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心理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并运用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能够降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相对剥夺感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抗伤害信念在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防控,可以从工作设计与组织情境管理入手,提高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降低其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其参与非制度化抗争意愿。     

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影响不显著。个体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     

基于剥夺理论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研究

基于剥夺理论,使用2009年中国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采用稳健OLS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析了绝对剥夺、多阶剥夺和相对剥夺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内在机理,并从劳动时间、务工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和收入位置感知等指标对上述三个剥夺维度进行了界定。结果显示：第一,周工作时间越长表明绝对剥夺程度越高,这将导致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第二,务工年限的增多以及社会保险补偿作用的缺失会加重多阶剥夺的程度,从而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负强化作用;第三,参照对象无论是老家村里人还是城市个人,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均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所做的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上述结论,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将其劳动时间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第二,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 第三,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给予其积极有效的引导。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心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心理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方面。以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与迁移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心理因素由动机、态度、情感、参照点依赖、风险偏好与从众心理构成。从理论上来看,动机、对城市的态度与对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对流动的态度、相对剥夺感与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参照点依赖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参照点在收入与权益方面差距的变化趋势。     

政治资本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利用CGSS2010数据,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女性农民工政治资本形态对其城镇定居的影响。研究发现:"强关系"政治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影响存在类别差异,前置"强关系"政治资本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没有影响,而后致"强关系"政治资本形态却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弱关系"政治资本来说,"前置弱关系"与"后致弱关系"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都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政治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存在于小城镇、县城、县级市以及地级市,对省城以及直辖市却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群体贫困的社会“剥夺”理论

事实和理论表明,我国现有制度某些方面的障碍和不足,对城镇中农民工贫困群体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农民工所受到的绝对剥夺、相对剥夺、多阶剥夺还是剥夺传染等同题表现上,由于剥夺的链条已经植根于体制内部,因此我们的改革发展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现状及其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X县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主要目标在于追求维权效果——经济权益的实现。选取组织化维权意愿、组织化维权方式、组织化维权能力、组织化维权效果等与农民工组织化维权问题紧密关联的四大要素,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发现:当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较强、方式多样、能力较弱、效果一般;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维权组织核心领导的能力、依托维权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依托维权组织的能力、维权组织的作用和维权组织的特征,各因素对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正依此序排列。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优化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方式,支持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发展,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能力是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程度、提升组织化维权效果的可行选择。     

农民工维权行为选择偏好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112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从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两个维度测量,农民工维权行为偏好具有非暴力性、非常态公开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等政治信任水平的农民工选择一般公开维权行为的可能性最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均与文化层次呈正相关;建筑业农民工比其他行业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一般公开维权和非暴力维权;务农经历和环境会使农民工维权行为更倾向私下维权;良好的居住环境会降低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程度;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农民工闹大维权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据此,政策制定者应疏通既有体制内农民工维权渠道,加大对特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管理力度及农民工的组织化管理力度,并做好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工作。     

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兰州市为例

通过时兰州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对目前农民工身份自我认同的状态、形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在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网建构的失败、以及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自卑感、谋生的艰难感等心理感受,导致了农民工目前身份自我认同的模糊现状,说明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处在一种从"表面接纳"向"心理接纳"过渡的状态.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青年农民工越轨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影响到城市的稳定,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排斥、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引起的心理失衡,而处于心理失衡中的青年农民工又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机制,因而引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越轨问题。     

宿舍劳动体制、计件制、权益侵害与农民工的剥削感——基于珠三角问卷数据的分析

珠三角外来农民工对剥削的感知是一种绝对剥削感,而不是市场利益或企业利润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对划分所引发的相对剥削感。本文通过对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数千份问卷调查数据资料分析,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农民工剥削感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宿舍劳动体制对农民工剥削感产生没有显著影响,计件制也同样没有显著性影响,相关理论视角在分析中国农民工时存在较大局限。劳动权益与人身权益遭受侵害的农民工更可能产生剥削感。因此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建立之关键,在于保障农民工基本的劳动权益和人身权益。国家应该加大落实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力度,让农民工更加有尊严地劳动。     

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以迁移心理学与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为指导,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参照点依赖、从众心理、风险偏好、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中,以城市人为参照点更易产生市民化意愿,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公平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青年农民越轨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影响到城市的稳定，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排斥、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引起的心理失衡，而处于心理失衡中的青年农民工又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机制，因而引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越轨问题。     

城市新移民的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选取了1 011名城市新移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探讨了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的作用。结果发现,“神经质”和“宿命感”正向预测“城市剥夺感”;“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正向预测“城市获得感”;另外,代表人力资本的“学历”以及代表社会资本的“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融入也有显著影响。重点探讨了心理资本影响城市融入的作用机制,并指出了通过开发心理资本促进城市新移民市民化的可行路径。     

收入不平等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基于鄂粤城市的实地调查

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950户进城农民工样本,采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进城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实证分析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并对不同群体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1)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低剥夺区间,样本收入不平等平均水平为0.277,男、女性农民工分别为0.348、0.227,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教育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普通工人比其他技术管理人员高;(2)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如降低基本生活水平、减少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反之则倾向于采取向正规机构借贷和正式社会支持等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3)女性、健康状况较差、教育程度低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更高。研究结论提供了农民工群体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证据,可以为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转户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与组织公平感、社会支持的关系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户籍由农村转为城市,在他们转户之后生活质量、组织公平感及社会支持是否发生了变化,是社会应该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400 名转户和未转户青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转户后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居于中等水平,但其生活质量、组织公平感及社会支持都比未转户的青年农民工差。男性转户青年农民工的心理领域生活质量比女性高,“30~44岁”组心理领域生活质量比“16~29岁”组高,“无子女”组社会领域生活质量比“有子女”组高;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对转户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没有影响。转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越好,生活质量越高;组织公平感越好,生活质量越高;组织公平感在社会支持对转户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影响他们的组织公平感进而影响生活质量。要提高转户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就要呼吁社会和相关单位给他们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加他们的组织公平感。     

生活数字

64％的农民工认为“社会不公平”中国社科院1月7日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其中对5省市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研究显示，64％的农民工认为社会“非常不公平”和“比较不公平”，在受到社会不公平对待时，农民工主要采取消极逃避，维权方式上存在代际差异。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创业融资方式选择

基于全国性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视角考察我国农民工创业融资方式问题,采用有序响应模型从三个方面对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创业融资方式进行了实证检验,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禀赋、社会资本。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创业者大部分依赖自有资金,融资渠道较少,只有少部分创业者能够获得正规金融结构的贷款,这严重制约了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创业者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创业融资方式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内源性融资与外源性融资有较强的替代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获得有效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社会网络对发展普惠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城市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分析及其构建研究

农民工自组织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主要路径之一。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具有初级的社会关系网络、非制度化和羸弱的组织化特征。通过发挥城市农民工自组织的正态效应,从自组织的内部和外部来构建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提高城市农民工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从而达到农民工与城市发展和谐共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