省份如新疆、西藏、海南、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存在较严重的年龄误报问题;一些省份的汉族也有年龄堆积;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藏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回族、哈萨克族和黎族年龄堆积明显。比较第六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年龄申报质量在提高。     

中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检验:总和修正惠普尔指数的应用

针对传统惠普尔指数对尾数0和5不加区分的不足,人口学家发展出了尾数别与总和修正惠普尔指数,因充分考虑到0～9各尾数的偏好或回避,从而提供了一个更可靠的测量。文章将其应用于对新疆和全国近四次人口普查年龄数据的准确性进行检验。针对新疆所做分析表明,"三普"到"五普"之间,人口在尾数为0和5的年龄上存在堆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堆积状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对全国的分析表明,近四次普查并不存在明显的年龄堆积,年龄数据质量较好,但年龄申报仍存在一定的尾数指向性,表现为偏好尾数7而回避尾数9。总体而言,该指数对于检验中国人口年龄数据的质量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可以对年龄申报中的尾数偏好进行更充分的分析和比较。     

1990年代中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

当1990年代各种人口调查"过低的"生育水平难以置信时,其"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被广泛接受。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数据漏报的性别差异的分析,利用教育统计数据,重新估计2000年及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像2000年普查数据反映的那样严重偏高。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和低年龄组性别比要比普查反映的水平低5～9个百分点。1990年代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女婴漏报的作用高达50%以上。本文还根据2000年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考察了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2000年中国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

200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妇女的生育率水平是20多年来人口学界一直关注的课题。2000年普查登记人口为124 261万,比1999年和1998年年度统计公报的人口还要少,说明人口漏报问题已经达到中国人口统计体制无法包容的程度。文章按照中国历年小学招生数计算出2000年普查时0～16岁人口漏报5 378万。据此,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时的总人口应是13O 885万(假使存在1.81％漏报率)或者129 889万(不存在1.81％漏报率)。按照2000年普查公报人口126 583万计算,1982～2000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率接近2.3;如果按照文章中提到的13亿左右的人口计算,同期妇女则平均生育了2.3个以上的孩子。     

含迁移要素的区域人口随机预测方法及其应用--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以宁波市为例,基于宁波市“六普”与“五普”数据,首先利用年龄别死亡率对同批次队列人口进行年龄移算,即人口留存分析,对比2010年的实际人口数和无迁移模式下的封闭人口数之差,进一步测算两次普查期间分性别、年龄别人口的净迁移量和净迁移率。然后,将迁移率与出生率和死亡率整合,构建多要素随机人口预测模型,预测宁波市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并评估迁移、死亡、出生三要素对人口变动的弹性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人口净迁入对宁波市人口总量变化影响最大,而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是未来50年加剧宁波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未来50年内,劳动力人口净迁入对降低宁波市人口老年负担系数的作用有限。鼓励夫妇生育二孩,优化人才引进与落户机制,尽快建立起应对高龄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长期照护体系,应是宁波市人口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     

六普死亡登记误差及其调整探索

目的:利用六普人口资料,分析各地死亡人口年龄综合指标,探索我国31个省区出生时预期寿命及经济人口社会变量,与2010年人口死亡率的关系.方法: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技术和相关回归分析拟合技术.结果:我国普查调查人口死亡率低于当年登记的人口死亡率,各地区人口死亡率全面低于全国人口死亡率;死亡人口登记误差主要发生在我国农村,及西南和部分西北地区.结论:2010年我国人口普查中,死亡人口、死亡率漏报率为18%左右,死亡人口漏报数量可能与外出人口数量,农村基层管理等有关.而出生时预期寿命,65岁以上老人比例等指标对于该地区人口粗死亡率有着较大的影响.     

中国2000年以来生育水平估计

文章根据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通过模型模拟的方法对中国2000～2010年的平均生育水平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普查的人口总数和历年的总和生育率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如果2010年第六次普查的人口总数是真实的,则历年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明显偏低。在考虑2000年五普人口总数存在低估的情况下,文章估计2000年以来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57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