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本观浅析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古代君主治理天下和士大夫为官之道的基本意识,更是道德遗产的重要方面.民本思想有其积极进步的因素,但与今天的民主观相比仍有着质的区别,对其内涵要素合理的发掘则是我们目前的任务.     

中国古代激励思想的思考

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激励思想和管理方法,如,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的“选贤任能”,“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激励思想;“身先士卒”,“上下同欲者胜”的激励思想;“赏必行,罚必当”和“礼法相济”的有效管理办法,等等,这些都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管理学财富,现在看来,对现代组织选人、用人、增强凝聚力以及赏罚分明的管理方法亦有借鉴意义。     

透视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特质

从古代政治文化体制的绵绵沿革透视我国经济管理的特质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附着于封建社会政治与伦理的理念。传统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式的建构,为农耕经济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人"经国济民"或称"经国济世"的管理思想和携带着天然的弃私性;求均意识限制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现代管理模式的形成;重农抑商的政策及重义轻利的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制约经济发展与高效管理的障碍。这些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管理和经济管理合而为一的形态表现。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形态,托体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用今人的价值观念去品鉴古人的经济管理意识,目的是从中获取睿智的思想源泉,加深对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独特性的探讨,为凝缩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提供借鉴。     

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进一步发展.雄踞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以及后来的元朝和清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建立国家政权和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或"因俗而治",或易俗而"行汉法",在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历史上或当时主流意识的国家观及其制度,分别建立起颇具特色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则从历史之势、历史之变与常相统一的思想出发,对其进行总结和阐述,为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中国古代重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古代处于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以民为本、爱民、存民是古代重民思想的核心内容.历代统治者各种各样的重民方策,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使家天下万世相传.以史为鉴,古代重民思想对我党坚持执政为民理念和实践根本宗旨、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等都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思想、方略.     

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秩序建构逻辑

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产生了文献秩序,而且还"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文献整理活动对于建立儒家思想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历代统治集团大都非常重视文献整理活动,为此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传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通过"以经为首"的思想秩序来构建文献秩序,再通过这种文献秩序和思想秩序来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这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蕴含的秩序建构逻辑。     

现代中国思想前提与责任观

现代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怀着对中国负责的责任感,探索中国的变法、革命、富强之路,由此累积起现代中国思想谱系.许多思想家把拯救中国危机和开拓现代思想的责任放在"少数人"身上,他们作为责任主体既要负责地思想,也要对思想负责,既要有责任心,也要有责任能力.如果我们把现代中国思想看作是一个探索中国道路的思想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探索过程的背后有一种支撑力,即对现代中国及其思想的责任承担.正是这种责任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背景性前提之一.     

"天人合一"观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制约

“天人合一”观给予中国文化以深远的影响,也使得中国古代科技领域呈现着重实用、善综合,主客体混融一体的思维特点。在19世纪末叶以前,中国的科技思想理论始终被制约在传统“天人合一”观的藩篱内,从而抑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的发展。     

中国古代书法的韵律

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它有着悠久的历史。透视中国古代书法的发展演变,不同历史时期,跃动书家作品不同的韵律,呈现书家个人鲜明的艺术风格。这种韵律是书"法"化了的精神世界的外延,它具有人格化的艺术魅力,是书家从生活中汲取艺术营养和遵循艺术法度的统一;以抽象的手段抒情写兴,是书家创作的宗旨,也是书法传统的核心。     

中国古代史学家与秉笔直书

文章通过对中国史学家与秉笔直书的论述 ,阐明了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中国古代史学家的高风亮节 ,代表着中国史学的主流     

清代八旗世家子弟的选官与家族任官问题初探

八旗贵族世家伴随清王朝创建而崛起,作为清代的八旗巨姓甲族,他们一直受到清廷的眷顾和倚信。顺治以后,清王朝针对旗人文化相对落后而开辟广泛的入仕门径,也使得一些八旗世家子弟借助笔帖式、荫叙、挑补侍卫、世职对品补用等方式入仕并成为清代大员的情况层出不穷,而某些家族世代任官的情形更是值得特别关注,这些家族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无法撼动,其影响有的延续上百年乃至与清王朝相始终。     

新现象学视域下的海德格尔早期“情境”思想探析

德国新现象学家赫尔曼·施密茨的情境理论多处源于海德格尔早期的情境思想。海德格尔从Ereignis入境,再通过Sorgen的意蕴性呈现出初步的逻辑构境图景,又在活页中闪烁出关于情境的灵感。这些为施密茨的情境理论做了铺垫。同时对海德格尔早期情境思想的探析也尝试性地推进了其思想研究的深度以及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探析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是无限西化还是有限西化.实际上,在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时,我们应该首先考虑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和国度性.在阶级和国家尚还存在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研究主体的阶级立场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研究对象的国别特殊性又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在于其研究主体应该代表中国劳动者的利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在于其研究对象应该是中国的经济矛盾,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既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能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     

古希腊正义观的嬗变

正义在古希腊是先哲们探求的重要课题。文章在对古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的不同正义观系统梳理的基础上 ,揭示了其共同特征 :“神”是正义的基础 ;个人美德和社会规范是正义的性质 ;理性是正义的内在精神 ,并阐述了古希腊正义观与近现代各种正义观的内在关联及区别。     

关于中国海洋安全的理论探讨

安全是抗拒不确定性威胁的稳定状态,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其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影响深远,并产生了经济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和新国家安全观等国家安全理论。思考这些理论的政策含义,就必须在国家海上主权面临严重挑战的形势下,拓宽海上安全战略的地缘和历史视野;以国家安全战略的总目标为依据,对各种利益目标正确排序;综合施策,提升海洋国力。     

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纠葛探析

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祭祀制度的发展完善,朝廷努力将社稷祭祀礼仪推行于地方,但是在地方层面中州县社稷却遭遇窘境,其祭祀"多不如礼",呈现颓废之状,城隍神明显凌侵社稷尊位而备受地方重视。然州县社稷的现实窘境并不意味着其祭祀衰落,进入地方祭祀体制中的城隍神未能真正取代社稷的地位,而是被收编置于社稷位次之下。由唐至宋,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的纠葛,不仅反映了国家祭祀体制在地方社会中的推行和影响,更透视出唐宋国家对地方社会日趋强化的统治和掌控。     

古代中国王霸并用观念及其近代形态

孟子秉持以德服人的仁政立场和王道政治,立场鲜明地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荀子则认为王、霸概念在政治理想与目标层面,并不存在根本差异,所不同者只在于前者表征一种纯粹的王道政治,后者体现现实倾向的政治治理.韩非子王霸论的核心,其实在于内政治理以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在列国兼并过程中求得一席之地,最终目标仍然在于王道.荀韩王霸并用的观念,在秦汉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仅长期获得认同,而且在近代亦为中体西用观念提供了理论资源.     

购房：制度变迁下的住房分层与自我选择性流动

本文基于2010年广州市的千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发现了住房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住房分层机制中的自我选择性：在1998年前的体制内,能力强的人倾向于不购房,而在1998年前的体制外和1998年以后,能力强的人倾向于购房。在1998年前的体制内,不购房者如果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上升。在1998年前体制外和1998年后,那些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高的居民实际购房时,其住房等级会更高;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由此可知,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影响住房分层的结构因素,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的高低是住房分层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高的居民住房等级也高”的论断从某种意义上忽视了居民的自我选择过程。     

诗债:诗歌酬赠之风的一个考察向度

诗歌酬赠是以诗歌创作为手段进行的人际交往活动,以礼尚往来为隐形规则,由此产生了具有酬赠承诺性质的“诗债”之喻.它是指在他人索诗或要求和作之后,未能及时酬答,如同负债.通过长期的反复使用,“诗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成熟的比喻体系,在频繁的诗债索、偿活动中,既有友情与闲情之乐,也有诗债大量积压与偿还急迫之苦,而后一种心态更加鲜明强烈.因为当诗成为必须往来酬酢、索偿的人情债的时候,作诗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身不由己的应酬,带来了相应的苦恼.也有人对诗债保持理性的态度,索诗时不咄咄逼人、有所节制,偿诗时合理有序、随机应变,有效地减轻了诗债之苦.除了人际关系中的诗债之外,人们还通过把自然景物拟人化为诗债中的相关方,完成了一次次诗歌酬赠的假想,显示了诗歌酬赠之风的心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