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迁移的演进规律及其chow's断点检验

对农民工迁移演进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民非农业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工迁移正相关,农民非农业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农民工迁移发生的激励作用更大.通过chow's断点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1994年是农民工迁移演进的节点;以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民非农业收入为因变量的农民工迁移演进函数在两个时期发生了变化;农民工迁移演进受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制度变迁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城市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农民工的家庭式迁移城市是真正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途径,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新生力量正在逐渐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坚力量,其家庭式迁移城市的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政府制定政策以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有序转移的最根本依据.以西安地区为例,通过对西安城六区进行间卷调查,利用1 040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城市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定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发现职业收入、外出务工时间、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迁移城市有重要影响,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制度则影响不明显.     

个体迁移、家庭迁移与定居城市: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二元选择模型对影响城镇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扩展的O-B分解结果对各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及宏观环境政策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对于城镇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影响最大,其中工资收入是决定性因素.家庭特征和地理因素对不同的迁移模式影响不同.外部宏观环境及政策对于城镇农民工的迁移模式有重要影响.     

家庭式迁移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家庭式迁移已经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重要模式。家庭式迁移的女性农民工需要同时扮演雇佣劳动者和家务主要承担者的双重角色,这种迁移模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利用浙江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试图考察家庭式迁移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工作经验、培训经历、本地生活时间、工资对女性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结构的影响不显著,但子女或老人随迁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因素对女性工作时间不同分位数上的影响具有明显变化。     

两种流动类型的农民工城市适应性影响因素的异同

基于对全国部分城市的1 357名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从个体特征、工作强度、劳动与保障、社会交往以及身份认同六个层面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异同。研究认为,两种流动形式的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状况均一般,家庭化流动的农民工相较于非家庭化农民工更能适应城市生活。朋友数量和未来生活设想是影响两种流动类型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关键。日工作时间、劳动收入对家庭化流动的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性影响更大,年龄和身份认同对个体化流动的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作用更大。依据这些发现,从促进社区交往和融合、进一步消除制度壁垒、加强用工单位的规范与监督力度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就业能力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农民工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其城市融入状况已经逐步分化成三种状态:"温饱型"、"小康型"和"发展型"。这种较明显的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对他们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影响。建立就业能力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的多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所体现的三个层面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达到了23.6%,其中,个体层面的就业能力最能解释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变异,其次是就业能力包含的中观因素和宏观政策因素。     

医疗保险模式对农民工迁移区域的影响研究

基于世界银行的调研数据,运用多项选择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检验城乡医疗保险模式对农民工迁移区域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会显著抑制农民工选择县外市内及更远的区域务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村外县内的务工迁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城市两种保险模式,新农合对农民工务工迁移的"拉回效应"更加显著。应在完善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上,促进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进而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城市生活状况的调查

按照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到2010年,中国将有近两亿农民进城务工,这意味着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使庞大的农民工由进城务工的短暂的转移向在城市定居状态转变,并最终实现其身份和地位的本质变化,已成为中国能否突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正是从最有希望的城市化流动人口-外出务工农民入手,关注中国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基本状况,以期对我国城市化决策提供政策参考.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时距效应视角下职业类型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根据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检测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t回归模型考察时距效应视角下,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型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与经商商贩相比,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农林牧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商业服务人员的定居意愿强烈,而服务人员、生产人员、运输建筑人员、设备操作员和无固定职业者的定居意愿较弱。职业类型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受迁移时间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在不同迁移时间和迁移距离下,不同职业类型人员的定居意愿强弱差异较大。总的来说,定居意愿最强的是省内中期,即在城市居住4～10年、省内迁移的农林牧渔人员;最弱的是跨省短期,即在城市居住0～3年、跨省迁移的运输建筑人员。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杭州市建筑业为例

从个体微观的角度对杭州市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具体考察农民工的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特征及地区选择特征四类情况,并利用交叉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检验四类特征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区选择、从业时间、随同的家庭成员人数、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选择继续留在建筑业中工作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和政府等可以通过为农民工在城市创造稳定的生活和就业环境,推进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进程,或可以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等多种途径来促使农民工维持稳定的职业,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行业中“用工荒”难题.     

农民工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8城市的调查分析

利用2014年国家卫计委数据,从消极、积极心理状态两个维度,分析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现状,综合考察人口因素、流动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对其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农民工心理健康各维度的发展并不平衡:其消极心理状态不差,但积极心理状态欠佳。改善经济状况和加强文化适应对农民工心理健康均无消极影响,但社会因素的影响较为复杂。五类因素对心理健康的解释贡献存在差异:人口因素对消极心理状态的解释比例最高;流动因素对心理健康各维度的解释程度均很低;经济因素对积极心理状态的解释贡献十分突出;社会、文化因素对消极心理状态的解释比例不容忽视。     

金融支持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趋势的统计检验

文章从金融支持政策纬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进行实证研究.认为金融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很大的推拉效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年龄越大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越大,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的城市融入难度要大,工作年限越长越容易融入城市生活,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集聚经济与中国城市体系优化──跨省迁移视角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实施的中小城市偏向型城市化政策导致了扁平化的城市体系,使得经济增长无法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体系在1990-2000年间变得更加扁平化。但随着城市化政策的调整,2000-2010年间,大城市的增长更具优势,扁平化的城市体系逐渐得到优化。使用跨省迁移人口作为城市经济集聚能力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显示,沿海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提供的经济集聚力是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原因。依据城市体系演进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预测中国大规模城市仍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城市体系将进一步优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努力降低迁移成本。     

如何提高城市住户调查数据质量

市住户调查统计包含居民家庭生活收支的方方面面，统计对象涉及每个家庭各行各业的成员。随着人们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不断增加和收入渠道日益拓宽，居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给城市住户调查统计工作的开展带来越来越大的难度，已影响到城市住户统计数据的质量，如何在新情况下保证城市住户调查数据质量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影响住户统计数据质量的因素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住户调查对象的就业形式、思想行为和心理状态出现了新的变化，客观上增加了住户调查工作的难度，直接影响调查的数字质量。具体表现在： 1、…     

不同行业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比较

本文以浙江省1685个城市样本农民工的调查为基础,借助于EViews软件,对不同行业的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总体回归模型中,性别、婚姻、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合同期限和技能培训等因素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影响因素有差异。     

江苏城市化空间：城市与小城镇的决定因素比较

江苏1978-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不同因素对以小城镇以及以城市作为空间载体的城市化进程影响不同。其中,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等政府因素是城镇人口比率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而产业结构等市场因素则是城市人口比率上升的主要动力;户籍制度对两种类型的城市化水平均有影响,但效果不明显,FDI则对江苏城市化有抑制效应;外贸对两种类型空间载体的城市化作用方向相反。因此,江苏实现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需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同时,发挥政府对城市化进程能动性干预,双管齐下、优势互补,促进城市化空间结构进行优化,推动城市化向更高阶段演进。     

黄土丘陵区生态迁移农户不同生计模式与收入水平关系比较研究——基于陕北各县400户迁移农户的随机调查

陕北黄土丘陵区农户生态迁移之后的生计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其生计模式选择直接影响着农户收入水平,而提升不同生计模式农户收入水平又直接关系着农户的根本利益。在对400户陕北黄土丘陵区生态迁移农户生计模式及其收入水平进行调研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研究不同生计模式对于收入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或者显著,并运用多重检验分析法比较不同生计模式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得到本地农业生计模式农户收入水平与其他3种生计模式农户收入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结论;运用随机森林回归算法揭示影响不同生计模式农户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陕北黄土丘陵区迁移农户不同生计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特征,进一步提出陕北生态迁移农户生计模式选择及提高收入水平的对策。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湖北省陨县、丹江口市和河南省淅川县的数据

基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经过的湖北省陨县、丹江口市和河南省淅川县的数据,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水源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总体生活满意度的Logit模型,得到的结论为:迁移户类型、家庭经济条件和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影响水源区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而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对水源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都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