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与小说叙事学的关系

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是上世纪艺术本体论的先声,它首先提出文艺作品是自足体,文学研究应从文学自身内在规律出发建立科学系统的文学科学。作为艺术本体论的代表流派,20世纪60年代兴盛发展于法国的小说叙事学最符合形式主义所谓文学科学的条件。本文试从方法论、叙事结构、人物观三方面考察两者的生发继承关系,论述了形式主义对小说叙事学的启示与影响,以及叙事学自身在对象、范围、深度等多方面的理论扩展。     

技艺与迷狂——柏拉图《伊翁》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对观

在诗歌创作来源问题上,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技艺说"与其老师柏拉图的"迷狂说"针锋相对."迷狂说"主要来源于柏拉图<伊翁>,"技艺说"则来自亚里士多德<诗学>.本文试图重新回到文本本身,对观<伊翁>和<诗学>,从两个文本内在的情节论证及相互间的回应辩难,重审这一议题.     

陌生化与语言的牢笼——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在詹姆逊的语境中，“文学性”和“陌生化”使俄国形式主义不但排斥内容，而且将一切内容视为形式的投射，由此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表述的混乱。在将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概念与布莱希特“陌生化”概念比较的基础上，詹姆逊认为，布莱希特“陌生化”的起点就是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的终点。     

《诗学》的文本特征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微术

虽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被奉为西方第一部专门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但其在古代世界中一直谜一般地隐匿着,迟至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重见天日.此后,其中某些观点经由提炼、归纳,得以广为传播.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科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探究的方法不是寻求推断结论而是发现原因,即发现论证三段论的中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认识就是要掌握原因,也就是三段论中的中项。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展示了如何使用三段论的中项找到必然为真的原因,这一原因也正是科学三段论的必要条件。因此,《物理学》中所揭示的科学方法,即寻找原因,也是阅读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基本方法。     

《礼记》伦理哲学的诗学旨趣

《礼记》是一部对于中国士人的精神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儒家经典。把《礼记》作为一个系统文本予以整体探究,以一种宏观的诗性视角敞开《礼记》所包蕴的儒家早期伦理世界,而非断章取义、纠缠于单一的伦理或者诗学观念,有助于藉此探寻中国士人的原型精神,进而深入思考出早期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演变轨迹,从历史纵深和横向发展的角度透视儒家的精神境界以及诗性人格建构。     

论近藤元粹的中国诗学批评

日本汉学家近藤元粹对中国历代诗学颇有研究,编辑评定了<萤雪轩丛书>以及部分名家诗集,总体诗学倾向是崇尚唐宋,贬斥明清.论诗主张以冲淡蕴藉为主,时出清警雄浑之语为妙,重视性情、韵味和学古.其评点形式多样,个性鲜明,对当下的诗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面向——《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的比较

《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孔子对《诗》《乐》所做工作的记述,显示出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不同面向：第一,从《诗》之结构看,《论语》“兴观群怨”是对人生意义的全副涵盖,《孔子世家》“四始说”突出了人伦之道与政治教化。第二,从“乐”之功能看,《论语》侧重于涵养君子的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孔子世家》着重于维系天下的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第三,从孔子师生之间论诗的对话看,《论语》是对《诗》的哲学阐释,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特质;《孔子世家》突出了孔子为天下修道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其政治哲学倾向非常明显。两种文本中,孔子诗学思想的不同面向,是理解孔子儒学与汉代儒学不同旨趣的诗学维度。     

从《瓯北诗话》看赵翼的诗学思想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 ,文学家 ,同时也是诗论家 ,他的诗歌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论诗专著《瓯北诗话》中。在复古思潮和考证学风牢笼诗坛的乾嘉时代 ,诗歌创作在尊唐尊宋中徘徊 ,以袁枚和赵翼为代表的性灵文学思潮重视抒写性情 ,赵翼尤其提出诗歌的发展要靠创新 ,给沉闷的乾嘉诗坛吹来了一股清风。本文以《瓯北诗话》为文本 ,从诗史论、作家论、创作论、诗体论四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赵翼的诗学思想。     

传统慎刑思想探源——以《周易》为例

慎刑契合国际轻刑化趋势,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追溯我国传统法文化源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慎刑思想。《周易》蕴涵着丰富的慎刑思想,如明慎用刑、赦过宥罪、不留狱、议狱缓死等理念,以及对童蒙之人用说桎梏的赦宥教化,都体现了朴素的慎刑思想。《周易》的慎刑思想集中表现在:犯罪惩治方面,提出要通过行中罚,实现刑罚清的宗旨;在犯罪矫正方面,提出要通过规训教化,达到改过迁善的目的;在犯罪预防方面,提出要通过明罚敕法,收到禁民为非、知止不犯的效果。     

贤女与神女——《韩诗外传》阿谷处女故事的诗学生成考论

《韩诗外传》的显著特点是以故事说《诗》。从文本考释看,阿谷处女故事是有情趣而又奇怪的一章,有情趣是因为故事塑造了一位达情而知礼的女性,奇怪之处在于今存故事文本存在某些不应有的讹误、脱漏等问题。考察该故事的流传和评价颇为有趣,简言之,经学史上的兴衰、纷争,在相当程度会波及有关文学作品,影响其传承。从《汉广》四家诗本义的发生学考察,江妃二女故事是从“悦人”本义推演出来的,是神女的具象化,而阿谷处女故事则是从“悦人”与“德广”双重本义生发出来的,是贤女的具象化。在汉儒看来,《诗经》中的爱情主题无不留有“美刺”的烙印,阿谷处女和江妃二女故事说明,在礼教的束缚下,关于男女之情的故事与诗歌仍然得到了相当的演绎。     

从俄国结构主义视角评析《李尔王》(英文)

俄国结构主义理论对莎士比亚名篇《李尔王》的评析 ,重点强调其“纯文学性” ,而“纯文学性”是通过defamiliarization得以实现的。本文重在用defamiliarization从四个方面对《李尔王》进行剖析 ,从而展现莎翁作品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从《援鹑堂笔记》看姚范的诗学观

以校勘之学闻名于时的姚范对诗学也有涉猎,《援鹑堂笔记》便是揭橥其诗学观的重要著述。细析《援鹑堂笔记》,大致可将姚范的诗学观归纳为师古而能自新、才与学兼顾、性情与道德并重、气势与兴味兼致等四个方面。这些观点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以姚鼐、方东树等为代表的桐城后学,对桐城派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贡献

学术界许多论者以“和”或“道”作为诗学传统核心进行广泛论述。其实,“和”是哲学或伦理学传统,而非诗学传统。中国是由“和”的哲学方法论才引申出“雍容典雅”的诗学传统。刘勰初步认识到“经”与“诗”、政治哲学与诗学不能混同,从而把中和哲学观转化为“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在“雍容典雅”诗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刘勰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认识这一点,对文学理论在向现代转化中如何处理诗学对现实的关怀,使其具备人文品位,有着重要意义。     

理想的诗歌:中国非虚构诗学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反动——评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

本文就宇文所安重要诗学理论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书中提出的“非虚构诗学”命题的提出、论证、实践以及存在的问题展开全面、详细的论述,指出,宇文氏中国传统诗歌“非虚构诗学”的假定更多基于中西诗学的比较策略,以推举出中国传统诗歌为理想的诗歌,以此颠覆西方虚构诗学传统,但这一命题如回到历史语境中考察,仍有诸多不确之处.     

柏拉图诗学思想探微——浅析《国家篇》第十卷中对诗的批判

柏拉图在其代表作《国家篇》的第十卷中,对诗及诗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不过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与真正的国王或真理隔着两层,并不能揭示出真理,因而认为应将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然而,柏拉图在随后所表现出的试图对诗歌加以利用的态度,又显露出了其诗学思想中不可忽视的自相矛盾之处。在笔者看来,这种内在性的矛盾,恰恰是柏拉图政治理想的体现,这不仅与《国家篇》的核心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柏拉图整个哲学思想的一种显现。     

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鲁、齐、韩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三家《诗》式微,或亡佚,或不传.至唐代,《毛诗》定于一尊.宋代以后,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三家《诗》学也成为《诗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是一个逐步增化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诗经》学界的革新要求.到宋代,随着废序弃毛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有的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关注到三家《诗》,并运用三家《诗》说:或以三家之序非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驳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诗》,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明昌辞人雅制》与赵秉文的诗学思想

《明昌辞人雅制》是金代重要作家、文学批评家赵秉文编辑的一部大定末和章宗时期的诗作总集,已亡佚。以是其诗学史意义和价值历来为人们所忽略。明昌诗坛流行的清脱、风雅、尖新、浮艳、圆成诸诗体,前两者均为“明昌辞人”所创。他们的创作代表当时诗坛的主流和健康方向,为金诗中后期反思宋诗流弊、倡扬宗唐复古的思潮和南渡后诗风全面转变的先导。《明昌辞人雅制》是赵秉文诗学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赵氏力图反拨当时尖新浮艳诗风的结晶和总结金代前、中期诗师法苏、黄的利弊之产物,标志着赵秉文诗学思想走向成熟和趋于定型。     

《诗经》中《周南·汉广》本义新释——以"游"字为分析视角

<周南·汉广>是<诗经>中的一首情诗.历史上诸家对此诗本义,主要有三种观点,而今人则对影响最大的<毛诗序>的观点进行了全盘否定,进而以此诗的诗歌性质替代其本义.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造成这种原因的主要问题在于历代研究者没有对游女的"游"字义项进行详细的考证,忽略了游字淫逸的贬义义项.因此,在论证游字贬义义项的同时,结合周南地域与周楚文化相异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周南·汉广>的创作,就是要表达"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的这一本义.这也说明<毛诗序>对此诗的看法,有一部分还是合理的.     

宁可湿衣 不可乱步——读蒋寅著《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蒋寅先生有感于古代文论研究贫弱的现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都为一集,名之曰《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以下简称“蒋著”),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涉及了古文论研究中亟待正视的问题,读后很受启发,其大至研究的目的和态度,小至用一条十分有力的材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均展现出作者成熟的思考和扎实的功力。前辈学者王运熙先生谆谆告诫后学,学习古文论一定要和文学史知识相结合,自己经过从教十年的体验,深感此真是至理名言。举凡在古文论领域做出较大成就的学者,无不具有深厚的文学史功底,否则,会将一部文论史写成一部“相斫书”,脑中盘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