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国古史分期問題探討之一

上海史学界最近开始集体編写中国通史,在討論编写大綱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史分期問題又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爭論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問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問題有三种不同主張,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西周典型奴隶制論。作者最近写了“論中国古史分期问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一文,对这三种主張作了簡要的比較和分析,認为三說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貢献,但都存在着问題。我們認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說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謝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証明当时剝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貭,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認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者过分强調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們主張当时只有家內权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說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內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認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認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論者过分把社会結构看得单纯化了,他們把“庶民”和“庶人”解釋为下等奴隶,否認“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認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記述“井田”制的內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釋;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釋为人身完全被占有的奴隶。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們就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認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貴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殘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剝削的单位,使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張,請大家討論和指教。     

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載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鍵性問題”一文。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試图說明的是:“秦汉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級和貧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又刊有金兆梓先生“試答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一文,对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先生的意見是:“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認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他的这种論断,我認为是不合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因此,似乎有把它提出来討論一下的必要。     

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与周天、无宜两同志商榷

最近我們讀了《跃进文学丛刊》第二期上周天同志的“典型——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統一”和《学术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无宜同志的“反对阿Q典型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两篇文章。两位同志肯定了典型中的阶級性,并結合修正主义者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以分析;这样就再次論証了一个道理:任何人物典型(即使有的比較复杂)必須遵循“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统一”的原則去考察,才能給予正确評价,抹煞人物阶級性是不可能的。“阿Q”是修正主义者在典型問題上进攻的据点之一。两位同志在論文里都肯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分析了他的性格,并且强調了作为农民阿Q所蘊蓄的“革命性”。这就駁斥了錢谷融、蔣孔阳等人企图     

关于天朝田畝制度的实质问题——兼评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的若干论点

郭毅生同志在“教学与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发表的“略論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一文中,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問題作了如下的論断: “天朝田亩制度实質上是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农民資产阶級性的土地綱領,革命性和进步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帶有任何反动的实質。”并从而得出結論: “既然我們按照革命的任务和内容来决定革命性質,那末,現在我們便不能不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是資产阶級性質的农民战爭了”。我們認为,这些論断是錯誤的。但是本文的内容不想全面地涉獵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問題;只想就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提出一些我們的看法。     

辯証唯物主义認識論和馬克思主义哲学不容分割

刘丹岩同志主張历史唯物主义从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割出去的同时,也主張辯証唯物主义認識論將来要从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割出去。他認为:“哲学在將来还会分化?徒裉炷芄豢吹降那榭隼凑f,譬如認識論和范疇將来就必然会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独立的科学?彼炎约旱恼庖换闹囍鲝埑莆邦A見”,即表示他“能够事先看到科学发展的未来前景”。我們和刘丹岩同志的“預見”有根本的分歧。这个分歧不在于“將来”这个字眼上,即不是何时分割的問題,而是認識論能否和馬克思主义哲学分割的问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問題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爭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問題,也就是通常說的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問題,历史学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些同志認为:“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只有通过封建王朝的讓步政策才能表現出来”;“由于农民阶級是被統治阶級,不可能直接地对     

我们和张启城的根本分歧

張启城認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无論是音乐、美术、文学……都毫无例外的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具有强烈阶級性的作品,阶級性比較薄弱的作品以及沒有阶級性的作品。”我們認为:作品中阶級性表現的形式或程度的不同,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特別是在古典作品中。但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我們和張启城是有根本分歧的。張启城認为这是由于“作者表現的对象有所不同”的緣故:“有的对象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阶級內容”,因而“其表現的作品也一定具有强烈的阶級性”;“另一类表現的对象如一般的离情別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描写这类“对象”的作品就“没有阶級性”或“阶級性此较薄弱”。对这一謬誤的說法,我們从下面四点来談: 一、作品的阶級性决不是由“作者表現的对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中的几个问题

孙祚民先生的“中国农民战爭問題探索”一書,經人揭发,从史料到論点,几乎全系抄自右派分子赵儷生的講稿,其中包含着不少严重錯誤,已經有入陆續加以批判。本文試就本人所見到的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与同志們商討。(一)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該書在討論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时,認为:“农民暴动和战爭,一方面打击或顛复了旧的腐朽政权,同时也給后来建立新政权的統治阶級及其代表人以深刻的教訓,使他們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讓步,施行一些“輕徭薄賦,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減輕了封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縛,使生产力获得繼續向前发展的可能,把历史一步步推向前进”。他又說:“唯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

当前,史学界在讨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起义由广西出发北上进军的同时,完成了转化的过程,一八五三年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已经转化为新的“封建王朝”;另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不存在一个转化过程,它一建立,就是一个封建政权。以上两种观点,虽然看法不同,但结论一致,即太平天国是一个封建政权而不是农民政权。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革命压力”压不出“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論者,都同意漆俠同志提出的这条理由:“新当权的封建統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人們提出怀疑:革命压力,对地主阶級来說,是无时不有的。为什么沒有从秦二世、隋煬帝身上“压出”“让步政策”,而独独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身上“压出”了“让步政策”呢?于是,他們马上出来堵漏洞,說:“不能认为任何压力,都会使剝削阶級让步”,“…‘让步政策’…只是在农民阶級的阶級斗爭压力下的某些时期才会出现。”意思是說,只有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会出现。最近,漆俠同志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次修补:“并不是任何一次大规模农民战爭之后都會出现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級的失敗,意味看失敗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訂立一个‘城下之盟’。”总之,“压力論”的調子,被他們弹得越来越响。这样,“让步政策”論者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极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所高談的“革命压力”,同地主阶級的政策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在过去一个时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編写問題的討論中,比較普遍地提到,“史学史还是一門新的学科”,“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門有待建立的学科”,認为現在編写的中国史学史,“应該有不同于旧史学史的嶄新面貌”,有的同志并且認为,“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截然不同于資产阶級的史学史,需要建設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     

广东史学界討論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問題

广东历史学会于三月十三日,举行了一次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問題的討論会,与会者就史学界当前討論的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問題,以及对在中国农民战爭史研究中如何运用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这一问题提出的有关爭論的主要問题,展开了討論。关于起义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的問題 在发言中,許多人都不同意蔡美彪同志关于历次起义农民“只能以封建的綱紀、封建的理論来反抗封建     

漫談清官

离开了阶級分析法和历史辯証法,是不能正确地认識清官問題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清官,总是立足于剝削阶級方面为这个阶級的統治机构服务的。他的爵祿职权授自皇室,他的思想意識生根在封建传統中,他的政續不能不适应整个封建統治阶級的需要。他可以成为王朝车队中輞坚幅凑运轉圆遂的一个车轮,但是他决不能脫离那个牢牢保持当时統治阶級根本利益的轂軸。把清官描写成为“爱民如子”“代民立言”的蒼生大救星,无异把车轮設想成为离軸滾动迹不輾地的奇妙圜器。星宇同志根据马克思所說的法定权利和习慣权利的矛盾来分析清官产生的社会根源,是接触到了問題的本质的。一般說来,維护封建統治阶級的法定权利对立足于习慣权利破坏这种权利的豪貴斗爭,的确是清官     

试论天京政权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是史学界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是:太平天国的政权是农民政权呢,还是封建政权?持农民政权说的同志所持的理由是:这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它的斗争矛头,始终指向清朝统治者。据此,太平天国政权具有农民革命的民主主义因素,是“劳动者专政”。持封建政权说的同志所据的理田是:太平天国从永安封王的第一天起,就打上了封建政权的烙印;它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都是封建性的,与清朝统治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较之开明一些而已。笔者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不仅是一个短暂的农     

谈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级本质

讀了狄其骢同志《对文学典型的思考》一文,觉得問題探討得比較深入,邏輯性也强。它引起了我思考的兴趣。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承認它的存在,一种是否認这个事实。后者,我以为是不足取的。远的不談,近的如《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1、2期(总27、28期)中郭正元同志     

关于文艺作品的阶级性问题——与张启城同学商榷

張启城同学的“蔣孔阳的观点是否是修正主义?”一文,否認某些作品具有阶級性,我們認为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設,并无“精辟”的理論根据。我們是不能同意張启城同学的看法的。玆就下述几方面与張启城同学进行初步商榷。首先,張启城同学臆造文学艺术“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存在第三种的中立文学艺术:它純粹是“一般的离情别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究竟有沒有中     

关于七一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的调查报告

目前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其中生产队一級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所有制是部分的,生产小队也有小部分的所有权。有些人据此認为“人民公社倒退了”,“和高級社差不多”等等。我們就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目前所有制的状况进行了調查,事实本身就証明了这种說法是毫无根据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批判刘丹岩、高清海著《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刘丹岩、高清海合写的《论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小册子,主張把历史唯物主义从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所謂独立的“馬克思主义社会学”,他們的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納为下列三点:(一)認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它是“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和政治經济学、史学一样);(二)認为哲学是解釋整个世界的方法論,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論,对自然科学不起指导作用;(三)認为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放在一起,会阻碍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从辯証唯物主义中分化出去,象自然科学(象生物学)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一样,才能得到独立发展。这些观点是修正和损     

真有所谓“没有阶级性的作品”吗?

一張启城同学在去年《学术月刊》12月号发表的“蔣孔阳的观点是否是修正主义”一文,認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毫无例外的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他和蔣孔阳先生一样,都認为在阶級社会里除了存在具有阶級性的作品外,还有所謂“不为任何阶级服务的作品”。也就是說,存在“超阶级”“超現实”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     

論金代猛安謀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

猛安謀克是金朝統治时期女真族一种重要的政治和軍事組織,研究它与研究辽清的头下軍州和八旗制度有着同等的意义。不过在目前史学著作中,对猛安謀克这种制度的性質,以及它产生、发展、变化的特点,在看法上还不是一致的。比如有的認为猛安謀克在金政权建立以前是一种生产組織,而后来在对辽宋战爭中則变成了軍事組織。有的認为猛安是代表部落联盟中的部落,謀克代表氏族,是一种地方团体的組織,也是一种軍事組織。有的認为猛安为部落单位,謀克为氏族单位,猛安和謀克的首領都称勃极烈,到了金政权建立时由氏族組織轉化为軍事組織,这种制度一变再变,到了熙宗以后既是軍事編制,又是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地方行政组织三位一体的封建組織。也有的把猛安謀克看是单純的軍事組織或軍事貴族。这些分歧說明了我們对这种制度的探討还是很不深入的。为了对这个問題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我認为有必要对猛安謀克本身发生、发展和破坏的历史做一个全面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