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士僧交游的政治动因

唐代士人与僧人交游频繁、关系密切,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士僧交游背后的政治动因尚少有论及.论文从"僧借士而扬名"和"士借僧以自梯"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唐代的相关政治背景指出:唐代僧人可通过结交士人而扬名,进而获得崇佛皇室的青睐,得赐紫衣、出入禁闼、显赫一时;僧人有能力介入士人的应举和入仕过程,士人复可通过与名僧的交往来获取政治上的援引,"借以自梯".唐代的士、僧两个群体如此这般地形成了一个政治利益链,互相提携,密不可分.这一政治动机深刻地影响着士僧交游中僧人对于士人的选择和士人对于僧人的选择.     

“士”之“穷、达”矛盾及其文人题画诗的儒家情怀

1.在以往的文人画研究中,人们多注意了庄禅的影响,而很少提及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中国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士")之优良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儒家精神;中国古代之"士"素有"穷"、"达"、进、退之德行化追求;2.源初意义的水墨"文人画"是士人隐逸的产物,是知识分子"兼善天下"受挫失败而"独善其身"的选择,庄禅是他们的本色。但出世退隐而"君子固穷"之"士"却始终郁勃着入世"兼济"之情怀。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文人题画诗即在表达着"诗以言志"的人格修身与"兼济"梦想,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情怀天地可鉴。     

论汉代辞赋中的悲士不遇主题及士人心态

在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汉代辞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悲士不遇"的主题.这一主题客观地反映了汉代社会中士人的现实处境和幽微丰富的心灵世界:不遇之士在失意、忧伤与怨愤的同时,在人格品质和道德上表现出卓然不群、高洁自守的自我优越感;明哲保身的倾向,表现出对专制政治的疏离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归因天命、委顺自然是他们自我安慰的方式;学术立名、田园自娱的选择,是他们找到的新的安身立命之点.     

"不负科名":元末文人余阙述略——兼论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出现的土壤

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王朝"死节"、"殉难"的进士达42人之多,死于安庆之难的余阙尤被推为这一类"不负科名"之士的代表.作为一位死节之士,余阙的出现,是儒家入世思想深刻影响元末士人的有力见证;作为一位色目文人,余阙的出现,又是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彪炳于文坛的一个缩影.余阙、泰不华、萨都剌、丁鹤年等少数民族文人的出现,与元代民族融合进程有着密切关系.     

爱国诗篇,还是沅湘“殇”悼葬词?——《国殇》主题质疑

古今《楚辞》研究论集,皆称屈原《九歌》中的《国殇》,热烈歌颂的是楚国将士们在卫国战争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捐躯报国的战斗精神,"独步千古,义薄云天",为我国文学史上"惊心动魄"的"绝唱".其实,《国殇》根本不是什么爱国主义诗篇,歌颂的也根本不是楚国将士;而是记录了沅湘民族一种古老的"殇"葬习俗,礼赞的是被楚国将士杀戮的仇敌之国——吴国和秦国的将士.全诗为这种"殇"葬跳巫的巫词,用现今称谓,即"悼词",且只是全篇"悼词"的节录.     

论石崇人格特征的多元性

在西晋,石崇是一个人格非常复杂且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处世名言"士当身与名俱泰"已经被公认为西晋士人的一种人生准则.在政治上,他身为上层士族却鄙于清谈任诞而向往儒家的功名事业.在生活中,他奢侈低糜却又风雅大方,他浮竞鄙劣却又爱敬正直之士和为正直之士所爱敬.可以说,石崇的人格特点的多元性正是西晋这个动荡时代的复杂人性与士风的缩影.     

汉续秦学论

"秦学"就是体现和运用于秦政中的经义学说.这种经义行政发源于秦朝,张大于汉朝.秦政和汉政的共同性在于,二者行政的学理基础都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经义和法术.同时区别有二,一是,经义和法术这二元因素在秦政和汉政所占有的比例不同;二是,秦政中只有经义行政而无经术之士,汉政中则既有经义行政又有经术之士.所谓汉续秦学,就是指经义论政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它直接影响了汉学和汉政的双向开发和互动交流.并最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了一种经学政治形态和经学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体.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思想的位置--重审思想史边界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从史学角度看春秋时期人文思想中的"超越性"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古琴:"士"政治职能的审美外化

关于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的雅俗问题,一直停留在儒道哲学的美学层面上.古琴的审美特征应结合其主要实践群体——"士"阶层的"乐谏"传统与"道统"独立意识加以分析.古琴"淡远"的审美性格与古琴实践群体"士"的形成渊源、政治职能、"道"统的独立思想意识等有着重要的同构性关联.     

论汉代辞赋中的"士不遇"主题

:"士不遇"一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早见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汉代士人对不遇的歌咏,其表现手法甚至语言,主要源自屈赋.按照与屈赋的相关程度,可以分为三大类.尽管不及屈赋庄严绚烂,汉代士人的歌咏尤其是<答客难>一类的作品,仍然是士人追求自我完成这条人文之路上的一道奇丽的光彩.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自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揭开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相遇与对话的序幕.为了成功实现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来华耶稣会士经过一段曲折历程后,创造性地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即"入乡随俗".由于来华托钵修会天主教士对之全盘否定,从而引发了中西"礼仪之争",导致清初"禁教"政策的出笼和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中断.以林乐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晚清来华自由派新教士基本上继承了文化适应政策,从而使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本文认为文化适应策略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仍有普遍性意义.     

繁华往事:唐宋时代的商业记忆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坊市制的解体、夜市的兴起,拓展了商业经营的空间和时间,为城市商业注入巨大的活力.唐宋商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商人及其子弟获得进入士阶层的机会,士商通婚也并不罕见,"贱商""抑商"思想虽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的确受到极大限制.文人书帖、文集的商品化,是唐宋商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加深了士商间的融合互动.商人群体中读书人和僧道人士逐渐增多,是唐宋商业发展的标志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宋商业文化史提供了极佳的观察视角.     

《论语》中的修养之道——从文本形式进入的思考

《论语》记载了孔子的言行及其与弟子时人的问答,解读时宜把语录意义与语录存在的具体语境、涉及的特定对象联系起来;假如脱离具体境况纯粹作形而上的认识,就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语录涉及的对象大略分为"君"、"仕"和"士"三类,其中的修养之道各有侧重:关于"君",要求仁爱、以身作则;关于"仕",要求敬事、谨慎、谦恭和识时务;关于"士",则要求有信仰和批判的精神,奋发有为。孔子提出这样的修养之道,是根据角色定位("角色")和适时而处("时中")的原则,其中关于个体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认识尤其有当代意义。     

“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守礼而求仁：早期儒家对“士”的政治德性塑造

"士"在中国古代政治理性和文化传承上都表现着高度的连续性。"士"最初来源于承担国家事务的宗法贵族,经历了贵族内部和社会文化的两次大分化后,在春秋时期演变为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人群体,以"文士"和"吏"的角色承担着政治和社会的聚合及教化功能,进而成为中国独特政治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早期儒家将"士"内嵌于"俗""礼""法"一体的"礼治"系统中,从个体道德修养、社群生活方式、国家政事运行等方面对"士"进行了非常清晰的理性反思,着重塑造了"士"的忧患意识、教化向善、忠信恭敬、以德抗势和穷达以时的政治德性,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政治理性,也对后来"士大夫"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先导性作用。     

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

秦汉官僚体系中除了禄秩系统以外,还存在着以"公卿大夫士"形式排列的"爵位"系统。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适应统一王朝的需要,从先秦的"卿大夫士"系统发展演变而来,是决定秦汉时期官僚政治、社会格局的基准系统。西汉数次对官秩系统的改革皆因此而起,其背后则贯穿着秦汉大一统国家理念的生成与演化过程。     

卑微与恐惧——汉赋讽谏失败的一种阐释

两汉赋家地位卑微,不可与战国之"士"同日而语,这导致了赋家与帝王地位的巨大差距;由于献赋讽谏具有"逆鳞"的意味,所以辞赋家心存巨大恐惧,讽谏往往委婉曲行;所以赋家所固有的这种卑微与恐惧最终客观造成了汉赋讽谏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