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哲学和形而上学

休谟从极端经验论原则出发对形而上学（指前体谟的形而上学）所作的批判闻名于西方哲学史，但是休谟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却不止于此。本文试图以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为核心，更全面地探讨休谟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一要以休谟的因果性理论为核心来探讨体谟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第一，形而上学的追求目标问题。形而上学以超越经验的、比现象事物更实在更有价值的实体为研究对象。在形而上学家看来，形而上学的对象（实体或最高实体）是至真至善的对象，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运用理性演绎的逻辑方法和道德信…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     

论休谟对康德关于两种对象思想的影响

洛克的经验主义使贝克莱得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结论，终于导致了休谟的怀疑主义。康德受休谟的启发，把认识限制在现象的范围内，纠正了休谟的怀疑主义，依据主体的先天形式的统一性，使对象符合认识，而不是认识符合对象，从而完成了人类认识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揭示了认识中的诸多矛盾，但他却极力排斥这些矛盾。这表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接近终结，辩证思维方式将由此而诞生     

"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重返《林中路》

海德格尔明确说过自己“存在哲学”的动机:之所以要用作为形而上学语言遗产的“存在”(dasSein)来“道说”(dieSage)西方哲学史的命脉,实在是出于这样一种努力,“想揭露形而上学的本质,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这里描述的一种“边缘状态”就是海德格尔称为“裂隙的存在”。     

布坎南混合型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演变——从契约理论到知识理论

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布坎南的宪法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奥地利学派化,他淡化了“维克塞尔模式”的内容,而扩展了“哈耶克领域”的因素。布坎南将知识理论引入了自身的研究纲领之中,试图与原有的契约论方法形成互补。契约理论与知识理论的结合产生出了一个混合的宪政经济学研究纲领。由于布坎南坚持使用理性方法来解决立宪时的知识问题,新的研究纲领存在内在的紧张。实质上,紧张源于在规则问题上两种进路——“休谟-哈耶克”式的不可知论与“康德-罗尔斯”式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康德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强调以理性来设计规则,而休谟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则主张规则的自发演化。哈耶克和布坎南的工作都是综合性的,相对而言,哈耶克更偏向休谟,而布坎南则更接近康德。     

康德“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评介

“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旨在分析知性自身的能力,以便从中寻找纯粹知性概念。这种演绎占据了“概念分析论”的第一章,其原标题是“发现知性的一切纯粹概念的线索”。康德提出和解决这一课题与休谟的提示直接有关。     

巫者、歌者与辩者：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

现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与一般性的“以西格中”不同,它在当代的本土化过程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近十年来“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等命题的提出就是证明。单就公共阐释所标举的公共性看,它与中国传统国家空间观念的建构高度匹配。以此为视角介入中国阐释史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以“河洛—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是中国人理解和阐释世界的基本场域,也构成了中国阐释学史的前识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从巫者、歌者到辩者的嬗变,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国先秦阐释主题迁移的过程。据此,公共阐释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展现出鲜明的历史品格;一种基于公共阐释的中国阐释史写作,也在它的源头处清晰起来。     

“强制阐释”还是“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十分新颖而又极富争议的康德阐释,批评者们纷纷认为他犯下了可以称作“强制阐释”的错误。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批评者自身提出的康德阐释却往往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海德格尔在承认其阐释之“强制性”的同时,宣称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思想对话”。通过对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澄清思想对话与强制阐释之间的区别。思想对话当中蕴含的主观性要素不仅不会造成对文意的曲解,反而能够作为“效果史”的一部分,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     

“休谟﹢康德﹢笛卡尔”如何可能——读《贝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问题的思考》

陈晓平教授的《贝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问题的思考》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笔者就下面一系列问题与陈晓平展开商榷:休谟关于因果必然性和自然齐一律的怀疑论证成立吗?休谟确实持有激进的归纳怀疑论吗?可以用康德式的先验哲学去补救休谟哲学,从而对休谟问题做出局部辩护吗?可以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去补救康德哲学吗?在信息爆炸的当代,通过构造一套形而上学体系来给这个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提供某种"整全性"的解释和说明,这种研究哲学的方式还继续有效吗?这些问题汇总为一个大问题:"休谟﹢康德﹢笛卡尔"如何可能?     

形而上学的生存视域:日常生活世界

形而上学并不是哲人们主观构想的虚幻图景,而是人们现实生活信念的恒在追求的理论阐释。它有着自己深厚的生活底蕴和厚实的生命价值,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信念的承诺。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永远都不可能是彻底的,我们所拒斥的只是它的形式和建构方法,而不是它的内在意蕴———人类对现实生活世界超越的信念。对于人类来说,形而上学是我们永无终结的思“家”情绪,仍是一件尚未生成的历史事件。     

阐释的确定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与张江先生对话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探讨了阐释的确定性、整体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在具体论述强制阐释产生原因的过程中，此文显露出三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其一，此文认为后现代主义将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分别赋予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而后者是强制阐释泛化的主要诱因。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这种二分法，并提供了一种新型范式的确定性与可公度性。其二，此文以接受美学与读者理论为典型案例，论证后现代任意性的阐释方式使强制阐释大肆泛滥。这个例证本身却是漫画式的，经不住仔细推敲。其三，此文批评文学阐释与非文学阐释的淆乱为强制阐释推波助澜，断言文学的阐释目的是求取共鸣而无真假对错之分。这既简化了阐释的多重目的，又为任意性的强制阐释开启了理论之门。辨析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强制阐释的生成机理，找寻相应的解决路径。     

论康德哲学中的“先验理念”

“先验理念”是康德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康德看来，对这个概念及其理论的理解和处理是否正确关系到哲学如何可能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是哲学（形而上学）能否成为科学的关键问题。因此，研究康德“先验理念”的概念及其理论，对于理解康德哲学，以及通过康德哲学窥见西方哲学的发展脉搏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十分有益。“先验理念”的概念是康德在其自然形而上学即理论哲学中提出来的。康德的自然形而上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康德那里进一步化解为以下四个问题：（１）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     

论斯特劳森对殊相—共相的解析及其理论意义

对于传统分析哲学对主谓结构的逻辑分析方式,斯特劳森认为是粗劣和不充分的。因为从语法、逻辑的角度并不能说明主词、谓词度其关系,对语言和逻辑的说明只能诉诸于更基础性的东西。这便是他所谓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任务——揭示语言的形而上学基础,即概念图式。通过对日常语言中主谓词区分的特征层层深入地分析,斯特劳森引入与主谓区分相关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殊相和共相来揭示概念图式的面貌,说明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因而殊相和共相在其论述“描述的形而上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休谟问题与形而上学——答陈波教授

笔者就陈波教授所提的问题逐一进行回答,从而澄清如下几个观点:(1)休谟的怀疑论证是成立的和有深远意义的。(2)休谟哲学具有一种张力结构,而极端怀疑论是其中的一个要素。(3)否定一切先验知识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形而上学的可修正性和先验性是可以并存的。(4)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神秘性,这正是它不同于科学的地方;但是其神秘性应当被降到最低程度,这正是形而上学不同于宗教的地方。(5)形而上学或某种"主义"是不能不谈的,除非放弃哲学研究。     

治疗“是”与“应该”的断裂

本文尝试重新讨论休谟关于“是”与“应该”的问题 ,指明二者断裂的结构 ,进而阐释事实的复杂性 ,通过增加事实的价值负荷来填塞从事实到价值的鸿沟。在此基础上 ,重新理解真理以及真理的客观性     

幽灵政治哲学:政治性的又不是政治性的--读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

在通常的政治概念分类学意义上,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虽然没有提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但是,我们可以正当地揭示德里达阐释的幽灵性的逻辑所蕴涵的政治意味。《马克思的幽灵》说明了“幽灵政治学”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难以名状、在与不在、可能与不可能的“幽灵”意象及其不再涉及共同体本质和结构的“新国际”,试图抵抗的就是知识化、对象化、观念化的政治概念,即某种政治和理论形式上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志得意满的”自由主义。其攻击的要害是它的政治形而上学霸权。可以肯定地说,德里达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认识自己的一种线索。     

休谟政治哲学中的演化博弈论

如果人们早一些读懂休谟，政治哲学史或将改写。休谟政治哲学包含大量深刻洞见，却没有被认真对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休谟的科学倾向(试图建立道德与政治生活中的牛顿力学)所导致的理解困难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学界试图以社会科学领域的新进展尤其是演化博弈论重新发掘休谟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演化博弈论解读休谟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可以使休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如惯例、财产权的起源等获得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演化博弈论可以为休谟的洞见提供坚实的证明。此外，在休谟对财产权的论述中，休谟认为财产权的效力来源于打破这一惯例所带来的不便。这实际上提示了一条跨越“是”与“应当”的途径——藉由对后果的反思建立规范性。换言之，休谟的文本之中即蕴含着打破“是”与“应当”区隔的线索。     

意识理解的多元进路与解释鸿沟

意识问题是哲学和科学共同面对的问题。虽然关于意识存在诸多神经科学理论，但如何理解意识仍是哲学中最为核心的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物理主义者认为意识过程同一于大脑过程。在面临多重可实现的反驳之后，物理主义者转向了随附性：心附于物，须臾不可离也。但这种关系仍然具有明显的缺陷：不能捕捉到物理事物在本体论上比心理事物更基本的直觉。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而上学领域兴起的奠基（grounding)等概念刻画了物理比心理更为基本的物理主义直觉，用奠基来表述物理主义因此成为一种更为合理的立场。聚焦解释鸿沟有三种意识解释路径：形而上学解释、神经科学解释、日常经验解释。通过比较三种解释进路，可阐明奠基解释、量化解释的价值与局限，进而为重新认识乃至弥合解释鸿沟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论休谟怀疑主义的历史地位

<正> 休谟的怀疑主义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在近代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感觉经验如何上升到理性概念这一重要的认识论课题,从而推动了近代哲学的发展。承认这个事实,对于客观地评价休谟怀疑主义的历史地位,对于总结和发现近代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休谟究竟怀疑什么? 为了同皮浪主义划清界限,休谟自称他的哲学为“缓和的怀疑主义”。不言而喻,休谟并不怀疑一切。康德曾经指出:休谟主要是从形而上学的一个单一的然而是很重要的概念,即因果连结概念出发的。休谟从没有怀疑过因果概念是否正确、有用,以及对整个自然知识说来是否必不可少,他所怀疑的仅仅是这个概念的根源。     

查尔斯·泰勒论“涉身能动性”——从现象学到哲学人类学

“涉身能动性”是查尔斯·泰勒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批判“自然主义”理论错误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它最初源于泰勒借“前客观世界”概念对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整体性解读,其核心内涵在于强调人类本质上是一个涉身能动者。在泰勒看来,“涉身能动性”概念对阐释现代主体性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事实上,凭借对“涉身能动性”的思考,泰勒从批判现象学转向了一种基于哲学人类学立场的“本体论式”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