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之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包括对国家安全的要素、国家安全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国家安全工作机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为了防范和治理各类重大风险,巩固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相比其他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外延空前广泛,其涉及领域日益拓展,更加重视执政党内部的政治安全,更加强调国家安全工作的协调性和系统性。在实践中,党中央通过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建立统一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互联网管理、推进军队改革等方式加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工作。     

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高校专业课教学的实践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了中国国家安全领域的崭新篇章。如何能确保青年学生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是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近年来,辽宁省高校在持续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方面的成绩较为突出,但仍存在教学体系尚需完善、教学内容有待更新、教学形式创意不足、教学内容与专业课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扎实推进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辽宁省高校可以借鉴目前已经取得成功的其他高校经验,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高校教育教学体系、完善教学内容建设、推动教学形式创新等,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专业课教学紧密结合,为我国国家安全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总体安全观视角下的中国援外战略分析

对外援助是一种柔性的外交政策工具,它能够为国家发展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支撑和道义支持,同时避免因使用政治、军事手段带来的冲突,在很多国家被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支柱。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不仅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充分考虑由于崛起带来的安全压力和道义需求。在强化总体安全观的新形势下,中国需要调整传统的援助战略,完善对外援助的国内制度体系,适度参与对外援助的国际协调体系,实现援助理念的与时俱进,为国家外交政策留下更灵活的行动空间。     

新时代青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困境与反思

新时代背景下,青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年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内外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国家总体安全教育制度和方式相对滞后,青年自身国家安全意识淡漠等,对青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有鉴于此,应当以理论教育、情感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构建新时代青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体系,关注青年舆情、完善制度设计,改进教育方法、丰富教育路径,从而切实提升青年的总体国家安全意识与行为能力。     

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

国家文化安全关乎举旗定向、凝心铸魂,历来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防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安全建设经历了从确立文化主流、捍卫文化主权,到确保文化方向、提升文化实力,再到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文化使命的发展过程,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各有侧重,但是认识愈发深刻、态度愈发坚定。新时代新征程,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亟须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引领下,以坚持文化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守护文化血脉为核心要义、以促进文化发展为坚实基础、以进行文化斗争为必然要求,进而战胜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险挑战,筑牢思想文化安全的“钢铁长城”。     

新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文化安全是最深层次的国家安全,是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面对国家间不断加剧的文化竞争态势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需求,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准确把握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总体布局中的定位,以及其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化强国、增进文明交流互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立健全文化安全法治保障体系、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等方面夯实文化安全和发展的基石,切实维护我国国家安全,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面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提到“民族复兴的根基”这一新高度,并开辟专章阐述,彰显了国家安全在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深刻认识,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安全道路迈上了新的阶段。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这是由现代化国家的治理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前提和中国应对安全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意蕴不是静态认知范畴,而是一个基于中国具体实践的认识论和理论建构问题,需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内涵上随着战略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拓展和创新,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方法论的关键是“总体”逻辑。     

新时代重构古代中国的风险治理话语

随着中国进入风险治理的新时代,人们开始了对风险概念的中国历史—文化溯源。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史考察,毋宁说是新时代对中国面向未来的风险问题及其解决的史学回应。通过现实与历史、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比较,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在国家层面,以“敬天保民”的话语早于西方实现了风险概念从宗教到社会的民本转型;在风险可能性与负面后果结合上,区分了低小风险与重大风险;在程序上,强调要积极地把外部风险纳入国家事务处置,初步确立了防救戒的风险治理链制度;沿着垂直治理路线,主要强化君主及其官员的责任担当。这绝不是说古代中国对风险治理的认识是完美的,而是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古代中国风险治理话语的创造性转换,坚定以传统文化涵养总体国家安全意识的文化自信,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自觉。     

技术创新过程中商业秘密权的保护战略与策略

技术创新过程是商业秘密的重要源头,商业秘密权的保护也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不仅应对取得、利用、管理和保护商业秘密权的时间、方式和地域等问题做出保护性战略选择,而且还应在机构、人员、制度和手段等方面选择或采取一系列保护策略。     

美国对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权利保护与泛国家安全

美国将保护商业秘密置于关系国家经济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构建了多层次的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体系,规定了经济间谍罪和盗窃商业秘密罪两个罪名.《美国联邦法典》界定的商业秘密范围宽泛、形式宽松,对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范围宽于民法保护,重点不是\"保护权利\"而是\"打击犯罪\".两罪处罚的危害行为范围宽泛,法庭在行为对象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以及经济间谍罪的犯罪目的的认定上持宽松立场,为其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大开方便之门,体现的不是法治精神而是泛国家安全观念,成为以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为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进行战略遏制的工具.为了对我国商业秘密、国家安全与利益提供与之同等的刑法保护,我国刑法有必要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情节要件进行合理解释,明确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的定罪条件,扩展其处罚的行为范围.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构成

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等三个层面。感性现代性是被解放的享乐欲望 ,理性现代性是理性精神 ,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包括艺术、哲学以及宗教等 ,是对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的批判。中国现代性的历史 ,存在着感性现代性没有充分发育、理性现代性缺乏科学精神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以及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即哲学、审美以及宗教的缺失等根本性的缺陷。这些问题 ,在当前的改革开放中必须解决     

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动因、挑战与应对

受"中国威胁论"及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及印度洋沿岸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惧与防范心态正在不断弥漫,中国经略印度洋将面临巨大挑战。为了充分利用中国在印度洋的优势与机会,应对中国在印度洋面临的劣势和威胁,应以"构建共同价值观、寻找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为原则,努力塑造和主动经营一个"和谐、合作、共赢"的印度洋,以化解中美印未来在印度洋可能出现的冲突与中国面临的"安全困境"。     

西德的国家衍生争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下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德的国家衍生争论,是当时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影响下的重要理论产物。这一争论主要聚焦于福利国家政策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变化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问题,批评以哈贝马斯和奥菲等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国家观点。阿尔特法特和霍夫曼是国家衍生争论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这篇文章是他们从亲历者的视角撰写的对国家衍生争论的回顾和总结。德国的国家衍生争论是当时除英法国家理论研究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史资源,它围绕国家形式与资本逻辑所提出的丰富理论观点,在今天仍极具启发意义。     

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对策

多半由于“绝对安全”向往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支配下的美国主流舆论和公众情绪 ,威胁到全球性战略稳定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 (NMD)计划大概难免实施 ,而眼下的技术障碍、欧洲盟国的不满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不足以经久阻滞之。因此 ,中国将面临一个对自己的安全、经济和心理健康乃至长远国运事关重大的问题 :对NMD采取怎样的基本对策 ?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战略———大大增加中国远程核导弹的数量和加速确立自己牢固的核报复能力———虽然看来必要和可行 ,但势将促成或加剧中美两国间在核武器和总的政治领域的“安全两难”形势 ,带来中美紧张、对立甚或冲突的中长期危险动因 ,从而大不利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另一种可以、也应选择的基本对策 ,是在破除核武器神话、明了核大国彼此间使用核武器 (特别是战略核武器 )已极难想象的前提下 ,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大致只保有对于外国“核小国”或潜在核国家的有保障的潜在核威慑 /核报复能力 ,任凭美国去搞NMD。中国应当由此不让自己在中美政治—军事关系领域陷入安全两难恶性循环 ,不许关于对付最坏情况的考虑成为国家大战略思维和政策制订的核心或主要出发点。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及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角色的重大转变,即从过去国际社会乃至国际秩序的旁观者或参与者变为积极的施动者和塑造者。然而客观上,"一带一路"无疑是一个宏大的发展倡议,涉及国家之多,人口之众,在中国外交历史上史无前例。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社会多元,对"一带一路"无疑有着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何处理好与这么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显然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成败。     

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范式转变与实践进路——基于国内实践与国外经验的考察

面对日益严峻的商业秘密保护态势,尽快完善我国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势在必行。目前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主要有民事保护、刑事保护、行政保护三大类,但就当前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实践而言,仍存在保护力度不足、对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的规制不够有效、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等问题。为此,应在检视我国现有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基础上,镜鉴国外商业秘密立法实践经验,在现有的实质主义范式与形式主义范式之下探索作为“第三种进路”的反省法范式,遵循实质保护与形式保护相结合的理念对现行保护模式进行合理衔接,并完善商业秘密相关案例指导制度,构建商业秘密疑难案件研讨机制,充分发挥商业秘密行政保护之前置作用,进一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     

新安全观与中国国家安全

当前世界格局处于尚未完全定型的过渡时期,也是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存与相互交叉的时期.各国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战略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大大增加了国际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于是认真分析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国家安全问题的实质和特征,就如何应对新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进行深入研究,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新课题.文章拟从新安全观及其与我国国家安全的关系这一角度,就如何维护并增进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探讨.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发展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是外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性措施之一,即东道国授权相关机构以投资是否危害国家安全为标准做出是否批准交易的制度。由于国家安全没有详尽而明确的定义,为维护本国利益,各国或频繁修订已制订的安全审查制度,或修改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导致国家间外资国家安全的审查存在巨大结构差异。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缺乏宪法条款支持和专门立法。因此,我国应早日增加国家安全的宪法条款,出台《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法》,最大限度保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