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环境风险的风险刑法应对之批判

为应对现代性环境风险的压力,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风险刑法倡导刑法应提前介入,强化刑罚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并建立区别于传统刑法的风险刑法范式。现代性环境风险不同于瘟疫、饥荒、自然灾害等传统风险,它是被制造的风险,是工业化的内生性风险。在风险社会时代,传统的社会管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现代性环境风险,需要通过促进民众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进行充分协商的方法打破风险控制中的专家垄断,解决科学理性的失效。风险刑法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之间存在错位,风险刑法理论不仅不能起到应对现代性环境风险的作用,还具有突破刑法谦抑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风险社会下污染环境罪之处罚扩张问题研究——以危险行为犯罪化为视角

我国刑法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结果本位”的传统立法观念严重制约了对当前环境风险的防范及其有效治理,难以对污染环境危险行为做出有效规制。顺应“犯罪化”、“处罚早期化”等国际刑事立法潮流,学习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扩张处罚,将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犯罪化,即在《刑法》第338条的基础上增设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基本犯罪形态,实现刑法对环境污染防控的前置保护。     

风险刑法的理论风险与应对策略

风险刑法理论自提出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进行讨论,支持者认为其能够解决我国现行刑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反对者认为风险刑法理论的社会根基不牢。但是风险社会的存在有其客观可能性,同时,事物的两面性又决定了风险刑法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风险刑法有侵犯人权的可能性、有背离刑法谦抑性的危险、有阻碍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可能性,但是风险刑法理论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所以在适用时应当采用适度扩张罪名、适当的扩展责任主体范围、前移犯罪构成标准以及构建科学的风险刑法立法模式以及完善的风险法律体系的方式对风险进行应对。     

刑法中环境犯罪规定的缺陷分析

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规定的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背景下我国环境及能源保护的现实,具有明显的缺陷。因此,应在刑法体系、环境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环境保护范围、环境刑法保护力度、环境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等七个方面给予修改,为构建一个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和前瞻意义的环境刑事法规提供立法思路。     

论环境生态利益的刑法保护

环境犯罪的实质是对生态利益的损害,保护环境生态利益是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我国现行环境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法规定没有考虑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更多关注人身与财产利益,忽略对生态利益的保护,不利于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在绿色生态文明时代,环境刑法应具有明确的立法导向,注重对环境生态利益的刑法保护。文章对实现环境生态利益的刑法保护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并对完善我国环境刑法提出了几点建议。     

风险社会与刑法解释观研究

随着风险社会概念的盛行,风险刑法理论也越来越得到国内学者的支持。分析我国社会性质,在社会形态、风险来源及研究范式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区别,不宜对西方社会学中的风险社会理论持拿来主义态度。在社会属性、风险性质和刑法理论等层面上,并没有为风险刑法提供充足的社会基础与理论支持,分析我国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风险刑法理论在刑事立法层面上的影响也较为有限。在风险高发的压缩性社会形态下,刑法解释应采取相对克制的姿态,认真遵循刑事立法的精神,充分体现沟通协商的态度。     

风险刑法产生的必然性探析

风险刑法是与传统刑法相区别的现代刑法,是基于风险社会时代背景而产生的刑法理论体系。风险社会是对当代社会的客观现实描述,传统刑法向风险刑法的运作模式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刑法成为风险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手段。风险社会的客观存在对刑法提出的挑战是风险刑法产生的基础原因,而刑法内部的诸多传统理论也应当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发展进步,这种理论叙述的调整满足了“理论解释刑法运作”的要求,风险刑法理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网络犯罪的多向维度与刑法应对

网络犯罪的外延已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事务、从个人犯罪扩展到有组织犯罪,呈现出多向维度。网络犯罪的现有定罪规则还存在诸多难题。尽管如此,刑法应对网络犯罪的立法模式并不需要重构,通过将\"罪状\"中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网络化解释的方式就可解决大多数网络犯罪的规制难题。现有司法解释应对网络犯罪也存在诸多困境。未来,司法解释将进一步加强对网络要素的考量;摒弃将\"网络手段\"单独作为入罪标准的解释模式;逐步统一入罪标准,实现司法解释内部的协调统一。     

环境法视野下的环境伦理

在环境问题频发的社会大背景下,以环境法的视角研究环境伦理以及环境伦理与环境法的关系,并将环境伦理运用到环境保护的法律实践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界定环境伦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重要关系进行分析,并以此对环境伦理本体进行反思与重构,以期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双重支撑。     

刑事法视野下的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探析

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专章,有限承认了部分公诉案件可以刑事和解,同时也规定了其程序.藏族习惯法注重和解,刑事案件借助"赔命价"、"赔血价"等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在刑事法视野下审视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可发现二者之间冲突与契合并存.如何通过地方性立法,引导其逐步走向法治化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对于维护法制统一、藏区社会治安稳定,推动藏区法治进程大有裨益.     

刑事政策法治化视野下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

作为刑事法律的制定指针,刑事政策体现一国宪政发达程度。必须以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为逻辑起点对刑事政策进行法治化。要完善、规范刑事政策法治化视野下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必须关注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客体及主体问题。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

我国现行刑法在环境资源的保护方面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依然在环境资源的形法规制、范围和环境资源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当前,我们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人类利益主义和自然利益主义相结合的刑事立法新理念,从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体系、保护范围、环境资源犯罪构成的规定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我国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     

诉讼视野下的环境刑法法益革新——从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资格看我国环境刑法法益

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各国对环境权利进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而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刑法观念向生态保护——人类中心主义的刑法观念转变,体现了目前世界各国环境保护发展的态势。我国在环境犯罪方面的规定过于狭窄,在保护传统法益的同时对于环境法益的侵害的保护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国家应当更加重视对环境权益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刑法。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

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审查存在真实性认定难、关联性确认难和权益平衡难的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在审查电子证据时,应结合不同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可以从证据能力和证据力两个层面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是对电子证据有无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而对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则是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真实性、完整性程度）和充分性（与待证事实内在联系程度的大小）的审查。     

环境法学视阈中环境利益的本质与定位

环境利益是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生态危机背景下提出的,其所承载的是人们对一个安全、健康、舒适、良好环境的诉求.究其实质而言,环境利益是环境生态功能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环境构成要素及其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对人的生态需要的满足.从利益表现形态上看,环境利益可以是物质、能量形态的利益,也可以是环境构成要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效用状态的利益.环境利益虽与部门法所确认的传统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密切相关,但在利益客体、属性、形态等方面与传统利益不同,是一种应受法律规范确认和保护的独立的利益形态.     

论知识产权犯罪网络化及其刑法回应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犯罪逐渐从现实生活蔓延到网络虚拟空间,呈现网络化趋势。这使得传统刑法的调整显得捉襟见肘,从而对传统刑法提出了严峻挑战。为了有效遏制知识产权犯罪的网络化趋势,刑法必须与时俱进,正视刑法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规制之不足,根据网络知识产权犯罪自身的特点,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完善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规制体系,合理防控知识产权犯罪网络化趋势,以维护网络安全,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比较法视域下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刑事立法的完善

对动物资源进行刑法保护,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国外动物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富有特色,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从比较法的视域加以研究,剖析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刑事立法的不足,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立法,是有效保护我国动物资源,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