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与道德——试析麦金太尔对共同体伦理传统的追求

本尼迪克特创立的本笃会使得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伦理传统在罗马帝国末期的社会混乱中得以保留和延续,这让麦金太尔看到了重建道德共同体以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可能与希望.麦金太尔认为,若想摆脱现代西方道德领域存在的混乱与无序状态,只能放弃自由个人主义,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传统.从本尼迪克特那里,麦金太尔看到了危机状况下保留和延续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希望,但对于在当今时代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之可能性这一问题,麦金太尔并非持乐观态度;麦金太尔深知自由主义传统在西方社会之根深蒂固,也深知其理论实现之艰难.但麦金太尔从社群主义角度出发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和批判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难题的马克思诠释

《论语》中“直躬证父”的故事阐发了儒家伦理“亲亲相隐”的原则,揭示了儒家面对家庭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伦理冲突所作出的独特诠释。其中,“叶公之直”作为烘托儒家伦理要求的参照物,在现代性语境下十分呼应地描绘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共同体模式。而黑格尔和施蒂纳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为解析叶公“荆蛮之豪”的思想内涵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补充。黑格尔主张主体生存必须跨越家庭血亲达到国家公义的水平,施蒂纳则揭示了国家共同体的虚幻性与个人功利的真实性,二者的思想作为同一逻辑的不同环节展现了现代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宿命。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和施蒂纳表达了他对消除异化、恢复人本真自由的“真实共同体”的理想追求,这一旨归构成了马克思对“亲亲相隐”难题的现代诠释。以“亲亲相隐”与《安提戈涅》为线索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儒学与马克思思想在共同体理论方面的共通性,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新境界提供理论支持。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伦理解读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厚伦理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共同体的发展史是人类道德生活的进步史;共同体不仅是政治共同体,更是伦理共同体;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同体的伦理价值追求。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于反思和应对现代性问题以及当代人追求和理解自由,从哲学上认识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伦理启示。     

新时代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实现路径

共同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模式,能为个体提供健康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自觉对培育关心他人和社会、拥有良好社会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的社会公民,具有道德规范和品质培育的伦理意义。在国外,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逐步成为全世界的价值诉求;在国内,传统单位共同体的瓦解和共同体价值自觉的缺失正引发出各种社会问题,形成了社会原子化风险。通过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居民参与度等措施来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进而形成新的社会联结以凝聚人心和提高生活品质,正成为新时代的价值诉求。     

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演变与重构：以民间组织为视角

共同体是西方学者用来分析现代性影响下西方社会变迁的一个学术概念。本文借用这一概念,系统梳理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轨迹,并在民间组织视角下探讨了当今中国社会共同体的重构问题。     

社会团结中的集体意识：知识谱系与当代价值

自涂尔干开始,主流的西方社会学就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生成和延续的基本动力,并且从西方社会实践中抽象出职业伦理、新教伦理以及交往伦理等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但是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合作现象表明,高度不确定性这一新的社会特质,尤其是社会个体化趋势使集体意识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凝聚力大打折扣。当代中国以一致的集体利益为基础创造出良好的集体意识,从而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团结状态。集体意识的知识谱系及其与西方社会互动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需要通过共同体重建来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社会团结局面。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极大地向社会渗透,其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科学的伦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前,科学共同体已成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的认知过程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共同体是一种伦理实体,其伦理性的品质特征是伦理精神,它既包括又超越于作为其成员的科学家个体的道德精神,实现了“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科学共同体伦理精神的建构对解决当前的科技异化问题具有关键性意义。     

关怀伦理与美好生活共同体建构

美好生活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要求在社会现实中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建构对这一目标形成回应。这无疑会使一些新的伦理形态和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同样也会让人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反思。这一背景使得关怀伦理凸显出其特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由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首先基于对"共同生活"的承认,这恰与关怀伦理所强调的伦理共同体相融合。进而,关怀伦理对道德移情的强调形成了美好生活的感情基础;同时,关怀伦理又对"自我"进行了反思和重构,提出关系性自我这样一种更能够适应于生活共同体建构的个体设定。最终,关怀伦理所倡导的多元实践则对美好生活共同体建构给予了较为现实的伦理原则。     

现代科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文化战略

现代科学的发展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为现代世界确立了一种知识权威性和价值权威性的绝对范式。但是在现代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和进步的同时,灾难和危机亦同步相生,科学本身也因此而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基于"从实体性出发"的观点,不仅探求科学家的道德精神,而且反思科学共同体自身的伦理性与道德性,从而成为缓解危机的极具合理性的文化战略。     

乡村共同体的瓦解与重建——我国乡镇治理的困境及其自治要素分析

乡镇问题的实质是传统乡村共同体瓦解之后如何在现代国家体系下重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治理体系问题.目前乡镇的困境是由于现代国家政治建设和城市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自治要素,却又未能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下重建新的要素关联导致的.因此,必须跳开围绕着乡镇权能大小讨论乡镇问题的框架,以平等的公民权为基础重构地方社会的自治共同体.     

公共伦理价值析论——以杜威的民主共同体为论阈

群己之辩是任何伦理思想都无法回避的中心问题之一。建立在群己合一观基础上的杜威的民主共同体理论具有深厚的公共伦理价值诉求。其中,追求个人完美与促进社会进步是统一的,自由平等的独立人格与具有内在民主理念的群体制度也是同步构建的。基于个人利益的个人伦理与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伦理在杜威的民主共同体理论中和谐相生。探析杜威民主共同体理论的公共伦理价值及其公民参与、公共的善、独立人格三个基本要素,有助于推进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构建我国合理的公共伦理秩序。     

旅行与赋形: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文学想象

考察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文学想象,须置近代文学域场于社会历史空间之中,挖掘王朝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及西学东渐等历史社会因素导致文学生态的变化,既要认识到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中国"赋形"过程中印刷资本主义、小说的兴盛及书面白话文普及为现代民族共同体想象提供的历史条件,又要认识到导致这些变化的"中国经验"——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一直处于西方国家民族体系话语与中国历史民族认知话语体系的互动之中。     

论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从帝国主义理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发展演变的重要理论框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帝国主义理论相应地经历了经典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冷战后新帝国主义等理论类型的演进。三类帝国主义理论尽管解释力各有差别,但它们都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和全球性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种被资本霸权控制的体系,而且这一体系违背了人类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偏离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要求。因此,必须探索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公共性且有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体系和共同体实践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公共利益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以维护和增进共同体公共性为价值指引,旨在让资本增殖的逻辑服务于增进和实现共同体的公共性,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构建一个多极、平衡、公正的全球秩序,由此实现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论法律职业化的伦理精神

法律职业伦理精神在法律职业化进程中具有重大功能和作用,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法治现代化和司法现代化进程.关注人性的伦理精神,即尊重公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是法律职业化的逻辑起点;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崇尚正义的伦理精神构成了法律职业化的价值基础;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最好模式,忠于法律的伦理精神是法律职业化的直接动力;珍视荣誉的伦理精神从内部维系着法律职业共同体并保证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是法律职业化的内在源泉.     

美好世界维度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方案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命运与共和谐关系的必然要求,它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可以让人们共建共享更加美好的“关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于马克思对未来世界样态的伦理承诺,始基于世界历史性的个体存在,源自于“真正共同体”的本质存在,内在地隐含着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将来时伦理承诺”。站在人类性、全球性和国家民族性维度上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蕴,可知它是对当代人类关于人类自由与解放思想的自我确证,是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重关系及平衡调节全球“个体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的现实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和谐发展的思想共识,真正转化为全球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么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立自主的美好生活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应秉持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在坚守和平、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中增强合作,推动建设和平共处的世界大家庭;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和而不同的和合思维,推动建设平等尊重、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建立多边主义合作机制,构造多边利益共同体和多维度合作共...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论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对阿伦特“政治责任”概念的解读

现代政治社会通常强调国家应该保护公民个体，那么个体是否还要为共同体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以“权利—义务”为主体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难以找到个体为共同体担责的理论依据。汉娜·阿伦特跳出了政治义务与个体责任的局限，提出“政治责任”的概念，她认为公民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应建立在自身持有微弱的社会权力的基础之上，这点微弱的权力使得公民能够再次联合、并承诺未来。阿伦特的政治责任观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共同体的主人及权力的来源，对思考现代政治社会中个体的集体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西方传统、核心指向与思想效应

西方思想史上所隐含的具有独特思想传统的共同体思想谱系和话语逻辑,培植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诞生的深厚历史土壤。溯源可见,共同体思想有其运行的内在架构,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没有脱离个体和整体关系的范畴;“共同体”和“国家”的概念存在着由互相缠绕逐步走向分离的趋势;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也愈加突出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对共同体思想的考察推动我们理解和提炼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指向,包含着对共同体哲学前提的认识、“自由人联合体”的创新表达以及对实践路径的持续追问。马克思之后,“共同体”同“国家”的概念区别被进一步提及和深化;西方学者同样在探讨向“大同世界”转换的理论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适时提出引导两种不同制度差异下的共同体共存成为可能,这是人类通向真正共同体的中国智慧的阶段性阐发。     

马克思“和谐共同体”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含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论资源。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体现了马克思社会理想观的理论观念。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理解经历了从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转变。真正的共同体集中体现了追寻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境界之“和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义”所在,就在于其哲学思维所采用的实践思维方式与实践逻辑。马克思的“和谐共同体”思想就是立足于它的哲学思维,在实践的内在规定性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而形成的集合体。和谐共同体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在相关,并成为引导当今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参照和价值路标指引,这一问题理应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