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略说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修史的优良传统,且朝朝代代相接,绵而不辍。我国史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官修的所谓“国史”,也称“正史”,如《二十四史》;一种是以行政区域为范围,分门别类综合记录该地区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史书,叫做“地方志”,如某县志、某府志、某省志等等。地方史书命名为“方志”,是用来和“国史”相区别的,其实,志和史并无根本异同。如陈寿纪三国史事,本是国史,却名为《三国志》,便是例证。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远在周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有掌管记录国之大事和典册的史官。孟子所谓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讲的《晋乘》、《楚梼杌》、《春秋》,以及《吴     

社科专志的开河之作——评《辽宁省志·社会科学志》

无论是我国 2 0 0 0余年的方志史 ,还是辽宁 70 0年的方志史 ,在浩如烟海的志书中 ,没有哪部志书将社会科学单独设篇成章 ,更无将其设成专志者 ,专载一方社会科学之全貌。自《汉书》首创“艺文志”以来 ,史书和志书因袭沿设“艺文志”或“经籍志”,但多为记载一方著述之名录 ,且大都为诗文之作。民国以后所修志书 ,虽有所变化但基本仍沿袭古法。如《奉天通志》中《艺文志》的编纂方法 ,既不完全沿袭盛京旧志 ,又有别于章学诚提出的“方志立三书”之议。奉志在《艺文志》的小序中说 :“今分艺文为二部 ,一曰书徵 ,专载书籍目录 ,一用解题提要…     

地方志浅说—兼谈新修南京市志

南京市委于去年八月决定成立“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准备着手新修《南京市志》。这是南京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分门别类地记载一个行政地区的自然、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它有四个基本特征,即地方性、广泛性、连续性和资料性。因此它也是地方上的一种百科全书。地方志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产生、发展过程。据《周礼》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所以一般人认为地方志萌芽于东周时期。如当时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郑《志》等诸侯国史,对周王朝来说都是“邦国之志”,它们都是后来方志的一个源头。方志学的奠基者清人章学诚     

孙光宪词初探

孙光宪,字孟文,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的主要词人之一。他生年不可考。《宋史》载:“光宪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雕校,老而不废,好著譔,自号葆光子。”《直斋书录解题》和《郡斋续书志》著录孙光宪所撰书数种,至今仅存《北梦琐言》二十卷。《十国春秋载》:“唐时为陵州判官。”可见孙光宪是一位经史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的一生以撰著史书和从政为主。词,似乎只是他的余暇之作。《花间集》载孙词六     

方志的体例和种类

地志的著录,始见于南朝刘宋王俭的类书——七志,方志被列于专记地域的图谱志中。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杂述篇》,将方志列入史家杂著中。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将史分为十四门,方志列入十一门地理之中。章学诚将史籍分为十三门,方志列入十一门地理之首。梁启超将方志列为史十种二十二类中的十七类。章太炎将方志列为历史的第五门。体例未备之前的方志是芜杂的。专载政事的如《吴越春秋》,专详地理的如《湘中山水记》,载郡县     

发扬民族传统 编好甘肃地方新志

中共甘肃省委二月决定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关系到两个文明建设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动员和团结一切有志于修志事业的同志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把修志工作做好。一、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传统有人认为:最古的历史书,其实就是方志。早在周代已有掌管“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掌管“四方之志”的“外史”,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当时诸候国的历史。据《孟子》、《庄子》、《墨子》等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看到了“百二十国宝书”,这些列国宝书,或者叫“百国宝书”,就是地方史书,也就是地方志。《孟子·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楚国的史书与史官

(一)《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周礼·春官》和《礼记·玉藻》中可以看出,西周的记史和史官制度,比之殷商更趋完备.《春秋公羊传注疏》引闵固曰:"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见,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史书.《墨子·明鬼》谓西周晚期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就是说,按年代顺序记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事迹的《乘》与《祷杌》,其性质与体裁同于鲁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史记·十二诸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诸遂良与“起居注”

唐代名臣褚遂良,是太宗朝中刚正不阿的谏议大夫。他负责帝王“起居注”的撰写工作。“起居注”是帝王的言行录,相当于古代的左右史。《礼》云:“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起居注”要求实录,“善恶必书”。一天太宗忽然想看看“起居注”,看看史官们在自己的“档案”中记了些什么,并暗示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说:“人君言行,善恶必书。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并拒绝了李世民看“起居注”的要求。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

翻阅部分方志及论著,见到许多人讲方志起源,必称《周礼》,清人章学诚堪称代表。其说云:“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博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必资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哉?”(《方志立三书议》)又云:“惟念方志为外史所领,义备国史取裁,犹《春秋》之必资百同宝书也。”(《为毕制府拟湖北通志序》)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方志研究园地的一支新葩——读王晓岩教授《方志演变概论》

“方志”之名称肇始于战国时期,但其初始是指诸侯国之史书。秦汉以降,才有了“地方志书”的含义。那么,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方志”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不少方志学名家都曾进行过探讨,观点各异,其说不一。辽宁大学历史系王晓岩教授把自己多年来研究方志演变历史的成果,系统编撰成《方志演变概论》一书,近由辽沈书社出版,填补了方志历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统计志编纂之我见

何为志?唐代《汉字·叙律》载:志,记也;欲其经久而可记也。我国历史悠久,便也有了悠久的修志历史。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的战国时代就有了历史文献汇编《尚书·禹贡》篇。国内现存有历代志书八千五百多种,计十万卷之多。还有许多志书流藏于国外,仅美国就藏有中国地方志书二千九百多种,日本二千八百多种。 古之修志,多系综合方志。方志者系地方志也,即记载区域范围的疆域、地理、物产、风俗、民族、人物、古迹、天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灾情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修志范围和内容量亦在不断增大,产生了专门志书。专志是专记某一专业或     

台湾本明代《宁夏新志》伪作考

台湾成文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影印出版了一部《宁夏新志》(“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八号”,以下简称“台本”),并注明是根据明代抄本影印,撰修者为胡汝砺。众所周知,《宁夏新志》为宁夏地区现存第一部方志,成书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由宁夏巡抚王洵主修,乡儒进士胡汝砺总纂,明刻板现藏宁波天一阁(以下简称“阁本”),各家史志目录书均有收录。据清乾隆《宁夏府志》后序追述:《宁夏新志》系“弘治辛酉,巡抚工公珣修之,郡人胡大司马汝砺笔也”。今天一阁之《宁夏新志》刻本,前冠王珣序     

周代学术发展论略

在讨论我国学术发展问题时,不少学者常用仓颉为黄帝史、夏有太史令终古、殷有內史向挚、《周礼·春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等,来说明我国史学起源之早。而究其实,这些官职虽名为“史”,而其职务只不过是后世秘书、书记、司书之类,故所掌握者多是典、志、图、法之属,还不是后世的历史编纂。学者们又常用《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来说明我国历史著作起源之早。而究其实,《尚书》本非历史著作,《春秋》则起自东周。因     

《史记》《汉书》关系新议

司马迁《史记》载录五帝至汉武3000年史事,勒为一书,共52万多字,开纪传体史书之先。班固《汉书》约80万字,记前汉一代史事,其中汉高祖至武帝太初以前,内容多据《史记》。今考《汉书》参考《史记》之篇章多达61篇,因此,《史》《汉》对读自《汉书》书成以后屡有出现。《史记》成书以后,流传不广,甚至因"微文刺讥"而号为"谤书"。至于《汉书》,极载汉之盛德,传习者众,评价似与《史记》迥异。其实,二书内容相同之处甚多,何以一为"谤书",一为歌功颂德之文?据二书互见之文,可见其中之《春秋》笔法,以及班固《汉书》之史家精神与微言大义。     

试论傅玄的乐府诗

傅玄(公元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东南)人,是魏晋之际一位重要的作家。据《晋书》本传记载,傅玄一生“著述不废”,除撰有《傅子》一书外,“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但是,由于频仍的战乱及其他种种原因,傅玄的作品保留下来的,却为数寥寥。在梁代,他的作品剩有五十卷,散失了一半;到隋代,《隋书·经籍志》载为十五卷,又散失了大半;再往后,《宋史·艺文志》记着一卷之数,尚不知为文为诗。只是由于唐宋人的书注类书的征引,明人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春秋谷梁传》风格论

儒学经典《春秋谷梁传》(以下简称《谷梁》) ,至汉初始著于竹帛 ,但其师徒口耳相传由来已久 ,理应作为先秦散文之余绪加以研究。《谷梁》学说向来以经学要典著称 ,但论及其文章风格者无多。晋代荀崧称其“文清义约 ,诸所发明 ,或《左氏》、《公羊》所不载 ,亦足有所订正”(见《晋书 .荀崧传》) ;东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集解 .序》中综比《三传》时指出 :“《左氏》艳而富 ,其失也巫 ;《谷梁》清而婉 ,其失也短 ;《公羊》辩而裁 ,其失也俗。”至唐代 ,柳宗元说 :“参之以谷梁氏以厉其气”(《与韦中立论师道书》) ,又说 :“谷梁子 ,太史公甚峻…     

潮州志考略

地方志简称方志,或称志乘,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它广泛而详密地记录了各地的建置、沿革、疆界、山川、形势、城池、关隘、兵防、津梁、气候、古迹、学校、寺观、物产、户口、田赋、灾异、风俗、选举、职官、人物、金石、艺文等自然和社会史料。司马光称之为“博物之书”,章学诚则誉之为“一方之全书”。我国的地方志起源很早,两千多年前的西周就设“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至于潮州有志,似应在置州之后。据《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一》载,隋开皇十一年(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