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礼制:以明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

始于三皇五帝的中国皇权观念在春秋战固时期得到儒、法两家的理论支持,并在秦汉两代臻于完善.与以君主为政治目的的法家不同,儒家在理论上将皇权置于礼教的完整体系之内.通过一套系统的礼仪规则,儒家在维护皇权的同时,试图对皇权加以柔性的制约,明初建立的服饰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套制度在明朝前期收到了稳定统治的功效.然而,由于缺少有力的维护机制.以服制为代表的明初礼制在明中期以后就失去了约束力.明代服制的兴衰既反映了程朱以来儒家思想在制约皇权上的积极性,也反映了其固有的局限性.     

论东亚史中的枢纽地带——以明代大宁为中心

明代的大宁位于草原游牧区、东北渔猎区和中原农业区之间的地区,在明代政治、军事史中发挥着枢纽地带的作用.从地缘政治学来看,明代大宁地区在区位、资源方面具备成为东亚大陆枢纽地带的条件,也确曾在三个重要阶段发挥了枢纽地带的作用.但是,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内,只不过是作为缓冲区而非各方争夺的焦点或桥头堡存在,并未以其地理优势而影响历史走向.其作为枢纽地带,仅对历史具备描述价值而非解释价值,所以说,地理因素的影响只有在具体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才得以实现.     

晚清邮政网络与地方体系层级 ——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西方信息传递载体难以实现兼容的深层原因,主要表现为"置邮传命"和"裕国便民"价值理念的差异.与传统驿传主要服务于政治统治不同,晚清邮政版图的构建是多种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邮政舆图、 《通邮处所集》《邮政事务总论》等史料具备相对完整精确的细节要素,为复原和重构邮政网络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文本信息,而邮政机构亦是考察分析地方体系层级理想的中间介质.通过以安徽为中心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邮政局所不可能以均质、 匀速的拓展模式根植于清朝的各个角落,只有那些较早完成传统与现代对接且地方体系层级较高的城镇才会成为首选之地.     

明代铺垫研究——以内库的物料监收为中心

按照财政解读,铺垫是指在钱粮物料入库环节征收的一种附加.作为征收常例,铺垫正式形成于明代,迄于民国,影响深远.铺垫作为明代实物财政的衍生物,在征收过程中经历了由物料到白银、由陋费到规费、由京师到全国的转变.隆万以来随着铺垫索取的膨胀,朝臣对铺垫征收加以规范,但内监往往额外私索,致使部分铺垫附加超出物料本值,给基层民户带来了沉重的赋役负担.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君主、内监,唯铺垫之利是图,导致内库收支混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代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型的步伐.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

乡射礼在明代经历了"重射艺"到"重教化"的功能嬗变,这种变化大约在成化以后,首先自江南开始,然后扩展到各地。乡射礼虽然被制度化,但因与科举之间缺乏联系,从而不受士人和地方官重视,兴废无常的现象十分严重。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汉学界精英、士绅研究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讨论热烈,成果丰富。近来苏力博士出版的新著《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作为李治安先生主编的十卷本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之一种,以新颖的考察视角,对元代江南地方精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唐宋社会变革和宋元明历史过渡诸国际性汉学议题有关地方精英的研究链条中,《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一书(下简称苏著)起到了上连赵宋下牵朱明的作用,勾连起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中一     

欧盟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发展研究——以劳动力市场问题为例

建立解决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一直是欧盟促进社会融合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手段。本文首先从社会排斥概念的诠释入手,分别从学术层面与欧盟层面进行社会排斥概念解析和社会排斥概念政策应用解析。其次分析了欧盟目前解决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社会政策发展现状:鼓励更多的社会成员更有效地参与劳动力市场,提高社会融入程度;增强工人和企业的适应性,减少潜在的社会排斥;发展人力资本政策,打破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本文最后对欧盟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面临的挑战进行简要分析,并讨论了欧盟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发展对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借鉴意义。     

论多边主义价值性的基本构成——以包容和人本价值为视角

多边国际体制存在开放包容与垄断排斥、共赢合作与零和对抗的价值论争。价值性探讨是多边主义不可回避的构成维度,它关乎多边国际秩序的合理改革和发展方向。开放包容是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其要求国际秩序具备容纳多元的体系特征,“一多不分”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治理的实践格局。同时,多边主义包含浓厚的人文色彩,以人为本是国际秩序构建过程的本位价值,其集中反映于国际法理论演进、规则创制和运行全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多边主义相呼应,实现了开放包容与以人为本的高度统一,是新时代多边主义价值性的中国方案。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以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分权为考察

文章从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土地管理及农地保护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央和地方监管权的分界.由于不同领域的性质各不相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界限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中央有必要将自己的权能限于必要的范围;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具体划分则应根据效率原则,通过基本法律加以合理确定.     

试论地方文化在地方市场创新中的作用——以桥头纽扣城与义乌小商品城为例

浙江是"市场大省",专业市场在浙江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义乌的小商品城、柯桥的中国轻纺城、桐乡的中国童装城、海宁的皮革城等等,无一不是商贾云集、蜚声海外.然而,与这些日益红火的市场相比,举步维艰、日渐萧条的专业市场也不在少数.本文认为,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各地的文化背景不同.     

甲午战争中地方督抚之间及与清廷的备战交往——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中心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清廷诏令进京,授命钦差大臣节制全军,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以此为界,二人经历了地方督抚之间及清廷与地方之间备战交往的两种模式.他们以自身利益为基准、以国家大局为底线进行备战交往:均为地方督抚时,双方利用“合办江防”的电旨巩固自身防区,表面上交往尚属融洽；换至地方与中央合力备战的角色,他们却因地位、局势之变而矛盾迭出.以战争结果观之,因备战体制落后,且囿于“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这两种备战交往均未获成功.     

明代词曲创作择用牌调比较研究——以《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明散曲》为中心

词牌与曲牌的调式择用是词曲研究的基本起点,同样是词曲研究首先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惜今人对之关注者寥寥。论及词曲研究,一般学者均好以主观式的印象批评来取代实证性的探索。本文据《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明散曲》对有明一代词曲作品所择用调式进行数据统计,并由统计结果辨析明人于填词制曲方面所折射出的崇古心态。对于词与北曲创作而言,明人多尊奉宋元为圭臬,亦步亦趋,欠缺突破的勇气与创新性实践。所幸惟有明代的南曲创作,因元人于此涉猎不多,留给明人发挥的空间亦大,故明人南曲创作实为明散曲最值得肯定的畛域。由对明代词曲牌调运用的比较性辨析可见:任何文体都不是凝固而一成不变的,文体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突破创新。正是这种文体内部的质变为传统文学提供了不断发展的源源动力,同时构成了传统文学绚烂多姿的万千景致。     

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探讨——以云南为例

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全国性的学科建设,同时也必须关注地方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地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有自身的规律可探寻,可以根据当地的研究资源和优势积极促进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从而推动地方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同时也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作出贡献。同时一个地方的学科建设需要突出地方优势和学科的地方特色,但是建设的目标并不完全是一个地域性的学科,而是一个有哲学社会科学普遍意义的学科,这也应该是地方学科建设追求的重要目标。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适——以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南浔地方权力格局先后出现绅商第一世代、第二世代反体制群体、地方守土派三类权力主体,引起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三次调整。清末民初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展现了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互动的具体模式,揭示了两者之间关系调适的内在逻辑及关联因素。     

地方高校学风问题的实证研究——以珠三角某地方高校为例

问卷调查显示地方高校学风问题不容乐观,需要从文化熏陶、制度约束、教师引领、专业调适等方面给予加强。具体地说,地方高校要加快校园文化建设,激发学生内在动力;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加强外在监督管理;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以教促学;适当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引导学生进行长远的生涯规划。     

中晚明城市变革与诗文新变——以江南“皇甫四杰”为中心

中晚明江南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城市化因素和区域文化双重作用改变着各个阶层的主体结构与精神生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思潮的演进,左右着文学生产与消费走向。以"皇甫四杰"为例,他们用诗文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诸多细节,特别是社会心态、现实矛盾与精神问题;城市化因素也给他们的文学活动、精神面貌、审美意识及诗文的主题题材、语言风格、体裁样式等方面带来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