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涉入、竞争优势与家族企业成长——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

家族涉入是家族企业基本特征,也是家族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竞争优势又是家族企业成长的保证。本文整理、分析了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构建了"家族涉入-竞争优势-家族企业成长"的概念模型,旨在为家族企业成长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妻子涉入管理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角色冲突理论,实证检验实际控制人的妻子涉入管理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考察实际控制人夫妻婚姻持续时间和中立的父辈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姻亲参与治理的中介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妻子涉入管理显著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尤其当妻子的学历等于甚至高于实际控制人时,妻子涉入管理的代理成本会更高;实际控制人的婚姻持续时间和中立的父辈均显著弱化妻子涉入管理的代理成本;姻亲参与治理在妻子涉入影响代理成本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家族涉入、政治联系与制度环境——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例

当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制度环境下,企业会选择一些替代性的机制,例如家族涉入和建立政治联系等制度安排都可以起到一定的替代和补充作用。家族涉入可以应对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帮助企业获得稀缺的资源,以及让家族成员分享企业收益。建立政治联系则可以保护财产权、吸引资本进入等。在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当中,经济的发展往往会伴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市场当中的企业选择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2010年中国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调研数据发现,当存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时家族企业中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而控制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后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负相关。同时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这两种替代性机制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     

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的退出机制研究

在经济发展的要求下,不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家族成员必须退出。家族成员退出机制是包含了二层意思:一是实施流程,二是刚性制度环境和柔性文化环境的支持,构建退出机制从这两方面出发,才能使整个机制有效运行。     

我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的冲突分析

面临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内部更新换代等问题,家族企业的内部冲突愈演愈烈。本文在家族企业的双系统特征上引入了个人维度,并且根据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家族成员对于三种利益偏差上的差异,构建了"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企业利益"三环交迭模型以及三维空间模型,对家族成员以及其冲突进行了细分,并提出了化解相关冲突的策略。     

从家族企业到企业家族:基于分家的多案例研究

分家经常会导致家族企业被分拆或败落,这使得人们对其存在一定成见,认为分家对于家族企业发展总是负面的。对我国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企业分家案例的分析表明,家族企业"分家"并不必然导致企业衰亡,尤其在战略创业导向之下,可能通过分家相互构建起战略性的产业联系和竞争合作关系,从而使得家族企业演变成企业家族。从裂变创业视角,更有助于揭示分家对家族企业创业和持续成长的正面价值。     

家族控制、企业目标与家族企业融资决策——来自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不同的控制权偏好与多元化企业目标间的关系及其对家族企业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家族控制是实现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家族目标)的基础,对实现以企业增长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增长目标)无显著的影响;家族控制对家族企业利润积累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对银行贷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股权融资却呈现显著的"U型"和负向影响;家族目标对亲友间借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增长目标对股权融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家族企业融资模式形成及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对进一步推进我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改革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家族权力、组织认同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

本文在将家族权力界定为家族法定权力与家族专家权力的基础上,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权力、组织认同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结果显示:第一,家族所有权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族管理权对网络中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开放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族专家权力对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关系持久度和开放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家族所有权通过组织认同促进了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家族专家权力通过组织认同促进了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第三,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影响受到网络性质的影响,在家族企业人际关系网络中,家族专家权力对网络中心度和开放度的影响较大,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的影响较小。     

我国家族企业传承模式的选择与风险

本文以企业所有者的视角,对＂子承父业＂和职业经理人两种传承模式进行对比,得出＂子承父业＂模式更适合于现阶段家族企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利用控制论、系统学、社会学等理论,将传承过程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并对其进行风险控制。     

家族涉入、亲缘关系组合与盈余管理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家族上市企业2003—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家族涉入对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家族成员亲缘关系组合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家族涉入程度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家族企业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家族成员亲缘关系组合由核心成员控制发展至兄弟(姐妹)共同控制再至远亲共同控制模式,家族涉入程度提高对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作用均减弱。家族涉入程度与负向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但家族涉入程度对正向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家族成员亲缘关系的复杂化,家族涉入程度提高对正向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作用均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探究家族涉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也有利于实际控制人根据亲缘关系组合类型,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家族企业盈余质量。     

探索创业家族的成长之路——第三届“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侧记

本文从创业家族的成长发展的角度综述2007年11月在浙江杭州-慈溪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家族企业往往起源于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创业活动,成功的家族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为创业家族,探索中外创业家族的成长轨迹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事实,其中包括家庭—家族结构与人际关系网络在家族企业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家族企业组织与治理结构的转型,家族企业向创业家族转化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学习等。迄今为止,中国家族企业成长依然是一个尚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     

家族逻辑、企业逻辑与家族企业成长——S公司案例研究

家族企业涉及家族和企业2个系统,前者以情感为维系逻辑,后者以能力效率为运营逻辑,二者之间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冲突。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之间能否平衡决定着家族企业成功的概率。S公司案例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孝悌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影响着创业者的家族地位和家族社会资本的汇集,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社会责任。只有在制度理性的约束下,伦理文化才有利于企业运行效率的提升,因此,家族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制在于家族伦理—企业伦理-制度理性三者之间的有效制衡与共振。     

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

本文通过对家族企业成长过程的分析 ,论证家族企业成长瓶颈的实质是信任资源约束 ,进而概括了华人社会3种信任资源产生的机制 ,并分析其对华人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 ,提出华人社会独特的泛家族信任既对家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但又对其成长形成制约;泛家族信任的运作成本高于理性制度信任 ,它在企业融资的广度和效度上的能力低于市场经济中的理性制度信任的功能。促进家族企业有效成长的关键是解决当代中国的双重信任残缺的状况。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

本文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正相关;同时,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持股比例较低、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较小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交互关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从关联交易的视角探讨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为家族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解释。     

外戚“干政”?姻亲涉入与家族企业代理成本

由血缘与姻缘关系所缔结的家族企业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姻亲与血亲成员被完全等同，假定他们在目标、决策行为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本研究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家族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提出了姻亲代理人假说.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方成员涉入企业将显著提高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姻亲代理人假说得到验证；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中立的父辈对家族冲突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有助于弱化姻亲成员涉入企业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另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涉入和血亲涉入会产生不同于姻亲涉入的代理成本，不同亲缘关系远近的血亲与姻亲参与治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代理成本；女性家庭地位与公司非家族大股东的制衡将对姻亲涉入所带来的代理成本起到不同的作用.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对家族企业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营企业身份认同与风险承担水平

民营企业身份认同问题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社会和制度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3～2012年间上市时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A股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并整理了样本企业的初始产权获取方式,将其划分为具有严重身份认同问题的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和不具有严重身份认同问题的创业型民营企业,重点考察企业身份认同问题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实证分析发现,由于企业合法身份认同不足问题容易引致企业产权和个人财富面临潜在的法律安全风险,身份认同问题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且这一负向影响关系在《国有资产法》颁布之后显著减弱。上述研究结论在经过PSM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阶段回归以及Placebo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身份认同问题促进了以慈善捐赠活动衡量的民营企业非生产性活动。此外,本文还发现具有严重身份认同问题的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市场价值更低。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关于民营企业风险承担行为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扬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国家族企业融资行为研究

我国资金供给制度、市场环境对我国家族企业的融资存在很多不利因素,家族企业对外的信任局限使得其在融资时存在顾虑。而银行等投资者对企业的不信任,使企业在有了好的项目要发展时,又整合不到社会资金。信任的双向缺失导致了我国家庭企业融资困难的基本国情。本文从信任这一角度来研究我国家族企业的融资行为,更具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