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政府建设:内在逻辑与创新路径

数字政府的兴起是政府部门对经济演进到数字形态的自我适应,也是我国深化改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面对数字经济条件下市场体系的特征变化及面临挑战,本文提出,数字政府赋能的核心在于增进市场机能,进而更好发挥出市场作用;赋能的关键在于要素释放与主体培育、市场秩序有效维护以及公共政策的动态调整与创新。结合发达地区的实践,本文提炼出数字政府赋能的五大创新路径,包含基于数据开放的要素释放、基于快速响应的协调促发、基于信用画像的主体培育、基于在线共管的市场规制以及基于场景关联的政策创新;并就如何进一步强化数字政府赋能,提出要以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增强区域间联动协同,以服务场景的创新竞赛提升数字政府的应用效能,以技术保障和制度性规范强化数字政府的可信度,以及以领导干部数字能力培养提升数字政府的自主性。     

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市场化进程下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相比,政府控制公司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性负担,其掏空和侵占行为较为严重,因而具有较低的企业价值。对于政府控制公司而言,政府行政级别越低,对其所控制公司的干预和侵占行为越严重,从而企业价值就越低。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小,低行政级别政府控制对国有公司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也相对较小。其政策含义是应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并从根本上完善制度环境,提高市场化进程水平。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形态,推动了全球要素资源重组、经济结构重塑,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本文系统阐述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提升了乡村产业数字生产力、增强了数字流通力、改善了数字分配力和加速数字消费力形成。实践中,要不断强化政策引导,破除制约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找准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结合点,通过政府、企业、农户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积极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作用有效发挥的途径,持续推动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和美乡村的建设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企业并购与政府干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

９０ 年代以来的全球企业并购浪潮引起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 也为中国企业组织创新提供了某种示范。本文以先行工业化国家美国并购历史与现实经历为依据,运用实证研究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企业并购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企业并购浪潮兴起的原因及趋势,企业并购浪潮一般发生在经济持续繁荣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并购本身也在经历着由“野蛮”向“文明”的进化;二是企业追求并购的微观经济动因,由于多数关于企业并购动因实证研究的结论自相矛盾,因此规范的经济学推论仍不失其合理性;三是政府节制企业并购的政策及其效应,政府干预企业并购起了规范并购、减少并购之社会成本的作用,因此是不可或缺的     

数字经济赋能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机理与对策

当前,中国消费市场面临“消费排斥”、供需“双向挤压”以及数据安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数字经济发展势头正盛,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中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能够为消费市场开拓更多价值空间和发展机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为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表现为：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更稳健地推动消费品行业创新发展,中观层面上数字经济为深层发掘消费市场潜力提供条件,宏观层面上数字经济更全面地塑造消费新环境。展望现代化新征程,应当基于数字经济赋能消费市场的作用机制,从补齐城乡消费市场发展不平衡短板、发挥政府顶层设计优势、筑牢数据安全屏障等方面解决消费市场面临的挑战,促进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典型相关分析——基于中国各省级区域面板数据

发展数字经济是现阶段中国的国家战略,数字政府的建设亦是政府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通过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网上政府服务能力指数,分析了全国及以北京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地方实践情况,进而通过典型相关分析,研究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在各子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出一定的关联关系,二者体现出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特征：数字政府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数字经济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新需求。在新发展格局中,建议从顶层设计、转变理念、抓牢契机、深化研究、创新驱动、盘活资源六大方面入手,加强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统筹规划,推动二者融合发展,提升二者协同水平。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政策——以甘肃省为例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由“量增”向“质升”转变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寻求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突破口。“十三五”时期,甘肃省深入落实国家部署,努力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转型,加速构筑政府数字化治理体系,数字经济规模和效益均稳步提升。以数字经济推动质量变革、效率提升和动力变革是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寻求发展新路径关键阶段的甘肃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数字政府建设的系统性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字政府建设有了更多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则显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行性和规制必要性。数字政府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实现“身临其境”式的沟通升级,转变政府在为人民服务中的角色;能够以量变成就质变,实现效率、成本、精度、规模四方面的革新;并可通过数据的大规模使用和智能化处理,推动数字政府认知迭代。在基础层面,政府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转变：一是建成人文政府,以人民为中心构筑数字政府的基础;二是告别传统政府,以效率优化推动数字政府的升级和广泛接受;三是落脚新型政府,聚焦自动决策和智慧决策。为此,应当实现权利确认和权利保障,抓好效率优化和责任分配,兼顾助力发展和维护安全。     

贫困治理过程中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逻辑——基于政府质量视角的分析

国家主导的贫困治理实践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作为减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基层政府的质量对于贫困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并实现减贫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依托社会质量理论,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四期（2015年、2017年、2019年和2021年）数据探索农村社会质量的变化轨迹,并从政府质量视角对这一变化的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整体质量显著提高,社会经济保障水平、社会融合水平、社会凝聚水平和社会赋能水平均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基层政府的整体质量显著提升,具体表现为政府能力、政府廉洁、政府公正和政府可信四个指标的积极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基层政府质量提升对农村社会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表明政府质量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这为国家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及扎实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参考。     

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所做的前瞻性战略布局。数字经济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数字化和信息化为核心布展的数字经济为解决由于地理空间上的间隔和区域位置上的偏远而造成的地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条件和技术性支撑,数字经济的全新时空构境将有效助力实现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第二,数字化的即时经济链接将有效匹配供给与需求,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将重组资源要素、重塑经济结构、激发增长潜力;第三,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度融合将重新定义人们的工作身份边界,拓展获取收入报酬的渠道。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效应——基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重视角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数字经济及其子系统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对全国及四大区域各系统耦合水平发展态势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前者普遍低于后者的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低于产业数字化水平;第二,二系统、三系统耦合度逐年递增,但绝对水平较低,且前者高于后者;两类耦合度在区域间和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第三,在耦合水平方面,“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最高,“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次之,“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最低。由此,在全面认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匹配现状的基础上,为促进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更加融合适应提出了建议。     

政府与自由企业制度

建立自由企业制度是加入世贸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义。从政府层面看．建立自由企业制度就意味着要按国际惯例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新发展格局下市场服务与政府服务的创新发展

新发展格局对市场服务和政府服务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历史要求“。足、融、拓”是市场服务创新发展的方向,“通、平、引”是政府服务创新发展的方向。市场服务的创新发展需要政府服务提供环境支持,政府服务的创新发展需要市场服务提供物质支持。新发展格局下市场服务的创新发展和政府服务的创新发展应追求辩证统一。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统筹市场服务与政府服务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新平台,统筹市场服务和政府服务创新发展要注重发挥政府服务对市场服务的引导作用。     

数字经济、空间溢出与区域发展差距：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2003—2020年我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溢出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区域发展差距,空间溢出在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发展差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我国应该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政府补助与产能过剩企业费用粘性:强化还是弱化?

产能过剩制约经济稳步增长,化解过剩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政府补助发挥了政策引导的作用.以2012-2017年产能过剩企业为对象,实证检验政府补助与产能过剩企业费用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企业存在费用粘性,政府补助整体上强化了费用粘性.具体来看,政府补助强化了地方国有性质、民营性质及内部控制弱的产能过剩企业费用粘性,而在中央国有性质与内部控制强的产能过剩企业中表现不明显,结论将为精准实施政府补助政策提供参考.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我国政府以国家干预、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农业农村政策,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现有农业政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限度日益显现。有鉴于此,急需构建一个政府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在其中,政府需要界分与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而且,政府在构建市场/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匡正和补充市场/社会失灵、培育市场/社会主体等职能中需要进行逻辑先后排序。应用这一新分析框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就需要基于农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注重对农业生产市场主体的培育;需要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基于城乡一体化要求重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落实。     

专业化与多元化比较:我国大型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专业化与多元化两种战略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优劣之分。根据企业的实际,知己知彼、行动理智,在专业化与多元化两者之间选择好平衡点,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根本。回归核心业务是我国大企业摆脱困境的最有效战略。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弱化的现状与成因分析——以教育事业发展中的若干热点问题为例

本世纪初以来,教育事业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存在问题也空前突出与尖锐,每一次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都少不了教育的话题,而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教育的公平.从成因上看,政府与教育事业机构的"共谋"与"共赢",造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部分职能的异化,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则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信息公开透明与制度安排互为因果,借助于电子政务的发展,地方政府作为管理主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事业(社会)的公平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