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的税收规避和纳税贡献——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

合理的税负对于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和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如何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的税收行为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税收特征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在控制股权制衡的影响作用下,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可以缓解国企代理问题和改善经营管理效率,从而在提高国企税收规避程度的同时增加其纳税贡献,这种效果在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更为明显,并且在地方控制和外部制度环境较好的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本文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实现国有企业与政府"双赢"的目标,不仅对企业税收决策和非国有股东治理的学术文献进行了有益拓展,而且对决策高层进一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价值。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及效果研究文献综述

<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对深化国企改革政策的响应,也能提高公司各项能力。本文对国内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及效果研究文献综述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通过将非国有资本引入国有企业来改变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现象,进而达到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创新能力和经营业绩的效果。自《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出台,国企混改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粗谈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对国企股权进行改革的声音直指股权问题,股权改革是否是提高国企发展水平的唯一"良药",国资股或私人股多一点少一点并不能决定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好坏,股权并非影响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因素,真正影响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是没有为国企的发展构建良好的上层建筑,没有正确处理好国企管理与党的原则及工会运行的关系问题。本文就从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入手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打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的体制障碍,加强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那么,那些具有跨体制(即跨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种体制障碍)联结关系的国有企业高管,是否会有助于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呢?鉴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条重要改革途径,因此本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数据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高管没有跨体制联结关系的情况相比,当国有企业高管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时,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较大;当跨体制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对于发生在管制性行业和不影响公司控制权变更的股权转让,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正向影响越强。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主要通过传递交易信息和环境信息、缓解意识形态障碍等机制影响国有股权向私营企业转让。这些发现意味着,搭建国有企业高管与私营企业高管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创造国有股权转让的公平交易环境,对助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经营绩效:激励相容还是激励不足

员工持股计划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对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管理层激励—公司治理—激励效果"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员工持股计划对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高管在员工持股计划中参与比例的均值为22%,而该比例在民营企业中达到27%,国企显著低于民营企业。(2)与民营企业相比,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国有企业在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和减少超额雇员等公司治理层面的改善效果并不显著。(3)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经营绩效弱于民营企业。市场反应方面,国有企业的短期公告效应与民营企业无差异,但长期公告效应却显著弱于民营企业。另外,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增长也受到阻碍,但股票来源为非公开发行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财务绩效方面差距缩小。为了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员工持股计划的制度设计层面,建议国有企业提高管理层的参与比例,并强化绩效考核与监督机制。同时,应当继续鼓励国有企业以增资入股的形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分类治理:国企深化改革之基础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序幕,国企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与以往的改革方式不同,各地相继出台的国企改革方案,大都强调了分类改革的路径。然而,国企深化改革成功的关键还要靠分类治理。对于国有企业治理而言,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深化国企改革过程中必须贯彻分类治理的思维。从顶层设计角度看,分类治理首先要求国有企业治理不能直接照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等治理方式,而应明确国企的功能定位和分类,并针对不同类     

民营企业所有权来源与路径依赖问题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企混改后的企业效率是检验混改成效的关键。本文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背景,选取不同所有权来源的民营企业为样本,检验国企混改后的路径依赖问题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初创民营企业比改制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更强,改制民营企业中仍保留的国有股权会缓解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初创民营企业比改制民营企业的效率更高,改制民营企业中仍保留的国有股权比例会负向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投资效率。改制民营企业在改制前若为集团公司的子公司,则在改制后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要弱于改制前为一级法人的国有企业。     

改革看点

正3强卫:推动国企由单一股权向混合多元股权转变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日前强调,深化国企改革要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重点,推动国有企业由单一股权为主向混合多元为主转变。要把握原则、廓清领域、注意方法,坚持从地方和企业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坚持市场化运作,不搞"拉郎配";坚持试点先行,有序推进,不搞"齐步走"。     

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在政策层“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的背景下,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案例逐渐普遍且呈增长之势。考察国有资本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机理和路径,系统评价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经济效果,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的混改模式,关于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亟须更多的研究关注“反向混改”的模式、治理效应和经济后果。结合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制度背景,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运用2009年至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税收征管强度和高管政治关联对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从企业税收优惠和税收规避激进度两个方面考察非控股国有股权影响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非控股国有股权能显著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其次,相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相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在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最后,非控股国有股权主要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而不是促使企业开展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减轻税收负担。民营企业通过让渡一定的股权给国有股东,能够建立一定的政治联系,从而在经营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研究结果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税收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国有资本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机理和路径,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对于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继承"十八大"之后,国家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控力度增加,从国有企业开始贯彻混合所有制是经济变革的主要对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营是社会主义国情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核心保障,但混合所有制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本文分析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趋势,总结了企业改革期间面临的主要问题,从国企改革定位及改革对策等方面提出科学对策。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与并购效率

基于当前大力推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本文深入考察了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对国有企业并购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非实际控制人具有董事会权力时,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做得更少但做得更好",即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较低但所选项目的并购绩效较高,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当非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或者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地方政府时,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会更加显著;并且,具有董事会权力的非实际控制人主要是通过减少无效并购(源头控制)和提高并购整合能力(过程控制)这两条路径来为国有企业并购效率的提升提供保障的;另外,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正式推出放大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属于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并购视角拓展了有关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研究领域,为市场化力量能否有效制衡政府股东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定解答,还为国有企业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提供了解决方案。     

对当前国企改革新思路的分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后的国企在经营环境上已经与传统的国企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在进行当中,国企改革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无论是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调整,还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或者是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当中来,这些都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无论面对什么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快改革顶层设计是当前国家面对问题所达成的共识。     

广东国企改革方案公布 2017混合企业超七成

正备受瞩目的《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于8月17日正式印发。《意见》全文14页,分六大部分,对全面深化广东国企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引进非国有资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六个方面,全面具体地确立了广东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国资持股不设下限。在目标上,《意见》首次提出"至2017年,全省混合所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和公司治理——基于招商局集团的案例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试点和加速阶段。但目前国企混改的相关理论研究仍滞后于实践发展。案例实证研究可以对理论进行发现和发展。本文选取中央企业混改中的典型代表——招商局集团作为研究案例,分析和提炼混改过程中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中的经验,以期对未来的混改提供借鉴。研究发现:混改引入非公股东的类型与时机对公司业绩和公司治理有较大影响;员工持股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有限,存在"员工持股陷阱";国有股是否居控股地位,居绝对控股地位还是相对控股地位,并不是决定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居于绝对控制还是相对控制的标准和关键,一定程度上说,国有大股东的控制能力具备"控制刚性";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究竟哪种模式绩效更好,没有必然联系,也没有绝对的差别,国有控股的治理模式不一定带来低效率,关键是要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国企改革与发展混合所有制

正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国资改革领域的一大亮点。混合所有制不是新话题,甚至是个模糊概念。自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时隔十六年,混合所有制却再次引起热议,是因为国企改革已经进入"四分离"改革的深水区,而混合所有制有望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突破口。首先,国企改革的"内部治理外部化、外部治理内部化"困境,需要引入混合所有制。我国的公司治理已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第二阶段是完善治理机制,第三阶段是提升     

国企改革步伐再次提速

2013年11月份三中全会决定指明了国企改革的新方向,拉开了新一轮国企改革序幕,经过一年多中央和地方的试点,出台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的时机逐渐成熟,未来几个月内预计国企改革有望迎来第二春。预计新的方案将从混合所有制建设、国企分类标准、利润上缴比例、管理层约束和激励、财政以及社保的对接等方面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指引。     

制度变迁、国家控股与股权激励

本文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与制度变迁背景,就经理人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分析,并以2001-2006年宣告实施股权激励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改善作用。结果发现,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实行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价值,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股权激励更能明显增加公司价值。并且,股权分置改革这种制度变迁进一步改进了原有的激励效果。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改善、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从人力资源角度看我国国有企业激励机制

我国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已运行多年,但是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国企激励机制却相对滞后,本文对我国国企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的思路。通过分析现行国企激励机制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国企人事管理工作的角度,阐述建立和健全国有激励机制的必要性,指出了国有人事制度改革的实质应是综合运用多种激励手段,建构灵活而全面的激励机制体系。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