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氏蛮夷”浅论

以“廪君”为首领的“巴氏蛮夷”,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部族,她与今湘、鄂、川、黔边界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探讨古代“巴氏蛮夷”的族属及其源流,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问题,可能是有所裨益的。一关于“巴氏蛮夷”的记载,最早见于《世本》。但此书早已亡佚,其有关之佚文,见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其文云: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武落钟离山。其     

月轮楼读词记

东坡[洞仙歌]《冰肌玉骨》词,后人伪造孟和原作,用[玉楼春]调,人皆疑之。二十年前,寓龙泉,徐君声越告予:坡词小序但云记其首两句似洞仙歌,则不应全词十九相合。且“水殿风来暗香满”“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三句,皆作拗句,而[玉楼春]不尔。此可证是妄人伪作。以文字论,减去数字,亦无远神。此语甚确,可以决此疑矣。     

昌谷诗劄丛(续)

以美比美(上续本刊81年第4期)长吉作诗,颂美人事物,善用正衬法。《李凭箜篌引》赞美李凭箜篌乐艺精湛入神,云“梦入神山教神妪。”以《搜神记》所记箜篌能手成夫人和李凭箜篌技艺比美,正衬李凭乐艺的神妙高超。外集《听颖师琴歌》在形容颖师琴声之美以后,有云:“谁看挟剑赴长桥?谁看浸发题春竹?”前句写周处长桥赴水,挟剑与     

对近版《石钟山记》的两点质疑

一、是“魏献子”还是“魏庄子”近来翻阅王彬主编的《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所选苏东坡的《石钟山记》,文中有“(?)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云云。我生活在石钟山麓的湖口县,自幼熟谙《石钟山记》,清楚记得原著作“魏献子之歌钟”,这里怎么写成“魏庄子之歌钟”呢?是编     

壮族反战乱长歌《嘹歌·唱离乱》

“嘹歌”是壮族人民喜闻乐唱的一种民歌形式。由于歌唱时歌句的尾音都用“嘹——嘹”来拖腔,因而人们称之为“嘹歌”。“嘹歌”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搜集整理的。先由田东县文化馆搜集整理了八百多行。后由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两次派人下去,深入发掘,共搜集到手抄本和口头记录约一万六千多行。其内容丰富多采,从各方面反映了壮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而基本内容则是由《日歌》、《夜歌》、《散歌》三部份组成。第一部分:《日歌》,就是白天唱的歌。它又包括《三月歌》、《日歌》、《入寨歌》三方面的内容。《三月歌》唱的是壮家的自然风光、季节时令以及农事活动的情况,从一月唱到十二     

七言诗起源与形成再探

笔者在《七言诗起源新探》(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一文中曾提出,“七言诗起源于西汉的《郊祀歌》”,“《景星》后段12句七言宣告了七言诗的诞生”。我在该文中并认为“七言诗由新兴的三言诗与旧有的四言诗有机建构而成”。本文将就七言诗的起源与形成问题,再作些探索,望读者予以指正。     

《白狼歌》歌辞校勘

《后汉书·筰都夷传·白狼歌》传抄了将近二千年,不可能没有错字的.特别是该歌的“夷言”记音汉字,是复原该歌的关键,是不允许有任何讹误的.清末王先谦曾以《东观汉纪》辑本、官本、《通志》本互校,得出的结果是:“异字方言,转译难明,声读今古有异.《东观记》又仅存辑本,无从定其得失矣.”在三十年代曾有人进行《校考》,把有些原来是正确的字,反而改错了.如出现四次的“多”的注音“邪”字,错改为“那”字.第五句“徵衣随旅”     

黄遵宪《樱花歌》诗旨与德川幕政

据黄遵宪晚年自定诗集《人境庐诗草》(下称《诗草》)编年,《樱花歌》乃作于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间,即遵宪在日本中国使馆任参赞官时。此诗音调浏美,比兴杂错,尽其藻缋富赡与篇章开阖跌宕之妙,洵为遵宪力作之一。诗中先描绘当日东京市民“倾城看花”且“人人同唱樱花歌”之情状,继以“道旁老人三嗟咨,菊花虽好不如葵”两句为转折,侈述维新革政前德川权藩时代樱花之富华繁盛,极颂德川氏深仁厚     

《白狼歌》反映的古代天象与历法

后汉明帝永平(58—75年)中,筰都夷白狼王唐一行自今四川雅安专区不远万里来到洛阳参观访问,并在汉庭唱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三首颂歌,计有歌辞四十四句,每句带有白狼语的四个汉字记音。这对藏缅语和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是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1961年底,我们就开始在西昌进行调查,由于受了白狼语为彝语支语言老框框的影     

关于“钩以写龙……的解释

《叶公好龙》这篇寓言《中华活叶文选》 (以下称《文选》)及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下称《古选》)都选入了。这两本书对“钩以写龙”等三句的解释,都觉不尽令人满意。我们认为解释这三句话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以”、“钩”、“凿”三个词的词性及其意义。关于“以”的解释,《文选》及《古选》都认为是介词,作“用”解;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行不通的。如果把“以”作介词“用”解,一、二两句讲通了,第三句就讲不通,     

七言诗起源新探

关于七言诗的起源问题,以楚辞起源说与民间起源说影响较著。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教。一、关于“七言之祖”《汉书·礼乐志》所录《汉安世房中歌》第六章: 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偷民所怀。大山雀,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大海”、“高贤”两句为七言。萧涤非先生云:“要之纯粹七言。两句连用,当以此为嚆矢”,“则是七言之祖,亦当推房中歌矣”。按,“纯粹七     

《摆手歌》与《古老话》比较研究

长期口承于荆楚故地、武陵山区的土家《摆手歌》与苗族《古老话》,缘于同一地域的共同生态及同为“蛮夷”后裔,故而两部史诗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作为单列民族各自民族特点的反映,它们又有一些互见差异的地方。     

汉歌的文体形态分析

汉代的歌是独立的文体，在原初文献中有明确的“歌”字作为区别。汉歌仍然依附于本事，延续了先秦古歌叙事的特征，又因为文人多用歌体描写个体生活，增强了文人歌的抒情性。汉代歌由杂言向齐言发展，宫廷盛行楚歌，句式集中在三兮二、三兮三、四兮三三种类型，前者与西汉哀辞有关，后两者对七言的形成起关键作用。民间以四言、三言歌为主，三言七言相杂与四言七言相杂的歌反映了七言成熟的轨迹。汉代有少量五言、七言歌诞生，但不占主流。汉代的歌一般短句歌押偶句韵，长句歌句句押韵。歌一般一韵到底，两句一转韵的歌集中在楚歌中。     

鲁迅早期诗歌臆解

鲁迅早年在南京求学期间的诗作,共六题十三首,即1900年的《别诸弟三首》、《莲蓬人》,1901年的《庚子送灶即事》、《祭书神文》、《别诸弟三首》、《惜花四律》。对于这些诗篇的注析,分歧颇多。笔者认为,把握鲁迅当时的思想倾向,是正确理解这些诗篇的关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求学于南京,就是为了“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又说,“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 S 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许寿裳先生回忆说,鲁迅早年最爱诵《离骚》中的四句:“朝吾将济于白水分,登阆风而(纟枼)马。忽反顾以流涕分,哀高丘之无女。”许先生认为,“这四句大有求不到理想的人誓不罢休之意。”(《亡友鲁迅印象记》第7页)换句话说,“寻别一类人们去”便是青年鲁迅思想倾向的集中反映。“诗言志”。     

南曲“入派三声”问题初探

南北曲韵均“入派三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了.以南戏为例,《琵琶记》第三十出[红纳袄][前腔]以”在、瑞、台、灾、白”为韵;《荆钗记》第三十五出[步步娇]以“事、起、得、碎、时、礼、得、祭”为韵;《白兔记》(成化本)第十一出[锁甫枝]以“启、计、体、庇、吉”为韵;《拜月亭》第十出[番鼓儿]以“鄙,敌、避、迟、实”为韵;《杀狗记》第三十五出[秋月夜]以“去、露、妇、福、福”为韵.那么,南北曲韵的“入派三声”是否性质一样,完全相同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     

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

我国历史上,首次赴首都洛阳歌颂祖国强大统一政权的,是西南“白狼夷”部落首领“白狼王”唐蕞等一行.他们在东汉明帝(58——75)举行的宴会上演唱出领辞《白狼歌》三章,“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由此载入当时史册《东观汉记》及《后汉书·西南夷传》,千古传颂不绝,迄今尚有国内外学者进行研讨.这三章汉夷对译的《白狼歌》辞,在我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现将当时汉夷对译《白狼歌》三章列下:     

日本上代歌谣命名法初探

通过对日本上代歌谣(记纪歌谣和《琴歌谱》所载歌谣为主)中“振”与“歌”等命名法的分析,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中“行”、“歌”以及“变歌”等的关系,从而说明由于汉文化的传入,日本上代歌谣在由口传到笔录的过程中,吸收了类似于中国乐府诗歌的分类法,对部分歌谣进行了分类和命名。     

东夷、苗蛮的共同祖先与族称

苗蛮、东夷的自称,其先民在伏羲女娲时代为句芒,神农时代为耕;龙之后的九黎（东夷）时代为根牟（根牟夷或句牟）,三苗至荆楚时代为荆（gen）蛮。荆蛮的下延,为近现代苗族的自称“仡模、仡蒙、仡蛮、仡芒、仡猫”的同音异译,省去有音无义的“仡”,即蛮为苗或蛮夷。     

《白狼歌》研究述评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悠久辉煌的祖国文化,是国内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共同缔造的.著名的《白狼歌》就雄辩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远在公元前,我西南兄弟民族中曾有个强大的白狼部落生息活动于今雅安、西昌地区一带.后汉明帝永平(58—75年)中,白狼王唐(艹取)一行,自筰都(今雅安地区)来到当时祖国的首都洛阳,在明帝举行的宴会上唱出了颂歌三首,热情洋溢地抒发着赞颂伟大祖国的衷情,充分地传达了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共同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颂歌三首有歌辞四十四句,每句都有白狼语的汉字记音.这是由当时“颇晓其言”的犍为郡掾田恭,“讯其风俗,译其辞语”的.刘珍将其辑入《东观汉纪》,刘宋范晔又将译文收载于《后汉书·筰都夷传》.唐代李贤     

白族山花体的格律

十四世纪末叶至十五世纪中期(明洪武至正统间),大理喜州下阳溪自族学者杨黼先生写了一支脍炙人口的长歌,称为《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由结构相同的二十首曲组成,每曲四句,前三句每句七个音节(用汉字记录即六个宇),后一句五个音节(五个字),共八十句,五百二十个音节(字)。长歌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了大理苍山洱海之间的天然景色和名胜古迹,表现了作者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第二部分追叙了白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大理国的“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