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和庆典中的族群身份表达——以保安族为例

仪式既是民间社会建构和维持各种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建构和维系社会团结和共同体凝聚力的手段。族群性的实现,也同样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仪式。正是通过一系列仪式,人们表达和维持社会认同,不仅使群体联系得以世代相传,而且也使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得以随着具体的社会环境而调整。从保安族在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各种仪式里的民族表达中,可以透视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某种社会心理处境。     

成长的仪式: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青少年的性与性教育

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来看,青少年的性教育是他们在青春期所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成长仪式。作为一种成长的仪式,性教育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并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在仪式的变迁过程中,以同辈群体为中心的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性教育仪式逐渐被以学校为中心的正式制度层面的性教育仪式所取代。然而,正式制度层面的性教育仪式却在当前社会中面临着危机与尴尬,其根源不仅仅是当前学校性教育中方法和内容等存在着问题,更重要的是青少年在性教育仪式中主体性的缺失。要改变这些状况,我们需要再造仪式,注重青少年在性教育仪式中主体地位的建构,把性教育当作是一种青少年的主体权利。     

敬神与狂欢——白马藏族三个村落"跳曹盖"仪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应用人类学仪式过程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甘肃文县麦贡山、四川平武厄里寨和木座寨三个白马藏族村落"跳曹盖"仪式的对比分析,指出"跳曹盖"仪式是驱鬼敬神与狂欢庆典仪式的耦合,只是在不同的村落中,二者在仪式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寡.由此,文章从仪式与神话的层面分析造成这一差异性的原因,并指出"跳曹盖"仪式结构中这种二元性实为不同社会情境下价值观念的产物.     

集体仪式传承和变迁的多重动力——当代黔中屯堡地区"抬汪公"活动的田野考察

黔中屯堡地区历史上曾有"抬汪公"的集体仪式,后因特殊历史原因中断.至20世纪80年代复兴,随着现代性诉求日益凸显,该集体仪式保有其族群发生学预设的特有精神信仰内涵,同时又为屯堡地区内外多元主体及其多重竞争驱动合力重塑.重新构建的"抬汪公"集体仪式无疑是屯堡文化当代传承和创造的具体实践,本文对作为仪式主体的人及其实践和文化体验,予以微观层面关注.     

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现代礼仪之构建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体现在普通民众的言行举止方面。作为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礼仪包含礼貌以及礼节等内容,是现代社会人与人、社会、国家之间交往互动的重要“介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际交往应该自觉剔除不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在个人层面的交往互动上体现诚信和友善,在社会交往层面上体现平等自由,才能最终形成国家层面的文明和谐共处。因此,现代礼仪的构建应该在继承优秀传统和吸收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个人礼节、社会礼仪文化和国家仪式三个层面的内容,并建立相对应的社会机制来设计、制作和推广现代礼仪体系。     

仪式与传播的互融——以广西宜州壮人的葬礼为例

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研究多关注仪式在信仰、象征、规程、功能等层面的意义,对仪式传播层面的意义却少有关注。仪式传播整合了仪式与传播两种研究视角,在理解仪式传播意涵的同时,也透过仪式理解传播现象的文化意涵。葬礼作为传统仪式,具备完整的仪式要素,也为各类传播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场景。通过对葬礼的仪式传播分析,可以看到传统的仪式观与当今的传播观如何在具体的场景下发生联系,产生互融。     

论新闻发布会的仪式叙事与建构——对新闻发布会的文化人类学解释

传播仪式观重构了传播的模式,以"仪式观"观之,新闻发布会是仪式进程的展演。在数字媒介生成的虚拟情境下,新闻发布会从现实仪式演变为媒介仪式。应重视新闻发布会的仪式建构,从角色构成、角色行为、时空要素、情境等层面强化仪式的象征意义,以建立仪式秩序、实现仪式目的。     

论过山瑶的挂灯仪式——来自广西河口的人类学调查

挂灯仪式是广西河口地区最具过山瑶特色的仪式活动。挂灯仪式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家庭或家族这类共同体层面上,对于个人而言,挂灯可为民间信仰的入教仪式。可以说,挂灯仪式强化了过山瑶对地方社会和族群共同体的结构认知。     

论曹禺前期剧作的仪式性

本文运用神话──原型的批评方法来论述曹禺前期剧作的仪式性。全文分两部分：一、仪式：从世俗上升到宗教。仪式应该有三个层次的建构：世俗仪式、审美仪式与宗教仪式。曹禺的前期剧作作为一种审美仪式，是与宗教仪式和世俗仪式上下贯通的，并以世俗（社会──政治层面）和宗教的双重特性获得极大成功，成为一种类似于马丁·艾斯林所说的“国家的仪式。”二、祭典：从宗教转化为象征。曹禺的前期剧作，首先是一个神话祭礼的世界、一个原型象征的世界。观众为什么对曹禺剧作那么迷恋，就是因为曹禺的前期剧作孕含了神话祭礼──原型象征的模式，因此曹禹的前期剧作不仅是仪式性，而且也是象征性的典范。     

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

民间社会在已经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 ,而国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经完全否定的民间仪式。民间社会复兴自己的仪式 ,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民间特色和身份 ,但同时又要利用国家符号。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 ,其仪式就越容易获得发展。国家把民间仪式纳入国家事件 ,让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国家活动 ,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国家与社会在仪式上的互动 ,实际上是“治理”这种新的行政方式的演练 ,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今后更加广泛地建立“治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