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论式与缘起说

本文不同意学术界将因明与佛学割裂开来的做法 ,通过对佛学缘起说与因明论式之间关系的具体论述 ,阐明佛学对因明的影响极为深刻、广泛 ,而因明对佛学的普及、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百年来的中国因明学研究

自中世纪以来,因明自印度传入中国汉地和西藏,又东渐朝鲜、日本、蒙古。近代以来,又弘传至欧美诸国,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术。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因明在中国分为藏汉二支。藏传因明侧重于知识论,故又称为藏传量论(“量”是指认识和知识)。汉传因明的研究则是以逻辑为中心,只是随着唐初法相宗的衰落,宋、元以后,汉传因明几成绝学,研习的重心反而东移到了日本。20世纪初,随着佛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汉传因明亦随之复苏,并与藏传因明交融发展,迎来了中国因明     

三支论式蠡测

三支论是新因明的核心。一般将三支论看作由宗、因、喻三支组成的推理形式。本文作者提出三支论是论证形式 ,而非推理。提出喻依为三支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因明立宗的前提和条件。这为纠正因明学正理 ,不失为一种见解     

倡议开展玄奘研究和修复玄奘故里

玄奘(600～664),唐高僧,通称三藏法师,是我国著名佛学家,因明家,翻译家和旅行家,世界文化名人。 他精研佛理,多有创获,造《会宗论》、《制恶见论》、《三身论》等著作,发展了唯识论,创立了唯识宗。 他把印度新因明系统传人中国,开创了中国汉传因明传统。他及其弟子们对因明的贡献,在世界因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成为中国逻辑史的重要内容。 他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地区各国历史地理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对考古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启蒙思潮与中国近代佛教——以支那内学院一系佛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立足于侯外庐先生把中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定义为＂近代启蒙思想阶段＂的观点,以＂启蒙＂作为思想文化背景,并以近代佛教重镇＂支那内学院＂一系的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的佛学思想为主要视角,对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总结分析。认为近代以来佛教思想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文明的调适,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的现象,＂启蒙＂背景下宗教的现代化进路,仍然将是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     

“因明”未必等于“佛教逻辑”

“因明”一般被解释为“佛教逻辑”.但追溯其在印度的渊源和传入中土、东瀛后的内涵,就会发现“因明”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不同思想史背景下,其所指是有所变化的.究竟该如何理解“因明”、“佛教逻辑”等词的含义,就要看是在何种意义下、何种思想背景下理解,不可一概而论.文章以因明的重要传承地日本为例,通过考察“因明”在北传过程中意义的变化,阐明玄奘所创“因明”一词在不同思想史背景中的具体所指,再现其千余年佛学研究的研究轨迹以及与汉地因明研究的不同.     

因三相管见

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与中国墨辩、古希腊亚氏逻辑并列为世界三大逻辑起源。陈那以其独创的因三相为核心,批判继承了古因明,将五支论式改造成三支论式,完善和净化了因明体系,开辟了新因明的科学阶段,对于在新因明体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三相理论,学术     

《文心雕龙》与因明学

周振甫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注释·前言》中说:“刘勰《文心雕龙》的所以立论绵密,这同他运用佛学的因明是分不开的。”王元化先生在其《文心雕龙创作论·后记》中也说:“六朝前,我国的理论著作,只有散篇,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专著。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才出现了第一部有着完整周密体系的理论著作。……这一情况,倘撇开佛家的因明学对刘勰所产生的一定影响,那就很难加以解释。”这些话极为精当。但《文心雕龙》究竟怎样受了因明学的影响,却都没有详细的论述。而且至今也没有见到其他关于对这个问题探索的文章。笔者不避浅陋,愿为周、王二家所论加一小注,以就教于专家。     

量论因明学的理性精神与批判精神

量论因明学作为印度大乘佛教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标志着大乘佛教在理论上的终结,其内在价值至今尚未被学界所完全领悟,而这一价值本身的深远意义当然也就尚未被世人所普遍认知.作为一个完整全新的理论类型,量论因明学本身内在地具有彻底的理性精神与批判的超越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与批判精神可以从陈那"不顾论宗"、法称"成量"论证以及二位圣者对圣教量之批判中得到说明.     

唯识“非量”考释

在陈那的因明学中,非量与量是对立的概念。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也是如此,但其弟子窥基在《因明大疏》中已开始将非量与现量、比量并列,其后学慧沼在《成唯识论了义灯》中认为现量、比量与非量"或应立三"。五代延寿的《宗镜录》进一步认为"非量即量""非量非无量",明确将三者并称,且对非量与心识之间的关系有详明阐析。明人《成唯识论》《八识规矩颂》的相关注疏完全接受延寿的说法。从学理角度而言,在现、比二量之外没有必要安立其它诸量,但在注重修行的中土佛学背景中,将非量立量,且与现量、比量并称有其实践意义。     

因明学的产生、发展与东渐简论

一、因明的产生与发展因明学萌芽子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 因明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古印度学术文化的繁荣和辩论之风的盛行是密切相联的。佛经中经常记述佛与诸“外道”的辩论,可见在古代印度,随着各种哲学派别如婆罗门六论(正理论、胜论、数论、瑜伽论、弥曼差论、吠檀多论)以及佛教与无神论的“顺世论”等的兴     

宪法学上的一种死刑观——以美国宪法原理和判例为中心的考察

时至今日,不论人们是否赞同死刑废止论,死刑的存废之争已具有毋庸置疑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虽然也存在这种讨论,但长期以来,这些讨论主要是在刑法学界中展开的,最终形成的主流观点是主张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其间似乎欠缺坚实的实定法学框架之内的学理论证,而仅囿于单纯的道德、政治或刑事政策上的考量与论说。有鉴于此,笔者力图从宪法学出发另辟蹊径,论述宪法上的酷刑禁止原理,并主要通过分析以现代美国的判例与学说为代表的死刑酷刑论以及这种论证的结构和策略,揭示现代宪法的死刑观,并透视其对完善我国死刑制度所可能具有的借镜意义。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以《海潮音》为中心

发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是"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余波,肇端于王季同请胡适为其《佛法与科学》一书作序。胡适对以科学论证佛学的方法和"科学即佛学"的观点提出批评,旋引发佛教徒及礼佛之士的强烈反应。双方争论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虽最终并无输赢,但双方观点主张的歧异,不仅反映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复杂面相,更可从中体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事剧变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矛盾认知。     

略论藏传量论的逻辑思想

因明是世界三大逻辑起源之一,自中世纪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形成了汉传因明和藏传量论二支。藏传量论注重于知识论但亦有丰富的逻辑思想,吕澄、王森等对此已有所论述。近年来,又有法尊法师、杨化群、罗炤等将一些藏传量论的经典译介,从而使我们逐步有所了解。本文拟对藏传量论中的逻辑思想作一初步的介绍和剖析,以期引起学界的兴趣和讨论。     

天台智的反形而上学佛学体系

天台智的“圆融三谛”说是反二元论的佛学真理论 ;“一念三千”是在修行论方面对心法二元论的挑战 ;圆顿止观是对形而上学次弟修行方法的改造。智佛学虽然给形而上学次弟修证方法留下地盘 ,但仍不失为佛教史上第一个体系化的反形而上学学说。     

僧肇《般若无知论》简析

僧肇是魏晋时期一位重要的佛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肇论》,言简意赅,其佛学理论水平达到了较为精巧圆滑的程度。现在仅就其中的《般若无知论》略作分析。一、《般若无知论》的主旨《般若无知论》在《肇论》中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物不迁论》、《不真空论》所论证的是万物不动,世界虚无。《般若无知论》则是论证“般若”即佛教最高的智慧,为无所知、无所见。《高僧传》说,僧肇随鸠摩罗什之后“所悟益多”,他所著《般若无知论》,深受鸠摩罗什的称赞,曾誉为“解空第一”。高僧慧远也叹为“未尝有也”。可见,此论具     

论因明之三种比量与简别方法

因明学是印度的古典逻辑,因明学所说的比量就是推理。不过因明学将比量分作“为自比量”和“为他比量”两类,这是传统逻辑所没有的。“为自比量”即不形之于语言文字的内心推度(即因明八法中的“比量”),用以“自悟”;“为他比量”即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论式(即因明八法中的“能立”与“能破”),用以“悟他”。     

“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的问题     

因明的“合离”与“分离规则”

对因明的推理规则多从因三相分析,但无人认为因明的“合离”即“说因宗所随,宗无因不有”是一条因明中的重要的推理钡则,最多有人认为这是讲喻的结构的。我们认为它与现代逻辑中的一条最重要的“分离规则”有异曲同工之效。从逻辑的角度     

论僧祐佛学思想

僧祐在南北朝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佛学思想立足于其弘法护教的宗教实践,是对南北朝佛教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僧祐的佛性观维护和巩固了佛教信仰对象的神圣性,强调了佛与众生之间的联系;其心行并重、以制心为始的律学思想已经具有了融通大小乘律学思想的萌芽;而其天竺地理中心观和夷比夏优文化观则是其弘法护教实践的反映。僧祐的佛学思想既是南北朝三教之争的缩影,也从侧面反映出魏晋以来佛教主流思潮由般若性空之学到涅槃佛性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