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此次战争殃及中、朝、日三国。在战乱中众多的朝鲜人被俘至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使朝鲜的朱子学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它对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

有韩国学者认为壬辰战争时期粮饷缺乏责任在于明朝方面,粮饷缺乏又为明朝议和提供了借口,而粮饷优先供应明朝军队又造成朝鲜军队解体。但事实上通过对壬辰战争初期(明朝万历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一年四月)的粮草供应和运输环节的专门考察来看,当时粮草的缺乏主要在于朝鲜未能解决粮草的征集和运输困难,在于朝鲜政治腐败和政治效率低下;而粮草供应严重不足又直接制约了明朝援军军事行动的展开,致使明朝与日本议和。至于朝鲜军队的解体,在明朝援军进入朝鲜之前就已出现。它表明正是朝鲜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使其失去了应对重大战争灾难的能力。     

揭倭皇裕仁真相识法西斯之本质——读《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并纪念“九一八事变”

在英语中,以Japan表示的那个亚洲东部的岛国,近代以来用汉字“日本”自称,而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则称其为“倭”或“和”(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第30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真相》,凡引此书只注页码),是指在这个岛国中用武力立国的一族之族名。“倭”或“和”字并不是贬意,而是对其族其国的准确称谓。至于用汉字“日本”自诩的国名,则显示着妄自尊大。使用英语的人不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汉字的创造者和正宗使用者,也不必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汉字“倭”或“和”,来翻译不当使用的“日本”,就像英…     

为李如松军杀朝鲜人以冒军功辨

公元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三京尽陷,八道几没.朝鲜派往明朝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明政府以为朝鲜“为我之藩篱”,“唇亡则齿寒”,所以于一五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派出以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为首的御倭援朝军队.明军于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八日),在平壤和倭寇激战一昼夜,敌人受重创,小西行长率残兵败将当夜逃窜.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不少倭寇.明军南方军队认为李如松率领的辽东军队,为了冒领军功而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个别朝鲜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平壤之战在御倭援朝战争中举足轻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足以影响对平壤战役的评价,笔者试图加以澄清.     

嘉靖“倭患”探实

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明中叶,倭寇侵掠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一带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因此抗倭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这个结论,长期以来为人们接受。但事实上,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从领导者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冲破明王朝反动的“海禁”政策才被迫拿起武器的;他们的斗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而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嘉靖倭患兴起的原因分析

明嘉靖朝,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猖獗一时,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上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参与和日本国内的战乱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从而形成了嘉靖朝的倭患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明嘉靖朝倭患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整理,从而对明代倭寇成因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与认识,正确地看待倭患问题,并且以史为鉴。     

清初中日关系研究

发迹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在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密切关注东部海疆日本。而后日本丰臣秀吉的两次侵朝战争和后金对朝鲜两次战争使满洲政权进一步了解日本。清国在第二次对朝战争中制定了对日“宗属”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朝鲜的“倭情报告”政策和日本的抵制下最终流产。这一结果使得清国不得不重新对日本政策进行调整,从此对日采取了消极的政治、外交政策和单向的经济贸易政策。以朝鲜为中介的清初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日政策的最终定位对清国、朝鲜、日本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定位将清、日、朝三国的东亚关系固定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下,并使之保持了近200年。     

王直：新时代的骄子——对沈登苗先生的回应

沈登苗先生因《新民晚报》报道日本友人在安徽歙县为王直修墓及两位大学老师出于民族义愤砸了王直墓碑事,发表了《从“王直墓”风波谈学术成果社会转化的重要性》一文①。文中说:“王直的千秋功罪自有评说。”我很赞同沈先生这一意见,并认为不仅应评说王直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更应评说王直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时代,只有这样才能以正视听,还历史真实面目。为此,有必要弄清三个问题:(一)王直所处的时代;(二)倭寇与明王朝的海外政策;(三)王直反对明王朝的性质。一、王直所处的时代王直生活在16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明朝嘉靖时期。16世纪是个非同…     

同治元年日本人上海所见“华洋会剿”

日本江户幕府为恢复１７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宽永年间）因锁国政策而中断的朱印船贸易，并了解正在上海一带进行的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况，经过一年的筹划准备，派遣使团赴沪。使团由御勘定根立助七郎率领，一行５１人，乘幕府官船“千岁丸”，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７日（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从长崎发航，６月２日（五月五日）抵达黄埔江，８月１日（七月六日）离开吴淞口，在上海逗留两个月，８月８日（七月十二日）返回长崎。 “千岁丸”抵沪的同治元年夏季，中国、尤其是上海，恰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与清王朝间的战争已持续十二年，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双方拉锯地段，太平军正第二次围攻上海，申城内外，战云密布；英法等西方国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由惩膺清朝改变为扶助清朝．以获取更大的殖民主义利益，清军与英法军联手对太平军作战的“中外会防”、“华洋会剿”在这一年正式展开，中心地点便在上海。而同治元年夏天访沪的日本幕府使团，目睹了“华洋会剿”的场景，使团成员留下的纪行文对此记载颇详，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

明朝援救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决策,不仅有着字小扶危、保护藩属国家的因素,也有着维护辽东边疆安全的利益动机。而晚明以及清朝的朝贡制度,已构成国家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朝贡制度虽然在经济上因为采取"厚往薄来"而成为弊政,但在国家的安全利益上却具有积极作用。     

美帝强使日本和南朝鲜签订“日韩基本条约”

六月廿二日,美帝国主义强使日本佐藤政府和南朝鲜朴正熙傀儡集团,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美国一手策划的“日韩会谈”,已经进行十四年了。最近,美国之所以急于强使日本和南朝鲜签订“日韩基本条约”,是由于随着侵越战争的失败,美国在亚洲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了,因此想通过“日韩基本条约”的签订,一方面维持和巩固它在南朝     

理学与“同治中兴”──倭仁与曾国藩比较观察

倭仁与曾国藩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从唐鉴问学，相交为师友，是倡导理学的中坚；同治时期，又同居高位，一立于朝，一主于外，成为“中兴”贤辅名臣。然而，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一为洋务运动的首领。因此，从倭仁与曾国藩比较的角度观察理学与“同治中兴”，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加害者”与“被害者”

:日本是二战的“加害者”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不仅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的灾难 ,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日本人民也饱尝战争的艰辛 ,从这个意义上说 ,日本人民最终也是“受害者” ,但两种“受害”性质不同 ,不可混为一谈。日本人民也需要和平 ,但日本国内并未反省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痛苦 ,逐步向军国主义靠拢 ,日本政府对此采取纵容态度 ,若此以往 ,日本可能重新成为“加害者” ,并产生更多的“被害者”。     

“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于年前在香港召开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 4 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海防人物与思想”、“海防史史料研究”、“海防策略与海军建设”、“民国时期的海防发展”、“海事与中国近代社会”、“地区防卫”、“海军、外交和亚太地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现择要综述如下。一、关于海防人物与思想戚俊杰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长、教授 )的《戚继光兵学与中朝御倭海战的胜利》认为 ,戚继光不仅是我国明代的抗倭民族英雄…     

1601年朝鲜汉城明军逃兵之乱

1601年1月,在朝鲜汉城发生了一场明军逃兵绑架差官、破狱劫囚的骚乱。朝鲜政府本欲剿杀乱兵,后经明朝将领叶靖国说服而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呈现了明朝与朝鲜朝政治交往中的诸多细节与复杂情形。通过考量朝鲜政府应对逃兵事件及逃兵问题的心态和对策,可以发现在“事大至诚”的模糊表象下隐藏着其矛盾、复杂且多变的实际诉求;而透视本次事件,也可看到,“壬辰战争”时期的明军逃兵成为了一种新的移民形式。     

“土地极寒，不宜水田”:日本遣渤海使眼中的渤海国风土与疾病

在古代东亚医疗观念中，特定地域的“风土”(自然地理与风俗习惯)是十分重要的致病因素。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古代日本对渤海国的风土与疾病都形成了独特的认识。通过对日本史料记载的永忠通信以及遣渤海使所配备药剂清单的梳理与分析可见，入唐学问僧永忠根据亲身见闻在其通信中提到的“土地极寒，不宜水田”是当时日本人对渤海国风土的基本认识，而因“不伏水土”所造成的呕吐下痢、瘟疫毒气及疮肿等则被认为是日本遣渤海使团在渤海国最易罹患的疾病。其中，又以霍乱与瘟疫最为突出，甚至被日本人视为渤海国的“风土病”。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渤海国与日本在“风土”上的显著差异，加剧了遣渤海使团罹患霍乱与瘟疫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