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发展隐忧及完善路径

当下,人工智能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司法裁判、司法推理以及司法量刑等领域。其在进行裁判、推理及量刑的过程中也引发了诸多发展隐忧。如算法裁判易威胁司法自主、算法推理易影响实质正义、算法量刑易冲击审判中心主义等。为了排解上述隐忧,需要明确算法裁判的辅助性地位,确定算法裁判的应用范围以及责任归属,建立算法推理的可修正技术正当程序,不断完善人机协同的算法量刑新模式,从整体上提升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实效。     

量刑听证的程序规制

量刑听证是法官以听证会的形式,结合量刑前调查报告,在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平等对抗、其他参与主体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对被告人量刑作出裁决的一种特别程序。该程序分别从司法裁判、被告人、被害人、公诉机关四个维度发挥重要的程序效能。然而,中国目前量刑听证的实践还存在诸多问题,亟须通过量刑听证具体原则的指导,提供量刑听证规则制定的参考依据,明确量刑听证的适用案件范围,完善独立量刑阶段的制度建构,实现以程序制约量刑裁量权的目的,最终促进量刑结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适应性调整研究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制定是增强量刑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立法举措,旨在弥补刑罚适用中的僵化,促进个案司法的公正和有效,因而是一项有益的法律制度。当前酌定减轻量刑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判决过少、缺乏有效监督、操作程序繁琐、适用途径不畅等一系列问题。而酌定减轻量刑权能否得到公正、有效的实施和运作,取决于量刑制度改革的深入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关量刑程序能否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相关摸索和有益尝试。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探索及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广泛嵌入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及治理实践,正驱动政府治理朝着行政决策自动化、公共服务精准化方向转型,同时诱发出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的科技异化,导致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难题。“算法权力”的异军突起与“技术依赖”的日渐形成,亦挑战政府监管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以算法公开、权利保护以及技术补充为代表的既有规制路径,因存在整体性欠缺、保护强度偏低、治理弹性不足的局限,难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风险。未来,我国有必要通过治理理念规训算法逻辑、合理配置算法解释义务,以及保持人类理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跟进,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Criminal Judicature in China

１９９６年,中国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被做了大规模的修改。随之,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更广泛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然而,实际上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本文以为,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公安、检察与法院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流水作业”式的司法模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司法模式体现在警察权的司法化、检察权的制度化悖论以及弱化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要想刑事司法在中国实现真正的“现代”转型,只有将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建立在宪政之上。     

新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1996年3月17日公布了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于1997年1月1日开始施行，其最突出特点2一，就是加强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赋予当事人许多过去没有的诉讼权利。1．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1）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在基本原则中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免予起诉制度是旧刑诉法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其实质内容是由检祭机关对被告人作有罪认定而免除其刑罚处罚。16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该项制度的具体实施弊大于利，造成免予起诉制度滥…     

人工智能时代权利与责任归属的域外经验与启示

人工智能应定义为模仿人类智能的机器和程序。人工智能时代权利与责任归属等法律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人工智能知识产权问题与无人驾驶汽车责任问题展开。在肯定人工智能"作品"应当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将其权利归属分配给人工智能设计者和使用者。人工智能造成安全风险之责任分配问题,应当根据人工智能的自动化程度分别适用不同的责任原则。未来权利与责任归属问题上,我国应当正确区分人工智能与低级自动化,并坚持适度积极主义的立场。     

人脸识别技术在刑事司法中的场景化应用、风险及治理

在刑事司法中，人脸识别技术适用核查个体身份、研判身份背景、实时追踪与追捕追逃三种权利干预程度渐次提升的应用场景。在助力惩治犯罪的同时，人脸识别技术也具有错误干预公民人身自由、强化刑事司法执法偏见、突破程序法定原则的潜在风险。我国在构建人脸识别技术综合法律规制框架时，忽视了刑事司法领域的需求，导致从人脸数据采集、比对数据源获取、人脸数据存储管理到识别结果使用均缺乏适用规范性。为此，应建构刑事司法领域人脸识别技术的场景化规制路径，构建敏感人脸数据管理制度、限缩人脸比对数据源范围、构建人脸识别证据的直接举证规则，并赋予被识别主体知情权、更正权等权利。     

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兼论被害人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是及时准确地打击和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在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和确立被害人制度更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诉讼制度的公正性与权威性的重大问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目前在我国法学界尚待展开。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根据这一规定，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不属于当事人，因此他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和…     

我国刑事庭审方式评析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定了一种既不同于大陆法系又不同于英美法系的新的庭审模式。本文立足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特点，对庭前审查、庭中控辩对抗、被告人权利保护、庭审组织等涉及庭审方式改革基础的制度进行了评析     

恢复性司法治理环境犯罪的澳大利亚经验与中国镜鉴

恢复性措施在澳大利亚的兴起和发展是对传统刑罚规制环境犯罪失灵的回应。2007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加勒特诉威廉姆斯一案中开创了环境犯罪领域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先河,这对环境、罪犯、社区及整个司法体系都有着改革性意义。然而在实现环境犯罪新治理的同时,澳大利亚环境恢复性司法面临着量刑目的能否实现、量刑不一致违背公正价值及如何确保恢复性协议得以遵守等挑战。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环境恢复性司法,建构该制度应当根植于既有的刑事司法基础,借鉴澳大利亚的有益经验,完善环境恢复性司法的法律供给,逐步扩展恢复性司法适用阶段,设计规范的恢复性司法程序,确保恢复性责任履行到位,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保驾护航。     

新时代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维度与未来面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学界对新兴权利的研究已日趋成熟且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为深耕法理、拥抱科技、聚焦司法和关怀社会四个方面的内容。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日益深化，其基本范畴和理论根基更为成熟；科技进步拓展了新兴权利的研究主题，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兴权利、信息与数据权利、基因权利的研究日渐丰富；司法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新兴权利的研究立场经历着从立法到司法的转向；民生与社会权利始终是新兴权利研究不变的主题，社会权的性质和内容更为清晰，社会弱者权利得到了更多关注。以此为基础，今后的新兴权利研究应继续突出时代主题、深化理论研究、注意研究方法、侧重交叉学科，以期实现研究水平和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The Application of Pareto＇s 80/20 Rule to Law：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upon Trials Involving a Plea of Guilty

在法律领域，特别是在诉讼等争端解决领域，司法机关可以通过简化简单多数和优化复杂少数实现最优司法资源的配置。司法机关简化简单多数，是要在保证法律主体基本权利的前提下，本着简化程序而不简化权利的原则降低司法活动的边际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并促进司法公正。基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的定量分析结果，中国刑事司法领域通过简化简单多数来优化复杂少数的资源配置机制还有较大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认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程序的实施，需要充分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并提高侦查、起诉和审判等环节的司法效率，才能在整体上科学配置刑事司法资源并有效促进司法公正。     

基于大数据与开放关联数据设计政府透明度模式

政府开放数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建立透明政府。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设计提高透明度作为数字政府的实践指南，不仅可以实现透明度的有益功能，而且可以减少政府在自动化决策环境中所面临的风险。由于“透明度”是多维概念，包含不同意涵和功能。首先，我们从伦理规范、社会关系和制度语境阐释“透明度”的意涵，进而分析透明度在政府自动化决策实践中的优势和挑战；其次，阐述政府开放数据和关联数据实现透明度的基本理论——参与式生态系统论，并厘定影响政府透明度的维度和类型；最后，借鉴隐私设计，慎思与大数据相关的语境、技术、信息和利益相关者的敏感度等因素，提出基于人工智能设计提高政府透明度的三大阶段和九项原则。     

论“赔钱减刑”在中国的适用

"赔钱减刑"体现刑法的谦抑性,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有助于刑事和解的达成,更好地保护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的权利。中国适用"赔钱减刑",应当纠正传统错误观念,通过立法明确适用对象、适用范围和条件、适用程序,规范相关配套制度,真正实现"赔钱减刑"的作用。     

社会保障的两种理论维度：“再商品化”互构论与“去商品化”权利论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再商品化”互构论和“去商品化”权利论的共同推动下不断演进，两种理论维度分别对应社会保障的市场原则和权利原则，市场原则和权利原则的平衡是社会保障的理论诉求和实践要求。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正在经历的理论与实践双重共识困境正是两个原则失衡的后果，究其根源在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受制于资本逻辑，无法实现市场原则与权利原则的真正平衡。我国社会保障实践既立足于国情，又受到国际社会保障潮流的影响，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较好地满足了社会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需要。但我国以就业群体为中心的“职工—居民”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在均衡性、可及性、可持续性等方面仍面临挑战，其根本原因同样是市场原则与权利原则尚未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需要在超越西方资本逻辑的共同富裕思想指导下，建构“去商品化”共存共享与“再商品化”共建共享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基本生存保障制度、风险防范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支持三个层次实现权利原则和市场原则比较理想的平衡状态，克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突出问题，探索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新实践。     

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本文从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公诉人不出庭情况下如何适用简易程序、起诉书送达期限和办案期限、诉讼文书的内容、“辩诉协商”设想及书面审理方式的采用等六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简易程序的有关问题。作者试图在改革和完善现行刑事简易程序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借鉴了西方法律的长处，提出建立“辩诉协商”制度和“书面审理”制度的设想及有关法律规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比较注重探讨操作刑事简易程序适合案件过程中的各个具体法律规定环节的达成，对当前的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之缺陷与完善

拘留和逮捕是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常用的两项审前羁押的刑事强制措施,也是在审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最严重的措施。由于对拘留措施性质的错误认识以及在逮捕制度上片面强调证据条件和量刑条件而忽视逮捕必要性以及缺乏司法审查等救济制度导致中国审前羁押率畸高。应当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改进中国的审前羁押制度。     

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有限制”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是中国人权保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对国家公权的制约，它是和谐人权社会的重要内容。沉默权制度是刑事诉讼进步的标志，作为一种成熟的法律制度，沉默权制度在司法和审判的实践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目前的人权保障制度正日益完善，中国实行这项制度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本文通过对沉默权的论述，结合我国具体的司法实际，阐述了在我国设立有限制沉默权对于构建和谐人权社会的重要意义。     

建立完善中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足保障司法公正,促进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目前中国制度的缺失,使刑班诉讼存在很多弊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正确定罪量刑,促进司法公正,必须建立完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