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论平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简称中体西用论)是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部分具有某些变革要求的洋务派的意识形态,曾经被洋务派贯彻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如我们不能对洋务运动简单弃置一样,对“中体西用”论也有必要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考析和批判。     

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由来已久,似已成为学界定论。以陈旭麓先生的论述为例,"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之一途......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在这两重意义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①。但在笔者看来,洋务运动既没有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把"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这样的口号作为指导思想。主持和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员和学者,主要围绕着自强需要不需要西器、…     

论郭嵩焘思想的前瞻性

郭嵩焘是近代思想史上前瞻性人物。他赋予古老的富强观以近代涵义;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从一侧面对“西学东源”提出了批评;他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的本末观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一大突破。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论“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 ,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 ,科学评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正确认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近三十年来“中体西用”研究

近三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夕研究主要集中在：该思想的提出问题;肯定其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思想的主要消极认识问题。第二阶段是90年代至今,学术界逐渐转换视野,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开创比较角度的探讨;否定该思想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突破“中体西用”不变论,提出变流论;以中国近现代化关系为视点;基于文化、教育视野等方面的新趋向。当然,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不足与尚待研究的问题。     

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文化政策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其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政策,贯穿于运动的始终。这一文化政策直接影响着运动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在运动中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因而人们又把它看作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和“中心思想”。这恰好证明了洋务派文化政策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因此,要对中体西用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应该首先认识其作为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     

调适、整合与重建:儒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十二种方式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尔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一种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架构。     

洋务运动与传统中学的近代转型

在传统“旧学”中孕育着向近代“新学”转折的内在动因 ,但促成旧学解体并导致其发展方向变革的因素却来源于西学。然而 ,“化西为中”的历史过程却启动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一方面将自己的支点建立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学的“致用”基础上 ,一方面将另一个支点奠基在西学的“实用”价值上 ,从而发挥了沟通中学西学的桥梁作用 ,并由此引发了传统中学的近代转型。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再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种新文化观而出现的,其实质在于突破“夷夏之辨”的束缚、重新定位中西文化,重心在于引进西学。这一特点使“中体西用”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内在的活力,处于动态演化之中。论者对西学之“本”的积极探讨,使“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终于导致了“中体西用”这一论式的分化     

对“中体西用”的几点看法

一百多年前,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这个口号,史学界长期以来予以否定。七十年代末以后虽有所改变,肯定了这个口号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某些有益的作用,但基本上还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这一口号,它虽然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其主流却是好的,它指导下的洋务运动,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东西,对这个口号,应该基本肯定。     

简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朝封建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改变,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当作“强壮剂”,在其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举办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兴学校、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要正确地评价它,就应该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从横向和纵向去评价.所谓横向评价是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当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影响,纵向的评价是指“中体西用”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对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看出“中体西用”进步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论点.     

曾国藩兴桐城与倡洋务之间的联系

曾国藩借桐城文章倡导洋务 ,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 ,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其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对桐城文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不仅从文统、道统两个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 ,而且力图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中体西用”看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段时间内,不仅是洋务派,同时包括早期改良派、顽固派,乃至外国侵略分子,对“中体西用”思想都进行议论和阐述.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首先这样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继之,薛福成在批驳顽固派攻击向西方学习是“用夷变夏”时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的“本”“末”就是“体”“用”.一八九八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则写道:“新旧兼学,     

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学”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中西化认识上的差异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避害趋利的防卫心理是其产生的真实动机;与顽固派反对西学的论战是其策略上的考虑。“中体西学”思想提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契机,但其自身的矛盾,既阻碍了引进西学,也冲击了中学为体,必然导至洋务运动的失败。     

传统“官学”在晚清的没落

“宋学”和“汉学”并为“官学”的局面在清前期即已形成 ,及至晚清在一定时间里仍得以调适性延续。特别是在咸 (丰 )同 (治 )年间 ,清朝统治者曾着力采取“崇正辟邪”的一系列措施 ,以图维护这种传统官学 1。然而 ,这并未能挽救它日益没落的命运。本文拟对传统官学在晚清走向没落的主要因素和基本过程略作论说。一、西学作用下“中体西用”的逐步“官政化”　　 西学东渐在晚清时期呈不断加强的势头。所谓“西学”,当指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广义上的文化事物。尽管清朝统治者力图维护实质上只是他们心目中的“正学”的所谓“中学”的一统天…     

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