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预期寿命国际比较及中国健康预期寿命预测研究

健康预期寿命由预期寿命衍生而来,是人群保持完全健康状态尚能存活的期望年数,是评估人群健康水平的指标。健康预期寿命既能反映生命数量(长寿水平),又能反映生命质量(健康程度)。世界卫生组织在《1997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呼吁在关心预期寿命的同时更要重视健康预期寿命,随后与健康预期寿命相关的国际研究、国际政策的战略规划逐步推广该指标的应用。目前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健康预期寿命研究,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本文系统梳理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健康预期寿命发展状况,根据发达国家健康预期寿命发展特征,采用健康预期寿命年均增加法和健康预期寿命和预期寿命差值法,对我国2020年及2030年健康预期寿命进行推测,为我国制定健康中国发展规划提供对策建议。2020年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为69.2岁左右(69.1⁶9.4),其中男性为67.2岁左右(67.169.4),其中男性为67.2岁左右(67.1⁶7.4),女性为71.3岁左右(71.167.4),女性为71.3岁左右(71.1⁷1.5);2030年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为70.9岁左右(70.671.5);2030年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为70.9岁左右(70.6⁷1.2),其中男性为69.1岁左右(68.871.2),其中男性为69.1岁左右(68.8⁶9.4),女性为72.7岁左右(72.469.4),女性为72.7岁左右(72.4⁷3.1)。建议将健康预期寿命的发展纳入中国2030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指标,建立中国健康预期寿命的监测指标体系。     

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国民储蓄率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增加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减少,在某些时期上升而在另一些时期下降。文章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将预期寿命分解为"不健康"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从人口寿命结构视角观察人口在不同健康状态下的储蓄率差异。研究发现:(1)"不健康"预期寿命的长度对国民储蓄率有负面影响。即随着"不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国民储蓄率趋于降低。(2)健康预期寿命的长短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其延长涉及的人群特征与国民储蓄率息息相关。具体而言,中青年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将促进储蓄率增长,而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则会弱化储蓄动机。这意味着健康状况的持续改善将推动新兴经济体的储蓄率形成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走势。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可以推断目前中国国民储蓄率已进入寿命延长所诱发的下行通道。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预期寿命研究

用隶属等级 (GradeofMembership ,GOM)模型将反映 1998年被访高龄老人不同健康维度的 5 0个变量进行综合得到健康、比较健康、功能受限、体弱多病、极度虚弱五个纯类。用这五个纯类将高龄老人预期寿命进行了分析     

平均预期寿命、健康工作寿命与延迟退休年龄

我国劳动者能健康工作多久?退休年龄究竟延迟到哪一岁最为合理?这关系着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因而是非常重大的政策性问题。本研究采用生命表技术编制了我国2005和2010年分性别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工作寿命及健康工作寿命表,然后从劳动力健康工作的视角提出我国延迟退休的合理目标年龄。研究发现,2005和2010年,我国男女健康工作寿命都分别接近62岁和58岁。该发现的重要政策启示在于:我国当前可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女性比男性延迟退休的空间大,男女65岁同龄退休的时机还未成熟,建议我国延迟退休的目标年龄应以男性62岁,女性58岁为上限;从生命周期角度对我国退休年龄进行国际比较,若按男性62岁,女性58岁为退休年龄上限执行,那么我国劳动力的退休生涯与工作寿命之比将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政策的操作层面来看,我国延迟退休应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并采取弹性退休制度逐步推迟退休年龄。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差异的分解研究

健康预期寿命是反映人群健康长寿的重要指标,健康预期寿命差异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利用多状态生命表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在过去十余年间的趋势与变动,并通过夏普利值分解法测算了人口社会学等11类因素对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差异的具体贡献值。得到以下四项重要研究结论:第一,从2005年到2018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差异的程度略有增加,女性、农村群体相比对应群体差距始终较高;泰尔指数分解发现,组内不平等(而非组间不平等)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呈现出高龄老人缩小而低龄老人扩大的趋势。第二,婚姻状况是健康预期寿命变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反之,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逐年上升;进一步将11类影响因素归类后发现:"个体特征"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素"和"行为因素"的重要性次之,"环境因素"的影响最小。第三,上述影响因素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城乡、分性别后依然呈现出相同的特征。最后,各因素在不同城乡、性别、婚姻状态的群体中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中国人口的流动预期寿命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率的不断增长,人口流动的长期化趋势日益明显。对于流动的长期化或处于流动状态的时间长度,一般使用流动人口在目的地的平均居住时间长度来衡量。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和指标,即流动预期寿命。它是指在给定的分年龄人口流动率的条件下,人们预期在流动状态下度过的年数。它是通过编制生命表进行计算的。平均居住时间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而平均流动预期寿命排除了年龄结构的影响。通过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我国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寿命在过去10年增长了一倍,由2000年的5.4年上升到2010年的10.8年,2010年男性的平均流动预期寿命略高于女性。人口流动的常态化和长期化成为日益显著的趋势。     

婚姻状况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2-2018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婚姻状态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基础回归结果显示:有配偶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要长,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比重也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细分老年人的婚姻状态、进一步考虑老年人上一期的健康水平及婚姻状态后,丧偶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最短;与家人一同居住、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没有医疗保险、患有慢性病、患重病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处于劣势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态对女性、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农村女性老年人以及城镇男性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最短。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老年人个体的健康行为(吸烟、饮酒)、社会参与和及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是婚姻影响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渠道变量。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婚姻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及占比的影响受其乐观态度的正向调节,受其孤独、焦虑以及自主性的负向调节。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婚姻状况差异的多状态分析

基于2008～2018年4期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以“有配偶”和“无配偶”作为两种基本婚姻状况,利用插值马尔科夫链方法,测算65～99岁老年人口不同健康状态间的转移概率、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比重,并预测其2016～2030年的失能率。结果显示,无配偶老年人口失能-健康转移概率、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均低于有配偶者,但健康预期寿命占余寿比重较高;女性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较长,但健康预期寿命占余寿比重较低,队列失能率较高;2016～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失能率呈上升态势,在2026年前后将达到稳定状态;无配偶、高龄和女性老年人口是未来失能的高危人群。可见,婚姻状况会对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产生重要影响,有配偶对老年人口健康维持具有保护作用。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延长还是缩短？——基于Sullivan方法的实证研究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不断增长,中国人口的总体健康水平。特别是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是在增长还是在缩短？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在总预期寿命中的比例是在增大还是在缩小？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合理地制定老龄政策至关重要。本文尝试应用国际上最为流行的Sullivan方法回答上述问题。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的实证研究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十二五时期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的目标。本文在生命表数据基础上,通过计算平均预期寿命贡献率并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后得出:我国目前平均预期寿命虽然已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其绝对增速正逐渐放慢。而降低60～90岁年龄段老年人口死亡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缩小家庭规模、迁移有条件的离退休老人到低海拔地区养老是实现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目标的有效路径。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分析与预测

本文通过对我国人口年龄和性别构成现状的分析,运用蒋庆琅法利用2003年我国人口抽样和死亡率资料编制当年的简略寿命表,估算我国现阶段人口的预期寿命。接着,对我国自解放至今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最终利用我国自第四次人口普查至第五次人口普查阶段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率等相关资料,对我国人口2001-2020年的预期寿命作出预测,得出今后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将继续增长,但增长率依年度的推移而递减。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疾病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生命表的研究方法对2016年吉林省死因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推算吉林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分析主要疾病对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6年吉林省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8.12岁,其中男性为75.83岁,女性为80.61岁。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吉林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相比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1.94岁,其中男性提高了1.71岁,女性提高了2.17岁。分析疾病因素对人口死亡的影响,主要疾病致死率非常高,其中前10位死亡原因引起的死亡比例占98.94%,前4位死亡原因引起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9%,影响较大的疾病包括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等。进一步分析主要疾病对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发现,循环系统疾病是对人均预期寿命影响最大的疾病,因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要想降低疾病的发生率及致死率,进而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针对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建立危险因素的识别与干预体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建设公共安全环境。     

我国年龄组平均预期寿命变动的实证研究

平均预期寿命是国内外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只公布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而要进一步研究,则需要分年龄组资料。利用1995年、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编制分性别、分城乡的完全生命表,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得出:我国各年龄组平均预期寿命,女性>男性,城镇>乡村;暂时平均预期寿命的相对增长速度,1995~2005年快于1981~1995年,女性快于男性;老年组死亡率的降低对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的贡献率最大。     

中国各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及地理分布分析

平均预期寿命是世界公认的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本文以生命表为基础,主要依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各省市区的预期寿命并进行相关分析,计算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8.17岁,男75.86岁,女80.68岁,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预期寿命与婴儿死亡率呈负相关r＝-0.789,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正相关r＝0.604。预期寿命女性比男性长4～7岁,符合一般规律。影响男性寿命低于女性的原因很多,本文重点讨论了遗传因素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对预期寿命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     

主观预期寿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主观预期寿命不同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指个人预期自己可能会活到的年龄,是对个体所感知的剩余寿命的量化。国内关于预期寿命的研究多集中于平均预期寿命,而对主观预期寿命关注较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主观预期寿命在微观层面对个体决策和行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全面梳理了有关主观预期寿命研究的三个重要内容：第一,阐释主观预期寿命的概念、特征和测量方法,总结出了主观预期寿命的重要特征——差异性、不稳定性和可干预性,概述了现有研究在数据类型和来源上的特征,并说明其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未来相关研究的设计能够科学合理、减少偏差有重要参考意义;第二,归纳出主观预期寿命的五大影响因素,包括个人/遗传因素、健康行为因素、经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第三,讨论了主观预期寿命的三大研究领域,包括健康与医疗卫生领域、退休与养老领域和经济与消费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在指出现有研究不足之处的同时,提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的六个方向,为扩展国内对主观预期寿命的探索及其在人口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我国老年人口失能判别及其对健康预期寿命影响分析

老年人口失能水平对健康预期寿命的测算具有重要影响,而不同数据来源的老年人口失能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以经过模型生命表调整的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所计算的生命表为基础,以2010年人口普查、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15年CHARLS数据和2014年CLHLS数据为资料来源,探讨老年人口分年龄失能状况及其对健康预期寿命测算结果的影响。老年人失能率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健康预期寿命及其性别年龄模式。无论是失能的主观评价指标还是客观评价指标,不同数据来源的高龄老人失能率差别较大;CHARLS数据中高龄老人失能率偏倚原因可能产生于调查过程中的系统误差,而非样本规模较小;CLHLS和CHARLS中的问卷访题设计也是影响失能程度判别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理论和应用层面上探讨我国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老人失能水平的差异及其原因,逐步形成共识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00～2010年中国人口的工作预期寿命

随着我国的经济转型和教育扩张,我国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意味着工作年限或工作预期寿命的缩短。为了分析我国人口劳动参与率和工作预期寿命的变化,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编制2000年和2010年我国人口的工作生命表。计算结果表明,2000年和2010年我国人口0岁的平均工作预期寿命分别为39.5年和38.1年;15岁的工作预期寿命分别为40.8年和38.9年。分性别计算的工作生命表显示,男性的工作预期寿命都高于40岁,而女性的工作预期寿命都低于40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工作寿命比女性高6年多。死亡率下降对于工作预期寿命的下降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抵消作用。     

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以上海市户籍老年人为例

上海市户籍老年人的余寿在1998～2013年间不断延长,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则由1998～2008年的增长转变为2008～2013年的下降。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在1998～2003年遵循"功能残障扩张模式",2003～2008年则遵循"功能残障压缩模式",2008～2013年又遵循"功能残障扩张模式"。1998～2008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上升主要是死亡率的下降造成的,其中1998～2003年生活自理率的下降作用被死亡率的下降作用抵消,2003～2008年则是死亡率下降和生活自理率上升共同促进其增长。2008～2013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下降主要是由生活自理率的下降导致的,其抵消了死亡率下降带来的增长。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及医疗保障体制的实施等均影响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动。上海2008年以来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的飞速增长可能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转变的体现。     

预期寿命增长、年龄结构改变与我国国民储蓄率

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逐步增长是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两个典型特征,而年龄阶段不同,个人的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也不同。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在选定相关分析指标的基础上,文章使用我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和年龄结构改变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结论表明,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提高了我国国民储蓄率;不考虑时间效应时,幼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增加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时,幼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增加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对此,文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通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我们发现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