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安全观视角下的中国援外战略分析

对外援助是一种柔性的外交政策工具,它能够为国家发展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支撑和道义支持,同时避免因使用政治、军事手段带来的冲突,在很多国家被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支柱。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不仅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充分考虑由于崛起带来的安全压力和道义需求。在强化总体安全观的新形势下,中国需要调整传统的援助战略,完善对外援助的国内制度体系,适度参与对外援助的国际协调体系,实现援助理念的与时俱进,为国家外交政策留下更灵活的行动空间。     

新时代青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困境与反思

新时代背景下,青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年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内外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国家总体安全教育制度和方式相对滞后,青年自身国家安全意识淡漠等,对青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有鉴于此,应当以理论教育、情感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构建新时代青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体系,关注青年舆情、完善制度设计,改进教育方法、丰富教育路径,从而切实提升青年的总体国家安全意识与行为能力。     

新时代重构古代中国的风险治理话语

随着中国进入风险治理的新时代,人们开始了对风险概念的中国历史—文化溯源。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史考察,毋宁说是新时代对中国面向未来的风险问题及其解决的史学回应。通过现实与历史、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比较,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在国家层面,以“敬天保民”的话语早于西方实现了风险概念从宗教到社会的民本转型;在风险可能性与负面后果结合上,区分了低小风险与重大风险;在程序上,强调要积极地把外部风险纳入国家事务处置,初步确立了防救戒的风险治理链制度;沿着垂直治理路线,主要强化君主及其官员的责任担当。这绝不是说古代中国对风险治理的认识是完美的,而是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古代中国风险治理话语的创造性转换,坚定以传统文化涵养总体国家安全意识的文化自信,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自觉。     

技术创新过程中商业秘密权的保护战略与策略

技术创新过程是商业秘密的重要源头,商业秘密权的保护也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不仅应对取得、利用、管理和保护商业秘密权的时间、方式和地域等问题做出保护性战略选择,而且还应在机构、人员、制度和手段等方面选择或采取一系列保护策略。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构成

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等三个层面。感性现代性是被解放的享乐欲望 ,理性现代性是理性精神 ,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包括艺术、哲学以及宗教等 ,是对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的批判。中国现代性的历史 ,存在着感性现代性没有充分发育、理性现代性缺乏科学精神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以及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即哲学、审美以及宗教的缺失等根本性的缺陷。这些问题 ,在当前的改革开放中必须解决     

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动因、挑战与应对

受"中国威胁论"及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及印度洋沿岸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惧与防范心态正在不断弥漫,中国经略印度洋将面临巨大挑战。为了充分利用中国在印度洋的优势与机会,应对中国在印度洋面临的劣势和威胁,应以"构建共同价值观、寻找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为原则,努力塑造和主动经营一个"和谐、合作、共赢"的印度洋,以化解中美印未来在印度洋可能出现的冲突与中国面临的"安全困境"。     

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对策

多半由于“绝对安全”向往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支配下的美国主流舆论和公众情绪 ,威胁到全球性战略稳定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 (NMD)计划大概难免实施 ,而眼下的技术障碍、欧洲盟国的不满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不足以经久阻滞之。因此 ,中国将面临一个对自己的安全、经济和心理健康乃至长远国运事关重大的问题 :对NMD采取怎样的基本对策 ?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战略———大大增加中国远程核导弹的数量和加速确立自己牢固的核报复能力———虽然看来必要和可行 ,但势将促成或加剧中美两国间在核武器和总的政治领域的“安全两难”形势 ,带来中美紧张、对立甚或冲突的中长期危险动因 ,从而大不利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另一种可以、也应选择的基本对策 ,是在破除核武器神话、明了核大国彼此间使用核武器 (特别是战略核武器 )已极难想象的前提下 ,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大致只保有对于外国“核小国”或潜在核国家的有保障的潜在核威慑 /核报复能力 ,任凭美国去搞NMD。中国应当由此不让自己在中美政治—军事关系领域陷入安全两难恶性循环 ,不许关于对付最坏情况的考虑成为国家大战略思维和政策制订的核心或主要出发点。     

新安全观与中国国家安全

当前世界格局处于尚未完全定型的过渡时期,也是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存与相互交叉的时期.各国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战略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大大增加了国际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于是认真分析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国家安全问题的实质和特征,就如何应对新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进行深入研究,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新课题.文章拟从新安全观及其与我国国家安全的关系这一角度,就如何维护并增进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探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及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角色的重大转变,即从过去国际社会乃至国际秩序的旁观者或参与者变为积极的施动者和塑造者。然而客观上,"一带一路"无疑是一个宏大的发展倡议,涉及国家之多,人口之众,在中国外交历史上史无前例。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社会多元,对"一带一路"无疑有着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何处理好与这么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显然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成败。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发展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是外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性措施之一,即东道国授权相关机构以投资是否危害国家安全为标准做出是否批准交易的制度。由于国家安全没有详尽而明确的定义,为维护本国利益,各国或频繁修订已制订的安全审查制度,或修改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导致国家间外资国家安全的审查存在巨大结构差异。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缺乏宪法条款支持和专门立法。因此,我国应早日增加国家安全的宪法条款,出台《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法》,最大限度保护国家利益。     

疫情挑战下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属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有固定指标不同,政治现代化没有固定标准和模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在实践的应战中不断前进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面对2020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暴露了出来,然而这些新问题也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疫情引发了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要能够实践应战问题的思考,而要想实践应战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文化去构建,处理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不协调的问题,明确政治"现代"化之维为何。     

国家治理结构转型视域下的大部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改革先后经历了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两个阶段,前者罔顾国情,以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为典范,后者回避矛盾,追求纯行政范畴的改革,其共同特点都是脱离了政治-行政统一体这一制度情境。目前中国政府改革目前再次走到了需要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的时间节点上,但不是简单回归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改革,而是要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并基于政治-行政统一体这一制度情境去探索国家治理结构的重新建构。     

塔利班试图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内涵与挑战

塔利班的再度崛起引发世人关注。相较于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执政,塔利班再次追求的伊斯兰国家有几个内涵：其一,坚持伊斯兰教法统治是基础;其二,坚持酋长国而非共和国是国体;其三,发挥宗教学者和专家委员会作用是新的支柱;其四,完成“伊斯兰宪法”制定的尝试;其五,在妇女、少数族群权利保护和言论自由领域的让步则体现其伊斯兰国家的顺势变化。不过塔利班建立伊斯兰国家仍需要面对四大挑战：能否完成对阿富汗各政治力量的统合;能否找到阿富汗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的治理方式;能否避免美国的二次干预并借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法理承认;能否克服自身在民族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帝国之间选择困惑的两重性矛盾。本文认为,需要关注塔利班再次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世界意义。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甘肃法治政府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甘肃法治政府建设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和短板,要树立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从突出基层依法行政发力、健全依法行政责任制度、强化行政权力监督实效、持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等方面,将甘肃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切实发挥法治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先导、示范和支撑作用。     

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法团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授权、控制和垄断性等概念为分析工具,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上海市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一议题,做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从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由个案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创新概念：“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和“层级性国家法团主义” 。采用同样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是: 它们正经历着一个由“直柱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向“漏斗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多少显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模糊的分界。     

美国国家历史公园建设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美国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的代表,国家历史公园致力于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利用.依托承载美国历史发展中重大事件、 关键人物和重要地点之文化遗产,美国自1933年以来已建成50个国家历史公园,并且有4个正在建设之中.国家公园管理局依据文化遗产和国家公园两个领域的法律法规对之进行管理,并通过伙伴关系、 特许经营、 捐赠、 志愿者等途径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经过80余年的实践,美国国家历史公园的保护功能得到巩固,研究、 展示、 教育、 休闲等功能也不断强化,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协同.借鉴美国国家历史公园建设的经验,中国应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纳入到正在创建的国家公园体系,在建设与管理中强化公园立法、 完善功能体系、 建立公众参与制度、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     

文明比较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霸权是与经济霸权、政治霸权相当的一种霸权方式,在理论、文化外交、舆情实践等层面排斥和挤压他国文化,威胁他国文化安全。在文明比较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文化安全观的价值旨归,内含“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观,促进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大学、中学、小学等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党员、社团组织的学习教育中,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阐释与传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中激活文化基因、凝聚共识,开展文明平等对话,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以文化共同发展促进文化共同安全,是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