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     

理解、阐释与阐释的本质——兼论强制阐释

强制阐释是张江教授提出的一个阐释学概念,用以批评那种以阐释者主观意志强力侵入文本,对文本进行符合己意之解释的阐释方式。然而,阐释活动是否存在强制现象?这种现象又如何发生?这并不是一个明见无疑的命题,持有不同阐释观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强制阐释也需要阐释。通过再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重申"理解"与"说明"旨趣的不同,将会发现,理解总是历史性理解,阐释关注新经验的获取。阐释超越过往,开显新维度,指向不同的理解,而非更好的理解或客观理解。就此而言,诠释学中不存在强制阐释现象。所谓强制阐释是一种因诠释学与认识论边界发生混乱而衍生出的意识强力行动。当阐释由理解异变成认知,阐释者转变为认知者,诠释学立场转变为认识论立场,文本的意义阐释转变为文本自在意义的客观把握,强制阐释势必奋袂而起。可见,强制阐释本质上是一种被误认为阐释的认知行为。分清阐释文本的诠释学立场和认知文本的认识论立场,以理解应对文本阐释,以说明应对文本认知,保持清醒的界限意识,强制阐释便无存身之处。     

从儒家知识理念看西方文学理论的阐释误区——对“强制阐释”现象的另一种反思

从根源上看,“强制阐释”现象是西方经验科学下的知识观念在人文学科领域无法获得普遍有效性的结果,经验知识在价值领域的无能为力使西方文学理论最终走向“强制阐释”的歧途。儒家知识观念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认识论的知识观念,它将“学”理解为个体的成长、体悟过程,所谓为学也即是个体完善自身道德素质、成就个性自我的途径。在这种知识理念之下所生成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感悟、体验特色。在当今文化语境下,这种指向人性本身的文学理论观念对于纠正西方认识论话语体系下的文学理论偏颇具有重要的意义。     

顾明栋中国文学研究的强制阐释

顾明栋将中国伦理中的"孝顺情结"视为"俄狄浦斯情结",对中国人的情感进行了西方理论的强制阐释。一方面,俄狄浦斯情结并不具有普遍性,弗洛伊德的理论学说本身存在疏漏之处。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很早形成了伦理和道德规范的系统,俄狄浦斯情结中表现的泛性论与此格格不入。顾明栋的强制阐释以西释中,支离了中国文学,剥夺了中国文学的真实意图。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产生的学理逻辑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西方文学批评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生成、发展的学理逻辑。本质而言,"强制阐释"是20世纪西方文论"理论的批评化"的表征,而从文学阅读——文学研究——研究文学的志趣转移则为理论介入批评实践提供了航标,"影响的焦虑"及读者意识的崛起强化了批评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参与价值,话语文本观念的强势生成及深远影响则为阐释的意识形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文化语境、批评主体、文本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大行其事。     

“强制阐释”还是“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十分新颖而又极富争议的康德阐释,批评者们纷纷认为他犯下了可以称作“强制阐释”的错误。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批评者自身提出的康德阐释却往往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海德格尔在承认其阐释之“强制性”的同时,宣称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思想对话”。通过对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澄清思想对话与强制阐释之间的区别。思想对话当中蕴含的主观性要素不仅不会造成对文意的曲解,反而能够作为“效果史”的一部分,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     

论赫尔穆特·莱希尔特对历史辩证法的新黑格尔式阐释

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是阿瑟等学者提出的“新辩证法”,但是对该流派的源头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奠基人赫尔穆特·莱希尔特的思想关注较少。莱希尔特用社会行动、反馈、反思判断激活价值的有效性问题,直达《资本论》辩证法的根基性问题,进而提出了一种从行动到体系的“自我持存”的近黑格尔式辩证法。但是,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有效性理论推演过程中的“反思判断”和“内在关系”等环节显示莱希尔特的思想陷入了内在意识,导致自我持存的辩证运动带有极强的目的论色彩,忽视了低阶范畴表现为高阶范畴必然在历史对象中存有“剩余”。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则可穿透有效性理论的内在意识陷阱,重新诠释出历史辩证法内蕴的“表现”和“剩余”。对莱希尔特批判的教益是,历史辩证法是表现中有剩余、同质走向异质、决定和偶因相结合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休谟论正义规则实施的三种动力

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正义作为一种规则在社会中又是极其脆弱的。正义的脆弱性决定了研究正义实施问题的重要性。休谟的政治哲学包含深刻的正义实施思想,他认为,个体在合作博弈中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及正义之道德情感构成了正义规则自我实施的重要动力;而政府权威的"第三方强制"则构成了正义规则实施的外在因素。休谟的正义实施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正义规则在社会中的实现及稳定有重要的启示。     

“强制阐释”的突破之途——理论之后的审美阅读策略探究

"强制阐释"是在"理论时期"被建构并流传下来的一种"去审美化"的阅读模式,其弊端是将文学阅读的关注点引向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而忽视文学本身的重要性。为了重构文学审美阅读的主导地位,首先必须解构反本质主义的"建构论文学观",而坚守"文学是审美的人学"这一基本的文学观念。在此基础上,将始于"审美判断"关注"文学的质量"和重提"审美溶解"作为重建理论之后审美阅读的三大策略,由此克服强制阐释所造成的始于"认识判断"、忽视文学价值的差异、不能以审美为本位等几大缺陷,最终有效地突破强制阐释的困局。     

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批判及其限度

正义的环境的不同解读,得出不同的正义观,正义的作用范围也因此有所差异。罗尔斯大致遵循了正义的环境的休谟式解读,并以此为基础在社会基本结构层面建构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而以努斯鲍姆为代表的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家、以桑德尔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者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案,批判和修正了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基本内容,意图让正义的作用范围突破社会基本结构的限制。本文分析和讨论了对休谟式正义环境的以上批判及其限度,结论是正义的伦理承诺有其承受的范围,应受到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限制,相较之下,罗尔斯式正义观更具合理性。     

阐释之循环——钱钟书初论

整个钱氏著作系统,是一个纵横上下交叉综合研究与微观宏观本末循环研究相整合的立体的、辩证的“循环之阐释”。其特点,一是著作内在的纵横联系,二是深广的连类征引。它囊括中西、穿越学科,凸现出深藏于中西文化背后共同的诗心或文心。钱氏系统的生成与成熟,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早期以《围城》为代表,中期以《宋诗选注》为代表,晚期以《谈艺录》、《管锥编》为代表。     

实然·应然·可然 --关于休谟问题的一种新思考

“能否从‘实然'推出‘应然'“的休谟问题,自提出以来被中西哲人从肯定和否定方面给出多种不同的解,却无一令人满意.其中最看似成功的“与人联系法“实质也不成功.在我看来,与其探索“实然“与“应然“间还无从定性的关系,不如从应然开始,探索蕴涵“应然问题“的必然前提.经分析,“应然问题“的充要条件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可然“,而“实然“则只是部分“应然问题“的间接前提.在逻辑上我们可以作从“实然“到“应然“的推导,但在实践层面只适宜从需要解决的“应然问题“开始推导“应然“.这个推导过程的关键步骤是“可然“到“应然“的过渡,其基本方法是比较评价法.     

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力图跳出政治话语干扰、接轨西方学术的文学史研究颇多成绩,但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空白之点。在今天,如何正视中国文学的政治形态背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包括"民国机制"的阐释框架,将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获得更充分的本土基础和可靠的逻辑线索。     

关于大庆精神基本内涵的一种新阐释

将爱国定位为以兴企(业)为本,打通了大庆精神国内认同与国际认同的通道;将创业定位为以创新为魂,深刻揭示了创业的深层本质和动力支撑;将求实定位为以诚信为先,进一步揭示了求实蕴含着的诚信要求;将奉献定位为以共赢为根,是基于对以铁人为人格化样板的大庆精神中奉献精神的辩证理解和认知。     

法国2012年大选中的左翼政党:一种理论阐释

总体上说,由“执政表现、选举战略和政治机会环境”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仍可以(有助于)解释法国2012年大选的结果:相对糟糕的执政政绩尤其是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表现,再加上并不成功的选举战略和不怎么有利的政治机会环境,共同决定了萨科奇及其领导的中右政党的败选或奥朗德及其领导的社会党的成功.在像法国这样的两轮投票选举体制下,主流政党因势利导地调整竞选策略和利用变化着的政治机会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换句话说,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竞选连任的最重要条件是能够根据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适时制定/调整契合选民意向的竞选策略,否则的话,那些相对客观性的变量比如执政表现和执政周期压力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天人合意论——对天人和谐的一种大写意式阐释

通常,我们把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哲学概称为"天人合一"。事实上,"天人合一"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而是一种不恰当的生硬表述。将传统和谐精神表述为"天人合意"再恰当不过。"天人合意"是一种大写意式的表述手法。"天人合意"的和谐哲学旨在说明,"天之意"理应是"人之意"的基础,"人之意"必须合乎"天之意"。必须循天之意。敬畏万有,和谐八方,方能达"天人合意"。"天人合意"表达了人们对万有存在之最佳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的期盼。     

詹姆逊:历史与文本--作为一种"历史地形学"的美学阐释理论

新历史主义是西方当代理论界的重要思潮之一 ,它以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打破了传统历史主义的悖论与困境 ,然而 ,各学派在如何重新阐释历史的理路上众说纷纭。作者认为 ,美国新左派理论家詹姆逊极力张扬的马克思主义“绝对历史主义”是一种“历史地形学” ,对读者来说 ,其启迪意义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