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出版

《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出版本刊讯由我院彭武文副教授编著的《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一书于１９９４年４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溪州铜柱及其铭文是后晋天福五年（公元９４０年）面世的。后世学者多有记载和研究，但舛误较多。作者为了让读者了解溪州铜柱及其铭文的原...     

晋侯苏钟与厉王无涉

晋侯苏钟铭文引起史学界的关注，这是很自然的。从它的盗掘、外流、回归以及铭文内容的透露，似乎都充满了隐秘。而今图象与铭文拓片已在《上海博物馆集刊》上公布，人所共见，学者们见仁见智，对铭文中的人事、时代、地域作出各样解说，实有助于铭文的深入研究。我在《晋侯苏钟之我见》一文中已坦露了我的观点，指出铭文分前后两个独立的部分，前为周穆王三十三年“亲省东国南国”的记事历谱，只刻了部分，后为晋侯苏随宣王征伐，参与三次战斗并获得赏赐。从中，我肯定了两点：一是《史记》所载晋侯世系不误，也不必为此改动宣王纪年；二是…     

《六书故》运用钟鼎文考释文字评议

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宋元之际戴侗的《六书故》较早地使用钟鼎文考证文字 ,校补《说文》 ,向来学者毁誉不一。从《六书故》运用铭文考释文字的 2 0个例字结合甲金文及其他材料来看 ,发现《六书故》的考释大部分是可信的 ,而这正基于戴侗所具有的正确的文字发展史观。     

德国的蒙古学研究

一、序言德国具有东方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在此传统中可以说蒙古学是较为晚近产生的年轻学科。蒙古学研究的最初论著是由突厥学和汉学学者撰写的,如,1837年埃尔德曼发表了《卡尔梅克江格尔》一文,其后,1863年嘎博林策发表了《中国、蒙古的石刻铭文》。     

商周铭文语言的发展演变

商周青铜器铭文语言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殷商武丁晚期到文丁为滥觞期,此时铭文只有一些标记性的单词或词组,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从殷末帝乙到西周为兴盛期,这是商周铭文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其表现是遣词造句日趋丰富,逐步凝炼成博约温润的语言风格,形成某些程式化套语,铭文多从《诗》《书》中吸取语言营养,西周中后期铭文出现一些四言句,少数铭文具有韵律,铭文语言内涵丰富;春秋为铭文语言蜕变期,铭文大势由繁趋简,四言韵文情形增多,而铭文语言内涵减少;战国为铭文语言衰落期,除少数铭文为精心制作之外,绝大多数铭文语言简单粗糙,缺少文采和内涵。     

关于《成吉思汗碑铭》的研究

《成吉思汗碑铭》者,乃是指刻有五行古体蒙古文、约有一庹左右长的一方人工花岗岩石碑而言。由于该碑文第一行首刻“成吉思汗”一语,研究铭文的学者们便将该碑名之为《成吉思汗碑铭》(《成吉思汗石文》)。也有称为《成吉思汗石碑》;《也孙格·蔑儿干的光明碑》等等     

《全宋文》误收徐铉铭文一篇考辨——兼正《全宋诗订补》误署作者一例

《全宋文》辑编徐铉文以《四部备要》徐乃昌校补本为底本,补辑佚文十三篇.其中《静斋自箴》铭文一篇疑非徐铉所作,《全宋文》编者依据《徐公行状》、《玉壶清话》、《烬余录》等文献将此铭文归于徐铉名下并不足以使人信服.根据《研北杂志》、《宋稗类钞》、《五代诗话》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将此铭文文风与徐铉《砚铭》及书法家王著的有关诗作进行比较,发现此铭文为王著所作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全宋诗订补》将此铭文作为遗诗补入同名之翰林学士王著诗“辑补”类,属误补,也应订正.     

论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周代的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传世文献《诗经》、《国语》、《左传》、《尚书》等相比较,可以发现,周代铜器铭文与周代传世文献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遂公■》铭文与《易传》

《遂公■》是近年发现的重要青铜器,内有长篇铭文,记载了禹治理水土的事情。铭文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多与《易传》有关,例如中与四方、君王与父母、礼与美、心性与道德,等等。     

增补《金石录校证》(一)

增补《金石录校证》（一）裘樟松一、序言宋代学者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北宋以前传世钟鼎碑版铭文的集录和考订专著,在我国金石研究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书初锓版于南宋龙舒郡斋;开禧元年,浚仪赵不谫又重刻之。此二本后皆不显于世,元、明两代也未见重刊。自明以来...     

楚国铜器铭文札记七则

作为两周铜器铭文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楚国铜器铭文研究,已经历了北宋至清初乾嘉、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以来至今4个时期,其中涉及的7件铜器铭文的相关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楚屈叔沱屈□之孙戈》的器主以往认为是屈叔沱,实应是其子之器;《楚屈子赤目》中的赤目一人或认为是屈瑕,实应作子朱看待为宜;对王孙其人的诸多考证,目前还暂时难与文献记载中的某人对应,应阙疑为是;《秦王卑命钟》的时代、铭文释读,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铭文释读顺序的调整,并与吴入郢、秦援助、楚复国等大事联系起来,应将其铸作时代定在吴入郢之后数年;《王命铜龙节》铭文器主身份不是封君一级贵族所有,持有者可能是统领为楚国服役的苦力的小吏;《之金》剑中的一地,或多认为在河南新蔡,然而根据该地不产铜这一事实,应认其可能是今安徽繁昌地;《之倌环》中的"倌"字,以往多作"家臣"解,实应是庶人在官者。     

“太守”戈跋

“太守”戈跋徐在国《殷周金文集成》１７·１０８９２（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４月１版,以下简称《集成》）著录一件春秋时代的戈,有铭文２字,以前从未见著录。戈铭拓片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集成》１７“戈戟类铭文说明”３２页）。铭文参见附图一。这两个字又见...     

麦尊铭文句读试解

麦尊,《西清古鉴》卷八第三十三业箸録,名为周邢侯尊。按铭文内容,如于省吾先生所说:“通篇皆系作册麦所敍纪,盖麦受邢侯之赐以作尊。”名从主人,应如近时学者所定,称为麦尊。     

战国中山二王名考——释古酿、好、埌等铭文及有关古鉨文字

平山一号墓出土的中山王大鼎铭文长四百六十九字,方壶铭文四百五十字,《好(次虫)壶》也有一百八十二字,是研究我国古史、古汉语和文字发展的珍贵史料.《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朱德熙、裘锡圭两教授发表了《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以后又得见在吉林召开的古文字学年会印发的张政烺、赵诚、孙稚雏诸先生有关论文,对铭文若干难字难句的通读多有突破,创获良多.今就诸家尚未确释的王名和个别有关文字的考释作些补充.     

“鬲”非奴隶辨

对于西周时器铭文中的“鬲”或“人鬲”,史学界历来认为是奴隶。对此,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以下提出自己的浅见,希望得到史学界同行的教正。一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鬲”与“人鬲”的材料只有两条:成王时器《令毁》铭文。“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父兄于成。戍冀司气。”康王时器《大盂鼎》铭文;“锡汝邦司四     

游寿书法《曶鼎铭文节释》考辨

游寿书法作品《曶鼎铭文节释》访得于藏家,根据对原作的考证与辨析,可以断定:游寿所书《曶鼎铭文节释》不仅是充分体现游寿书法艺术成就的典型代表作品,而且还是集中而全面体现游寿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及古典文学等方面综合修养和深厚功力的经典书法作品。     

阜阳汉简《诗经》年代考辨

汉简《诗经》出土于阜阳双古堆汉墓,学术界认定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时间为文帝中期。文章全面考察出土器物和器物铭文,对比分析汉代相关制度与文献记载,发现旧说与出土的半两钱等器物及大量铭文不合,出土器物与铭文证明墓主为第三代汝阴侯夏侯赐,汉简《诗经》抄写于景帝前期。     

寡子卣铭文试读

寡子卣是西周中期青铜器,从清代晚期开始,就有学者对其铭文进行研究。然而时至今日,其铭文中尚有个别文字未能正确隶定、识读,部分文字未能正确考释。现试对其铭文中某些文字进行重新考释,并疏解其文义。     

汉代铭文研究的新篇章——评徐正考博士的<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始于宋代。其主要成果可以分为图录类,以吕大临的《考古图》等为代表;款识类,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为代表;考释类,以赵明诚的《金石录》等为代表。在著录体例、器形的绘制描述、铭文考释以及器物定名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宋人关于汉代铜器铭文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在器形的辑录方面,只有线图和描述两种形式;铭文则只有摹本,且摹写失真之处多见;考释的范围仅限于人名、地名和国名等专名。总之,宋代的汉代铜器铭文研究贡献在于其开创之功,但还缺乏学术研究的广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