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人政治原则中的复古精神

周人在对殷亡周兴的历史进行反思中得出以下认识 :国家的兴替是由天命决定的 ,得天命者兴 ,失天命者亡 ,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在于统治者能否固守其“德”。而周人的先王就是因为具有上天所喜好的这种“德”而得到“天命” ,因此 ,周代统治者提出了“帅型先王”、“古训是式”的政治原则 ,试图通过向先王学习 ,谨守其德 ,以保证天命永远地驻留在周人身上。这种尊祖守旧的思维方式势必将周人引向政治观念上的复古     

天命、道德和民意——从政治正当性看殷周政权转换

殷周政权转换之际天命伦理化,天命观念发生了从"有命在天"到"天命靡常"的转变,"敬德"思想取代了"敬神"思想,"保民"思想在西周初年兴起。这一时期的思想变革展现出了中国古代政权自我确证是道德的思想路径,即天命是善的,生成道德的政权,道德的政权敬德保民,消灭不道德的政权。这有别于西方政治寻求政权被他者证明是道德的思想路径。     

周初至春秋天命观中的"德"与"道"

与殷人的迷信相比,周人在认识"天"、追求"天命"的方式上更为理性,通过关注人事来把握天命.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有德",在人事上提倡修"德".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使人们对于"德"与"天命"的关系提出质疑,于是提出了"道".但是,现实中政治斗争的胜利不完全取决于"有道"或"无道",而是由实力决定的,这愈发促使人们从追求天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见古代法中的司法理念与道德精神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看,清华简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所载多为殷周时期的史事,史料价值可与《尚书》相媲美,一些文献不仅可以印证《尚书》等先秦古籍或周代金文的记载,甚至还能弥补相关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相关记载的错误.清华简对研究上古法律思想史也有重要意义.“求中”即寻求中道,反映了一种治国方法,“得中”即实现中道,反映了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而中道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中罚”,它体现了一种司法公正的价值.“明刑”或“慎刑”说强调了慎用刑罚的政治意义,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明刑”也是周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个司法原则.“明德”或“敬德”说强调了养成谨慎之德的重要性,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具备明德的官员从事司法审判才会有司法公正.“天命”现是周代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天命;但周人又强调“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获得天命——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立法和司法步入正途的决定性因素.总之,“天命”说为周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神圣根据,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时命”与“时中”:孔子天命观的重要命题

孔子的时遇、时运思想,表明他已经将时的概念与其天命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探讨。时命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其基本思想早在孔子的理论系统中就已经形成,孔子关于时的言论多蕴含其意。《中庸》所载的时中之论亦是孔子时命观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时期的天命观念在商周之际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由天命的不可移易,变为天命的可以以人之德而转移。天命观的这个变化虽然是一个巨大进展,可是,这一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天命的权威。天命还是高悬世人头上的铁板一块,人们在它面前并无自由可言,只能俯首贴耳地绝对顺从,其所强调的是以个人的高尚德操博得天命的眷顾。孔子的时命观念,给生命个体开辟了总体天命观念下面的一定的自由维度。它关注的不再是天命的绝对,而是个体的相对自由,是个体的存在状态,这应当是先秦时期天命观念的又一次重大进展。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尚书》之德与春秋时期价值判断的形成

在《尚书》文本叙述中,自尧舜夏商以来,代替上天管理人间秩序的帝或王需有德才能配享天命,表明德关系着天命的所在,决定了政权的走向。商朝认为其先王、先祖能够与天地之神相通,并选择商汤作为有德之君的代表,形成了继承祖先之德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的逻辑。西周初年,鉴于商朝亡国的教训,以周公为首的执政者借助权力与制度的力量拓展了德作为价值共识的内涵,并将其作为治国理念贯穿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尚书》之德成为维系春秋时期政治秩序的价值共识,从长远来看是对尧舜禹时期天命降于明德之说的继承,亦是自周公以来对明德理念强化的结果。     

《尚书》的历史意识及其普遍主义情怀

《尚书》记录了三代时期的一些王事,初步具有运用历史的意识。在"勤用明德"和"不敬厥德"两类正反不同类型的王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天命视王"德"之有无而更替王权的力量,而且透过这种"以德配天"模式,看到其中人的因素的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保民"而体现出来的,最终以"人心"为天或天命中的核心因素,表明了《尚书》的一种普遍主义情怀。此观念既体现了我国先民最初的"天人合一"思想,又蕴含有一种于变易中追求永恒的辩证历史观念。     

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天命论与中国古代哲学

天命论是产生于三代的古老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天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主宰、至上神。它虽在战国一度衰落,但在后世又得到复兴,并发展为天人感应,衍变为天堂观念等。在历史上发生久远的影响。这种观念虽被斥为迷信受到批判,但历史地看,天命论有其合理性,它在哲学上第一次提出了宇宙统一性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亦曾起过进步作用,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     

简论《左传》的“一统”思想

《左传》的＂一统＂思想是先秦早期＂天下一家＂观念的延续与反映。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作者对＂一统＂核心的认识上。虽然拥有王权的周天子和施行霸政的诸侯在当时都无力担当这一核心,但与这一核心有关的＂德＂与＂礼＂等因素在《左传》中得到了强调,表明了作者对理想政治核心的勾勒与向往。《左传》这种对伦理因素与政权相结合的体认,不仅体现了天命人事化的进步,而且诠释了一种新型的＂一统＂政治观。     

"因循"与建安至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

在汉魏之际"天命论"与"德主刑辅"观念动摇的时代背景下,曹魏官方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所谓"名法"思潮兴起。其理论特点是:以黄老"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它萌生于建安时期曹操丞相府的新兴知识群体--建安名士中,其理论建树主要是由第二代建安名士,在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相继执政的建安至景初之际完成,并对魏晋之际儒学、玄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春秋时代以德治国观念之生存论基础

以德攻伐、以德主盟、以德守国,是春秋时代普遍接受的观念,即以德治国的政治伦理观念,其中“德”都是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被言说的。以德治国的观念及政治模式的盛行既与贵族的族群意识有密切关联,与贵族族群的生存与延续有密切关联,也与分封制下政治权力的分散有密切关联,与统治者与其属民的直接利害关系有密切关联。概而言之,是与贵族们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的。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对宗教的哲学思考

(一)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部离不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宗教现象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股政治力量,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任何宗教观念,都是以神灵观念作为其神道信仰的思想基础的,而神灵观念则是包括诸如“灵魂”观念、“鬼神”观念、“天命”观念和“上帝”观念等的集合观念。     

<金瓶梅>天命鬼魂、轮回报应观念与儒佛道思想

<金瓶梅>表现了浓重的天命鬼魂及轮回报应观念.这种观念是糅合了中国古代天命鬼魂观念及儒、佛、道等家轮回报应思想并加以世俗化而形成的.<金瓶梅>以这种观念指导情节构思和某些情节安排,解释人物命运遭际,使作品笼罩在迷信的氛围及人命天定的模式中,削弱了全书批判暴露现实的主题.<金瓶梅>中的天命鬼魂、轮回报应观念是个复杂的问题,多数为糟粕,只有个别地方艺术上或有可借鉴之处,应当作深入具体的研究.     

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

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由盛转衰的变化，始于桓灵的黑暗统治对士人忠君信念的严重摧残。汉末建安时代，皇帝傀儡化和失节士人的得志，以及两汉政治思想理论的两面性和天命论式微的影响，使忠君观念在这一时期完全坠入低谷；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魏晋以降君权的衰落     

先秦政治思想中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刍议

政治正当性意指对政治秩序的道德评价,关系到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古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大体上,首先经过殷周之变,西周的政治正当性奠定在了天命论的基础上,统治者有德才能受命于天;其次经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剧变,儒家的心性论将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进一步落实于个人内心的德性修养上,并以此与天内在相通。先秦时代的政治正当性大体奠定在天、君、民三者的相互关系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殷周之际精神信仰的嬗变

殷周之际,政治与文化发生了剧变。这种剧变的背后是精神信仰的冲突。殷商崇拜以帝或上帝为代表的自然神,带有宗教的性质;西周则崇拜以天或天命为代表的人格神,具有理性的光芒。相较之下,西周更注重外在的天命与内在的德性之间的互应,并用"以德配天"的方式进行思想教化。由此来看,西周的思想中已有人文的因子与人性的觉醒,这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基础。     

孔子对西周以来传统"德"观念的继承与超越

从先秦时期"德"观念的动态演变历程来看,孔子顺应了西周以来"德"观念向内面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充分继承传统之"德"所蕴含的政治理性因素的同时,更加突出强调统治者自身的内在道德自觉.孔子将"仁"从隶属于"德"的众多子目中拣择出来,其关于"仁"的学说之创立,是对传统"德"观念进行超越的重要表征,把"德"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