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物双彰——论王阳明的心物观

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其学说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整个学风,其对“心”的阐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阳明所言之心,体万物而不移,妙运生生而不穷,即性即理,而为人一身之主宰.心物关系中的心应该在这种含义下理解.王阳明用“意之所在”与“明觉之感应”方式来训释“物”,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是都把“物”放在了心的映照之下.最后,可以看到王阳明学说中的“心”、“物”是以互相彰显的方式存在的,而这个桥梁就是“感通”.心物在互相彰显下存在,二者紧紧不离,既无离心之物,也无离物之心.     

论“心物交融”审美理论的逻辑展开

心物关系是中国传统审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 ,它植根于“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中 ,随着心物交融和合的程度不同 ,可以将它们解构成三个层面 :(1)心物感应的审美发生论 ;(2 )神与物游的审美创作论 ;(3 )境生象外的艺术境界论     

重估王阳明“心外无物”论的价值——读丁纪《鹅湖诗与四句教》所思所得

丁纪的《鹅湖诗与四句教》一文对阳明学的兴盛表达了忧虑。以“心学”著称的阳明学实则落在了“意”上。“心”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乃至无所不包,却并无对“意”的主宰作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所表达的“心”与“物”的关系,反倒落在了“意”与“物”上。以“意”与“物”的关系而论,阳明学显然没有处理好万事万物的存在问题。心外何以无物,其用意在于为了让人明白亲不存于事亲之外,王阳明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却在义理上顾此失彼。就思想本身的价值而言,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确实被大大高估了。     

此岸的心物交融与彼岸的神人与共——刘勰“心物感应论”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比较分析

"心物感应论"和"摹仿说"分别是刘勰和亚里士多德美学观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很多学者对二者在表现与再现、抒情与叙事、意境与典型、和谐与冲突等方面的不同多有论述.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它们不同的哲学基础入手,通过对其艺术起源、创作手法、作品主题的比较分析,看出它们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前者笑纳此岸的心物交融,后者向往彼岸的神人与共.     

“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

王阳明除以物喻事或理之外,其心学作为完整的世界观,依然存在如何处理自在之物的问题。理解"心外无物"命题的关键在于从存在论转化到意义论,其确切的含义是,任何事物离开人心的关照,意义得不到确认,与人的价值关系无法确立。如肯定物的独立存在,并肯定心为物之意义的条件或根源,则所谓心中之物,泛指不同意识活动中的事物。某物进入人的感知或知觉,或者人对之有情绪反应,甚至将其纳入固有的认知图式,都是纳物入心不同程度的表现。从心外之物到心中之物,是对心为万物意义显现的条件的一般把握,再借现象学的视角,对人自身所呈现的心物关系进行分析,儒家伦理即始于此种把握,而心中之物在不同的心灵之间传递,便是塑造文明的力量。     

论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

王夫之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集大成式的美学家 ,他的情景合一论是其情理美学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富于思辨特色及和谐美感 ,是对中国古典情景关系认识的理论总结。一、情景说的认识基础和情、景　　　　概念内涵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涵盖两个论题和两种类型。两个论题就是从创作发生机制来说是心物交感论 ,从审美表现机制来说是表情方法论。两种类型是指景中情和情中景表现形态 ,并由此而深入到艺术意境论。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是建立在其心物学说基础上的。如果说他的情理合一论是从心理—伦理关系出发 ,那么其情景合一论则是从心—物(情—境 …     

心理暗示--王阳明心学的方法论

王阳明心学体系的魅力和灵魂正是其对心理暗示的应用,它一反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运用心理暗示的手段,构建他的“心为本体”的哲学理论,企图从根本上变道德修为的外在强加为内在的心理自觉,进而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心理暗示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具有方法论的作用。     

明清哲学家物身、心物关系论中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致良知”说,虽然属于主观论的命题,但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说、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说、王夫之关于形神物遇而知的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作出了统一性论述。     

王阳明“心外无物”说再辨析

在王阳明那里,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是相互联系的。心外无理说更多地反映了他与程朱理学的分歧,而心外无物说更为直接地牵涉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问题。人心与物同体的说法是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观点,它既可以从本体论方面来说,也可以从认识论方面来说。王阳明是从人心与物同体这个本体论的视角来阐述他的认识论的。对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因其是对西方哲学、特别近代哲学的概括,因其是划分唯物、唯心的唯一标准,不能轻易否定。但是,正因为它毕竟主要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的概括,如果考虑到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时代性和民族差异,这个论述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丰富与发展的。这才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正确态度,这也是我们研究王阳明哲学时必须遵循的一条方法论原则。     

杨简心学工夫论

杨简心学的工夫,基本上是沿着内外两条道路进行,最后统一于心。向内,杨简心学工夫沿着毋意、反观之路,去体认"本心"的完满自足及其自现之后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致性,到达"永"的境界。并在时时警醒,事事诚敬之中,保有"永"的境界。从而使"本心"上升为"心",获得了普遍性、超越性和绝对性。这是体认工夫。向外,其工夫由家孝到德行最后到国治,成就己心。为此,杨简不仅借助《易传》的心学阐述,具体指出人们在各种社会场合中所应有的合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正确范式;而且通过孝德教化、打击犯罪、为民办实事等政治实践来化民移俗、治理社会,从而使"心"获得载体而得以体现。这是践行工夫。     

论孔子的“心学”

心之良知和认知两种功能及其关系是孔子＂心学＂的基本内容。良知之心是对内在道德法则的直觉功能,具有内向性和直觉性的特点。认知之心包括道德认知和非道德认知,道德认知是对外在伦理规范的学习认取,非道德认知是对外部事物的分析判断。认知之心的特点是外向性和逻辑分析性。对心之两种功能的不同侧重或取舍,是后世儒家孟荀之争和朱陆之辩的根源性原因。     

论“意”在阳明心学中的特殊作用

"意"范畴在阳明心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着特殊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意"贯穿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体系。王阳明通过"意"重新诠释与之关联的"心"、"知"、"物"等范畴,新学说方得以初步确立。并且,"意"在建构致良知、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命题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心学诸多命题得到论证、开展的主要理据之一。     

从“知行合一”难题看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

"知行合一"具有贯通阳明心学整个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以此命题所遭遇的难题入手方能洞悉阳明心学根本困境。"知行合一"难题根源在于阳明浑然合一的心学体系一味强调同一,而缺乏对知与行对立面之间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贯穿其理论始终。在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心即理"这一阳明早期提出的命题中便开始孕育,更是对作为其统帅和根本依据的"致良知"思想本身之困境的暴露:漠视知与行、求知对象(客观知识)与求知行为、道德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道德法则的社会与个体维度、知识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等诸多对立面的差异性,在不加以分析澄清各种关系的前提下,通通归置于"良知"旗下,以自我心灵作为判断是非道德的唯一标准,这并非真正的浑然合一,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混淆。最终结果是导致知与行在现实中的终极断裂,良知之"致"亦无所依托和保障。     

“心学”对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当代启示

强调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特点。当前,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仍然面临如何实现知行合一的新考验。两面人现象是知行不一的极端表现。借鉴心学的内容,守持人的良知,是消除知行相悖的人性根源,也是共产党人党性修养要解决的问题。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如注重学习、注重反思、力戒骄傲、保持平常心等,在许多方面和心学是相通的。今天,弘扬心学文化,也应该秉持科学的方法论,进行创造性转化。     

心物关系解析中的曲折——徐复观、钱钟书、郭绍虞、王元化论《文赋》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文赋>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它涉及到中国文论的根本观念--心物关系问题.近世徐复观、钱钟书、郭绍虞、王元化等学者,皆对此一问题极为重视,分别进行解析.然而在他们的解析中,显出中国文论核心观念在现代语境中的复杂与多歧.如何突破现代话语对传统观念的宰制与割裂,真正达到返本开新,使中国文论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仍然需要探索.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中国文论研究,重视中西文化背后哲学思想基础的沟通,通过调整中国文论的解释方向,可以开拓新的解释空间.     

王阳明"心外无物"与佛教"唯识无境"思想辨析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多被误解为来源于佛教.虽然其看上去与唯识学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王阳明所说的"心"与佛教所讲的"识"或"心"并不相同,他所说的"物"与佛教所讲的"境"或"法"也不是一个范畴,他的"心外无物"说与佛教"唯识无境"等理论的来源途径更不一致.因此,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从本质上、内容上、来源上以及由此展开的功夫论上都是儒家的,而并非是借鉴佛教"唯识无境"、"万法尽在自心"等说法的结果.     

论陆九渊的心学辩证法思想

由于陆九渊心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心学世界观的不彻底性 ,所以其中蕴涵着较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突出体现在他对本体论上心、物关系的论述 ,认识论上知先行后的论证、心学体系的构建等等方面     

试由《乐记》中的“心物”关系看中国哲学的“和性”特点

心物关系是古今中外哲学探讨的始基,《乐记》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哲学思维中,心物之间流转无碍的特点。本文在分析《乐记》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一下这一思维方式的成因。     

民国学人论朱熹“心学”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朱熹讲＂性即理＂而为＂理学＂与陆王讲＂心即理＂而为＂心学＂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朱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上,民国时期一直有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观点：既有学者把朱熹的＂心与理一＂诠释为＂心即理＂,又有学者把朱熹的＂性即理＂与＂心即理＂调和起来,还有学者从＂心学＂的角度阐释朱熹的学术思想。这一状况反映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进步与深入。     

从"心外无理"看阳明心学对儒学的革命意义及启示

阳明心学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根本在于它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心外无理"为立论根本,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学说,实现了儒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将道德教化的理念从"治世"到"治心"转变为从"治心"到"治世",从而使儒学文化在明代中叶以后为熔铸中华民族精神继续保持了凝聚人心的生命力.今天深入研讨王阳明从"治心"到"治世"的心学理论,可以使我们在如何加强道德建设、如何实施道德教化、如何弘扬圣贤道德等问题上获得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