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以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中心

现藏日本足利学校的宋明州本五臣-李善注《文选》,是国内不传的南宋早期刻本,也是现知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文选》刻本中李善注系统、本善-五臣注系统均有通告本问世,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五臣-李善注版本。此中秀州本已不传,翻刻本以明州本时间最早,明州本又以足利藏本为最早、最善,无一叶补版,1962年被定为"日本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该本,正补《文选》研究之急需。本文梳理了《文选》版刻、注释与流传中的历史文化变迁,并讨论了足利藏明州本的重要版本价值。     

“《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御注文选表解》探析

《文选》成书之后,很早就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研究《文选》在日朝两国流传、刊刻、翻译、注释、评论、模拟之学,可以称之为"《文选》东传学"。《御注文选表解》是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纪传儒菅原和长对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详细解说。"御注"可能是平安时代大学寮博士菅原家的遗说,其注重对语汇的解释以及文义的疏通;而"愚解"是对李善《表》以及"御注"的进一步解释与发挥,其特点是引用了大量典籍对上述文本进行详细注释,还援引当时流行的朱子学对李善《表》进行阐释。菅原和长的"愚解"是当时讲授的讲义,其不但对李善《表》进行分段解说,而且还对此表的结构与写作特点予以详细剖析。总之,菅原和长的《御注文选表解》是现存第一部详细解释与研究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著作,对于研究日本中世纪传儒的《文选》学以及建构"《文选》东传学"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论先唐所传王逸《楚辞》著作之名实为《楚辞注》 ——兼谈其传播时间

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较早提出王逸撰《楚辞章句》的说法,此后学者撰述引用而无疑.但《隋志》等目录并未见"王逸《楚辞章句》"之所载;而汉魏晋南北朝时人称引《楚辞》时也无一例外皆不见称引王逸《楚辞章句》.而据李善《文选注》以及其同时代人著作来看,其所称引皆谓"王逸《楚辞注》"而已.且据《文选注》称引其它《章句》如薛君《韩诗章句》、蔡邕《月令章句》等著,以及其言《章句》与"王逸《楚辞注》"等并列而皆不言《楚辞章句》等作法来看,李善等所见王逸《楚辞》著作之书名实为《楚辞注》而非《楚辞章句》.且其著述始为人知当大致在范晔之世,而其初步与广泛流传则当裴骃与顾野王之时,至于唐初方取得权威之地位.     

《辽史·萧陶隗传》辨误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前人已做过不少考订、校补工作,但仍有未发掘可增补者。今读《辽史·萧陶隗传》,发现其职官仕历所牵涉年代及人名舛误颇多,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混乱。本文对《辽史·萧陶隗传》略加考证,指出《辽史·萧陶隗传》记载的萧陶隗迁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年代"大康"当为"大安"之误,《辽史·萧陶隗传》涉及人物"萧斡特剌"当为"耶律斡特剌"之讹,"萧阿忽带"为"萧阿鲁带"之误,以期有助于治史者。     

关于古汉语中早期亲属称谓“私”的研究

一、一个被遗忘了的亲属称谓“私”是古汉语中的一个早期亲属称谓。远古时代,姊妹们用它来相互称呼彼此的丈夫。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个亲属称谓已弃置不用,被人们遗忘了。这个曾经在我们祖先的社会生活中流行过的亲属称谓,在古代的文献中,有过不少的记载。《尔雅·释亲》中,有“女子谓姊妹之夫为私”的记载。汉朝刘熙的《释名·释亲属》中,对此进一步解释说:“姊妹互相谓夫曰私,言于其夫兄弟之中,此人与己姊妹有恩私也。”在《诗经》的《卫风·硕人》一诗中,有“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     

《新唐书·北狄传》研究三题

通过对《新唐书·北狄传》的研究可以看到在《晋书·北狄传》《隋书·北狄传》《旧唐书·北狄传》《新唐书·北狄传》中所记载的北狄都有所不同,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民族观;《新唐书·北狄传》继承了《史记》对民族进行识别的历史传统,反映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对各民族发展的关注;而《新唐书·北狄传》中对相关民族的民族志记述,则是我们今天认识古代阿尔泰文化的珍贵文献。     

孩懒水乌林荅部史事考

本文将《金史·世纪》与《金史·石显传》中关于孩懒水乌林荅部的记载加以对比、分析,认为《金史·石显传》的记载更接近宗翰等人整理的祖宗旧事,《金史·世纪》相关内容是金朝史臣据旧事改编而成的。按出虎水完颜部是受辽朝命令对孩懒水乌林荅部进行讨伐。《金史·世纪》特地将此事改写,回避乌古乃曾受命于辽的事实。     

山海之隔:贬谪意象的生成与衍变 ——以 《囚山赋》 与 《幽海赋》 之比较为中心

金镇圭拟柳宗元《囚山赋》而作《幽海赋》,"幽昧之罪"的共同贬谪性质使二人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其文本上的最大差异是贬谪意象由"山"到"海"的转变,这种现象并非特殊,古代朝鲜被贬谪或流放之人的诗文中常常出现"海"意象,其与贬谪意蕴的联结象喻海之"牢狱",在大量的创作实绩中,形成贬谪文学之特殊题材"囚海文学"。山水与贬谪文学的互动具有"江山之助"与"虚构超越"的双向性质,主体情感在此过程中分别导向"山水之乐"与"山海之隔",《囚山赋》作为经典作品的典范意义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因素正是导向后者的重要原因。山海意象之贬谪意蕴也因之于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得以固化。     

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

契丹大字的创制,文献的记载是比较清楚的,“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新五代史·四夷传附录第一》)。又,《辽史·耶律庶箴传》:“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可知,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