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提出,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扶贫解困的新使命。量化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利于揭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测度指标测算了贵州省3个贫困县432个农户样本的生计资本,通过似不相关估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此,在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充分发挥不同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让农户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     

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

建构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生计资本,并借助莫兰指数分析了调查区村级户均生计资本的空间聚集特征。发现：调查区农户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相对重要性突出,物质资本相对重要性最低;农户生计资本得分整体偏低,特别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已是当地农户生计改善的短板;人力资本是户际生计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村级户均生计资本存在空间自相关,其中人力资本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性,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正自相关性,社会资本则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负自相关性。因此,针对农户层面的扶贫要优先实施以非农技能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针对村级层面的扶贫必须综合考虑五种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空间异分特征。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策略与后果实证研究

利用陕西省安康市实地调研数据,对小流域治理地区的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和统计描述,并分析了影响生计资本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总体生计资本较低,但是在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较之于治理前均有所增长;打工行为、非农经营与参与治理决策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有正面影响;生计策略多样的农户在生计资本上优于策略单一的农户;同时,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的收入多样性指数Dincome较高.根据小流域治理地区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园地制宣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程度等.     

征地与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对九江和襄阳农户数据的分析

失地农户收入结构转型问题是关系农户生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问题。利用九江和襄阳621个失地农户两阶段调查数据,考察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失地前后不同兼业类型、劳动力规模和失地程度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与征地前相比,征地后农户农业性收入比重急剧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失地后农户生计更加依赖于非农务工,尤其是本地非农务工;不同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家庭劳动力规模和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征地前后收入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农业性收入下降幅度显著高于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劳动力规模越大,失地程度越严重,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提高幅度越大。     

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960多万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有73%以上的搬迁人口在西部地区,如何实现搬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基于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515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耦合协调类型、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搬迁移民现阶段的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定恢复期;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搬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优于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在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多样类型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家庭资产数量、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其中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数量...     

经济补偿对农户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来自四川、湖北、上海和江苏的典型实证

以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上海市闵行区及江苏省苏州市,以及尚未实行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6个典型区域93个村庄940名受访农民的调查为实证,探讨经济补偿对调动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采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农民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补偿明显增强农民在改善耕地生态环境、维持耕地数量不减少、确保农地用途不改变、平衡耕地质量不降低等方面的积极性; 经济补偿显著提升了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评价,已接受经济补偿的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综合评价值较未享有经济补偿农民对耕地保护成效的综合评价值高0.143; 受访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耕地功能环境认知、区域发展环境状况及政策自身因素均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影响。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以成都市双流县和崇州市为例

以四川省成都市3个镇18个村庄208户农户为例证,构建生计资产六边形分析农户生计资产状况,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定序Logit方法探讨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存在性和影响度。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及个体差别。永安镇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且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50%~90%的一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高,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为10%~50%的二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江源镇农户生活满意度相对最高,非农业户和纯农业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兼业农户。2农户生活满意度与生计资产间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482 2。其中,心理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大(0.686 0),自然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低(0.480 6)。3生计资产状况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社会资产和心理资产的增加会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而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增加则会降低农户生活满意度。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分化特征及其治理方向——基于山东沂水县农村的实证调查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通过对１６个典型样点村所作的参与式农村评估调查, 选取农户就业、收入和时间３个指标探索农户生计结构特征,并基于农户就业主导行为及其 地域差异,对农户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兼业和农户农业生产４种类 型进行了测算分析,以期准确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特征与趋势.结果显示:县城近郊农户生 计非农化突出,农户多选择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非农就业和时间投入与收入结构比例一 致;远郊传统农区农户自主非农化发展趋势明显,农户多选择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生计分 化行为与传统农区经济结构环境不一致;兼业农户非农化就业不稳定,但农户非农化就业的 倾向明显;农业生产农户多选择种植经济作物作为农业收入的来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经济 作物种植区,农户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潜力大.提出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分化 特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针对性的政策安排.     

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及其离农意愿的影响

推动农户兼业行为演化及其离农决策的最终动力是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而非农职业因素构成了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的核心特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了作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成员的夫妻双方非农职业层次、收入及安全风险等不同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类型及其离农意愿之间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夫妻总体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对推动农户非农化兼业结构升级,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比较发现,其中非农职业层次因素对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结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而作为女性的妻子职业安全风险因素对次发达地区农户离农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即期收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农成员的非农就业发展作为推动其家庭兼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主动离农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中,要重视扶持失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层次提升和职业安全风险降低等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补偿"。     

信息化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来自陕西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调查样本,首先通过建构农户生计资本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信息熵法测算了指标体系权重系数及五种生计资本综合评价得分,发现集中连片区特困区农户生计现状整体较差,生计脆弱性高。其次通过构建考虑农户生计资本内生性特征的结构方程组模型,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发现,信息化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家庭信息化能够显著推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改善;农村社区信息化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有显著的负向贡献。最后,提出通过同步推进家庭和村级社区两个层次的信息化,特别是提升农户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应用能力,可以成为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实施信息化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点。     

养老保险对中国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CHARLS两期数据的PSM-DID方法

利用CHARLS的面板数据,选取PSM-DID模型,研究养老保险是否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对不同区域农户产生怎样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养老保险对不同类型农户所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领取养老保险会使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意愿下降,会增加农户选择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以及非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意愿;(2)养老保险对不同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类型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在领取养老保险后北方农户比南方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意愿下降更多,对于农业兼业以及非农业型的生计策略,南方农户选择意愿较多于北方农户;然而对于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而言,北方农户选择意愿较高于南方农户。研究结果经过半径匹配、近邻+半径匹配、核匹配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

针对现阶段我国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四项农业补贴政策,在理论分析了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响应,并运用"江西省农业补贴与农户耕地耕种变化"专题调研的390份问卷,实证研究了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提高、低毒农药的使用、先进农业技术的运用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劳动力投入天数、农田基础设施投入、种植绿肥面积和施用农家肥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粮食直补对促进低毒农药的使用和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兼业农户的低毒农药的使用影响远大于专业农户,对专业农户的先进农业技术的使用影响要大于兼业农户;良种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先进农业技术使用都有显著影响,对专业农户的激励作用要大于兼业农户;农机具购置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农业化水平提高都有显著影响,对专业农户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兼业农户。研究最后提出了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几点建议:改变福利式的农业补贴形式,整合资金形成合力;针对农户耕地保护的具体行为表现,找准农业补贴政策的切入点;减少政策实施运行成本,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尊重农户的意见。     

生计禀赋、农户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新疆和田295个农户调查数据

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估框架和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了农户生计资本及其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构成不均衡,人力资本测评得分最高,为1.3355,其次为金融资本为0.7638,社会资本为0.7531,物质资本为0.7263,自然资本最低,为0.4238。（2）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中,有59.04%的农户参与度相对较高,40.96%的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且研究区内绿色生活参与度得分最高,为0.6062,其次是绿色理念,为0.5847,绿色生产得分最低,为0.0257。（3）在农户生计资本与乡村绿色发展关联性测评中,人力资本对乡村绿色发展影响关联性较高,其次依次为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影响最弱。据此,从农户生计资本、绿色低碳农业、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绿色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有序Logit模型,利用2016年湖北新洲区和襄州区225个农地转出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前,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已经存在,土地流转使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位序差异发生改变,其他资本的位序差异保持不变;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低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上流动,而高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下流动;带动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的因素包括打工型生计策略、兼业型生计策略及位于省会近郊的有利位置;非劳动型和务农型农地转出户受到土地流转初期的生计资本禀赋约束,无法选择更有利于生计总资本流动的生计策略。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创造非农就业环境、培育新型主体等加强农户生计资本促进生计转型的建议。     

禽流感风险、多元化经营与中国养禽户家庭生计研究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禽流感的发生会对养禽户家庭生计造成严重负向冲击,而统计数据显示禽流感发生之后养禽户家禽收入显著下降,但家庭收入仍呈上升趋势。 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 2 520 个养禽户 2004—2012 年家禽养殖跟踪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禽流感冲击下养禽户家庭生计变化,探讨禽流感、多元化经营与中国养禽农户家庭生计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禽流感的爆发确实对家禽养殖农户生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多元化经营可以削弱禽流感对养禽户家庭经营收入的负向影响,且相比于种植业,养禽户更倾向于通过增加畜牧业投入和非农就业投入来避免禽流感造成的家庭经营收入波动。 我国现有禽流感补偿政策仅按照扑杀数量发放,为制定更为精准的扑杀补偿标准和灾后扶持政策,应关注禽流感对养禽户生计冲击的农户异质性,充分考虑养禽户多元化经营状况,扩大政策关注范围,正确引导农户进行兼业经营。     

生计资本分化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利用江西省587份调研问卷数据,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程度及其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前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分化程度不同,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2)在具体生计指标中,承包耕地中水田的比重、家庭存款与上年对比以及宅基地的处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耕地地块间相互距离、自家是否拥有农机具和家庭外借款项情况则呈显著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