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哲学分析

古典政治经济学到自由主义法哲学的思想演进是对"资本立法"原则的辩护。从休谟、卢梭、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奠定了现代法治的市民社会基础与经济学逻辑,而且深刻暴露了这种逻辑背后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法哲学建构就是从这一问题展开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人的价值”范畴及其当代启示

近现代哲学对“人的价值”高度重视,“人的价值”范畴是一个抽象性很强的哲学概念,这造成其与现实世界的分裂与脱离。马克思突破了这种抽象性的束缚与形而上学窠臼,将“人的价值”范畴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使其内涵发生实质性改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从早期政治经济学文本到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成熟时期,“人的价值”范畴表现为由“基于个体视角下人的主体性觉醒”转向“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视角下人的全面性本质的复归”,这构成解释历史和社会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人的价值”范畴的生成性内涵和整体逻辑一以贯之,对新时代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实质分野——再议绝对地租与价值规律间的矛盾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在其政治经济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土地与资本、劳动三者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三大主体”。斯密自制了价值规律中的“双重规定”——“耗费劳动”与“购得劳动”之间的矛盾,李嘉图似乎意识到了处在“双重规定”中的理论裂痕,在克服矛盾的基础上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绝对地租与价值规律的矛盾之中。马克思在梳理思想发展史的进程中,发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概念模糊、逻辑错位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破产。马克思在批判古典、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进程中形成了对劳动价值论、“转换问题”、绝对地租等重要概念的界定,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革新。不难看出,马克思所构建的地租理论是以一种科学的、历史性的原则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突破的理论和历史界限。     

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等同于逻辑与历史的完全一致,而是内含逻辑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这就必然涉及逻辑与历史何者优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观点,批判蒲鲁东主义逻辑先于历史的形而上学错误,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论证了历史优先于逻辑的观点.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确证了马克思的历史优先原则,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应坚持历史优先原则,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我们既要从“四史”中汲取知识材料和价值养分,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进而指导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也要从“四史”的群体宣传、社会传播和代际传承着手,致力于解决理论性与感染力的矛盾问题,寻求历史性突破.     

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性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基本性质的理解必须超越传统的学科门类的划分，从马克思的“总问题”入手，形成对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理解，真正阐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一般形而上学批判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为理解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批判,是马克思在科学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抽象性质,而且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从抽象的“经济人”思想出发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辩护论思想,并由此出发展开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伦理价值观的深刻批判。     

拜物教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新维度

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展开理论批判，但却借助“拜物教”概念在理论逻辑、批判方法和伦理批判三个维度纵深发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具体而言，在理论逻辑上，马克思立足于“资本逻辑”，发现物与物交换的表面合理性实际上掩盖了人对人、物对人支配的不合理性，并由此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行机制的分析；在分析方法上，马克思具体深入到对生产关系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的考察，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及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在伦理批判上，马克思揭穿了“辩护经济学”的依附性和虚伪性，找到了人们在主观维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认同产生的外在条件。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拜物教批判，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遮蔽性与操控性产生的经济根源，解开了意识形态的身世之谜。     

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

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是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实质的重要维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需要从主题转换、根本旨趣及真理意义三方面进行分析。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方法及内容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将现象学主题“意识经验”转换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分析中,逐步形成了立足于社会现实特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而在对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等物的形态的现象学理解下,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物象化世界”背后,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本质——“抽象对人的统治”;更进一步,“重构新型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真理”,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及自由、正义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这一研究进路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谜”,更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现象学精神对于推进现实历史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新维度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延续和开辟的新维度。通过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剖析了资本主义的整体结构,从而把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推进到对作为"现实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由此发展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体来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对私有财产和拜物教的批判,真实地找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切入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找到了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真实路径——私有财产;找到了揭示隐藏在"物与物的社会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秘密——拜物教;找到了现实的人受到奴役和压迫的抽象实体——资本。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就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继续和拓展。     

鲍德里亚之后,再无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鲍德里亚从“消费社会”批判走向“拟真”逻辑建构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是重要一环.其核心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生产之镜”映照下的“隐性共谋”,以及“生产的终结”.隐含着的是鲍德里亚从符号权力控制而非剩余价值角度对资本的理解.鲍德里亚的攻击并未击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反而可以为我们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思“生产”与“资本”的逻辑关联,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提供借鉴.     

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物”——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考察

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分析与批判充斥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阈,但“物”应当怎样被理解?如果认为“物”作为“事物”(Sache)仅以社会关系为根据,则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物”只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如若坚持“物”之为“物”的“自然物”(Ding)规定性不应被遗忘和消解,就有必要提出并重审“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物’”的问题。“物”之“自然物”的规定性本质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性,它赋予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客观性限度”的思维,确保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立场;“自然物”规定性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客观性限度”,以“人”与“自然物”矛盾辩证运动的形式贯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致思逻辑的始终,发挥着实质性的理论功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物”虽以“社会关系”为本质和“主要方面”,但“自然物”规定性作为“次要方面”也有其必要性和理论意义,对此应予以全面把握。     

使用价值概念及其批判：鲍德里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后果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下,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的时效性和解释力提出质疑和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仍停留在生产逻辑的水平,因此,走出生产逻辑进入消费逻辑才能探索出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范式.实际上鲍德里亚激进批判的哲学后果一方面隐含着对革命和解放的绝望,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对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因素——历史辩证法的彻底遗忘.     

生命政治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隐性逻辑”

当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以一个"显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活跃于中国学界的时候,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政治思想传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命政治学对话的需要。生命政治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源头失语,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的历史场域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关注更多的是对资本逻辑的经典现代性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只是作为一条"隐性逻辑",隐含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这一主基调而已。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与西方生命政治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始终将生命政治批判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并服从于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此外,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不仅阐述了批判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也明示了建构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更提出了生命解放的历史辩证法,是批判与建构的辩证视域。     

马克思超越黑格尔法哲学的现实历史性原则——基于对自然法非历史性特征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剥离与锻造历经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其中黑格尔法哲学为马克思创建新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马克思一方面继承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历史性原则,并进一步对自然法传统的非历史性特征展开批判;另一方面,他通过重新思考现实历史的根本规定、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和市民社会的现代走向,将黑格尔的逻辑历史性推进到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现实历史性。法哲学背景的发掘为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提供了更丰富的思想内容,进而完善了马克思从“副本批判”上升到“原本批判”的诸多环节与过程。     

哲学批判经济学何以可能——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审视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用哲学批判了当时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马克思利用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交叉重建”的方法确立了批判的哲学基础：实践的、辩证的哲学人本学。以这一哲学作为批判和解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利器”，马克思发现和揭示了古典经济学的充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找到了批判的入口：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无批判的前提—具体的经济学范畴。在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展开剖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实际上开始了对作为古典经济学反映和研究的“实体”———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而为以后经济和哲学研究作了一次重要的尽管不成功的思想整理     

“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理论检视

受索绪尔符号学的影响,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消费社会理论家认为,消费社会中消费的涵义发生了转变,它超越了经济学意义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占有,成为一种对意义关系的占有,即符号性消费。他们进而将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之中,试图开创"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提出的"符号消费"、"符号价值"、"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等范畴,颇具时代性,但试图将"符号的批判"替代马克思的商品逻辑批判,尤其试图消解使用价值的现实性,则是其理论舛误所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辩证地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说到底是要把握住资本逻辑及其二重性。内在批判的根据和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都根植于现代性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特别是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之中。现代性的内在批判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超越的前提和路径也是内在于历史过程的,其实质是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趋势。批判与超越的内在性质,决定了社会批判中始终蕴含着社会建构的指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对于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外在化"局限的当代矫正、重建工具理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     

论马克思对蒲鲁东“无息信贷”理论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的批判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在与蒲鲁东的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时期“有决定意义之点”被“首次作了科学的”〔１〕表述。而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构成其整个批判的核心。这在马克思的著作如《１...     

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研究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一方面批判利维斯民粹主义的精英文化观,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总体性批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历史批判和哲学批判中提炼出“文化”这一为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所隐而未言的实在,把它作为重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即强调“文化是物质生产形式”,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模式以及正统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局限,阐明了文化在社会生产和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意义——基于《法哲学原理》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对勘式阅读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独立思想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文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围绕这部手稿展开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一般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的逻辑,而没有抓住马克思批判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之所以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除了受《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也与人的解放问题相关。后者构成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关切。基于整体的思路,黑格尔将伦理国家作为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方案;马克思却通过内在的批判发现黑格尔的论证无法完成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因此,马克思不再将政治国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在方法论上放弃了青年黑格尔派观念论的批判方法,逐渐开辟出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