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探析

追求为着"人的解放"的真实公共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旨趣。马克思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从人类历史生存实践的深层根源,揭示了人本质上是类存在物,公共性是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方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即是人类实践公共性累积的成果,也是人类公共性发展的根本内涵与指向。与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认为国家(广义的政府)并不必然代表"公共性",国家虽然是应社会公共性的要求而产生的,具有名义上的"公共性",但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国家的"公共性"是"虚假的",其实质上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有"消灭"阶级和国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能达致体现真实公共性的"人类化社会"。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公共领域的异化: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危机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的关注,是基于近现代的社会背景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从批判功能上说,它被称之为“公共性”;从存在空间上而言,应为“公共领域”(即政治公共领域),它处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公共性”观念不仅具有解释性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性功能。由于私人领域的扩展或公共权力领域的膨胀,因而存在这样的发展趋势:公共性过多,公共领域忽视并削弱甚或侵占了私人的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当中秘密日益增多,批评的公共性失去了其原则力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导致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同时发生,因而公共性处于危机之中。其中,哈贝马斯最为忧虑的便是社会的国家化,因为它将致使公共性原则及其批判功能不断消解致使公共领域异化,真正的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     

政治生活的目的:何种公共性与如何合理

在人类社会的条件下,政治生活是人类组成公民社会之后通过公共生活来影响人类资源分配的一种活动。现代政治哲学的诸多命题都必须在政治生活的条件范畴下才可能展开。政治生活的实践首先是价值的,而价值判断的实践必然要求目的性的认肯。政治生活的目的不是虚无的,因此它不能被抛弃;同时,它也不是抽象的,因此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观之。政治生活的目的来源于它的公共性,它是一种基于公民社会建构前提下的以政治实践义务论为基本网络结构,此种公共性是产生于公共领域结构需求,吸纳公民同意、自然责任和哲学怀疑主义等多种评价理论的合理性实践判断。因而,各种政治价值目的在上述过程中自由而自律的相互作用,且在政治发展中接受、监督与激发政治生活中个体的公共意识进而推动政治生活的公共结构转型。     

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

对于公共性的讨论亟须立足于文明传统内在机理的观察和反思。中国传统中的公共意识和精神以天人秩序和三代典范为基线,并于近世见证了公共话语的兴起与公共理念的成型。共治宪制（公法、公论）与社会治理形成了这一过程的实践语境,以理学为代表的近世儒学扮演了关键角色。近世公共话语在现代经历了复杂的转型,同时也显露出内在危机,这也成为反思与推进公共性讨论的重要缘由。     

公共性：从精神世界到社会生活

公共性是公共生活的永恒话题,是公共生活的根本属性。形而上的公共性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约束力的公共精神。形而下的公共性表现为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作为抽象的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必须还原现实的公共生活,通过公共利益体现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价值。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既存在差异又存在着潜移默化的融合趋势,公共性也因而受到威胁,缓解公共性危机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形成对公共利益的更广泛的共识,达成行动的一致,进而使公共性得以彰显。     

当代政治学的困境及其出路

政治是基于社会─—建立在对抗与冲突之上的人类共同体─—最高利益，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规范，对于社会的重新组织。社会的最高利益是政治现象的运动所围绕的核心。它具有阶级性与公共性两重性质，而且是不可直现的形而上存在。为此，标榜经验和实证研究方法的现代政治学，只能从经验材料中归纳、抽象出政治表面的共性，不能真正把握政治现实的脉搏，并在理论上陷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对立而不能自拔。政治学只有摆脱实证主义现念的束缚，将研究奠基于对现实社会的最高利益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政治现实的深层本质，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科学。     

政府公共性的责任解读——兼与荀明俐博士商榷

以责任视阈诠释政府公共性问题是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时代使命。政府公共性受到市场经济物化逻辑的现实场域干扰,不时显现出经济人理性的局域困惑而走向其本寓精神的悖论,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在于现代社会理性精神搁浅于形而上学化的思辨理性的事实。政府对公共性责任的践履意味着对尊重差异和协商对话的公共领域的完善,意味着责任政府基本价值理念的公共性确证。进一步对政府公共性的责任解读进行再解读,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能驾驭资本的民主建设与国家机器重构问题,以便对深化政府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有所裨益。     

转向附近的治理

社会治理的主题是要处理社会性和公共性之间张力,体现为治理的实践就是要从空间上的附近着手去应对社会性不足和公共性的匮乏。从历史上看,为建构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国家权力通过政党下乡、科层制嵌入和技术赋能等途径不断深入基层社会,使国家权力不断靠近人民、成为人民附近的存在。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下沉带来了多种权威类型出现在人民的附近,并且这些权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与冲突,另一方面权威之间的张力也激发了以传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权威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影响。通过打造附近的社会连结,既让国家成为塑造社会公共性的主导力量,也让人民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性,最终实现国家与人民之间沟通方式的最优化。     

对农民负担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农民负担范围的界定农民负担范围的界定，就是从理论上就农民负担合理与否的界限进行研究。首先我们分析农民负担产生的根源。从理论上说，农民之所以有负担，农民之所以要把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贡献出来，并不是因为其农民的身份，而是其作为国家的公民，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必须承担的义务。现代民主国家之所以要把公民的劳动所得一部分作为社会扣除，是因为公民作为个体在市场上不能实现完全的消费，或者说，市场作为公民个人实现完全的消费满足存在着障碍。许多个人需要，如安全、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等，无法通过市场来提供。…     

公共性的产生与生产——兼评中国语境下的公共性生产问题

通过对有关"公共领域"与"公共性"解说的梳理,笔者认为公共性产生逻辑强调的是人们经公共领域内的商谈、辩论和协商等交流和互动的形式产生公共性。而公共性生产逻辑关注的是产生特定公共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公共场域的结构性特征。由于公共性总有一种与自身相背离的潜在危机,因此,笔者沿着这两条线索考察了公共性的产生和生产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语境下公共性生产的路径选择问题。     

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的价值

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的价值○王兰一、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精神状况及其存在的原因。现代社会生活中，国民的精神状况其主流是健康向上的，关心政治、民主、开放等观念深入人心。但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和浮躁化的所谓“四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     

个体·公民·政治——现代政治的思想理路与悖谬趋势

个体与政治的关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根据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路,个体优先于政治,政治是个体以公民的身份所从事的活动,它旨在保障个体始终持有人之为人的条件。启蒙政治理念决定了现代国家只能采取民主制的形式。代议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一种个体以间接的方式来维护其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反映了启蒙政治理念对民族国家现实的妥协。同时,现代政治实践表明,启蒙政治理念还存在着进一步被异化的趋势,形成个体越来越淡漠于公民的意识,公民越来越淡出于政治的舞台,政治则越来越以个体为手段的结果。     

革命、改革与现代再造:村社集体变迁的历史逻辑

学界关于中国村社集体的认识分歧巨大。村社集体是勾连国家与社会、上层与基层、政党与群众的结构“接点”,也是勾勒传统与现代、内生与外源、革命与改革制度变迁的历史叙事“接点”,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村社集体的过去、现代与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优势。文章从结构与历史两个层次,展开了村社集体的本体论、村社集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村社集体在治理结构中的功能等三个方面的讨论。中国村社集体是家户制的社会本源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复线历史博弈后的双向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传统和新基础,但宗教性的家户认同与集体主义认同式微,需要建立基于功能的工具性认同。学界需要建立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的产权制度优势的共识,真正使村社集体的权能行使通过制度化落地。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国家试图打通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村社集体需要在结构和技术上适配现代治理场景。     

中国古代早期的公观念及公共性思想探微

“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源最早的基本范畴之一,公观念和公共性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共同体社会和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基础意义。中国古代的公范畴、公观念和公共性思想是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来源。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其在历史与文化功能上的合理限度。     

个体化的限度——公共性与团结性的社会整合路径探索

与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步，个体化进程凸显个体面对的不确定性社会以及有风险的人生，社会整合成为重要议题。已有的相关研究多以超验共识、物质利益和国族意识为参照来看待和审视现代社会，对于个体化社会新阶段不同文明的特征缺乏全面理解。在个体化背景下，社会整合是指个体关于现代社会的想象，公共性和团结性是个体化社会整合的两种价值取向。前者的社会整合路径表现为具有生活政治特征的公共生活，而后者的社会整合路径表现为以社群生活为主的小共同体生活和基于国家认同的大共同体生活。在比较的意义上，社会整合蕴藏的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构成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内在差异，型塑了中西世界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     

论公共问题的政府规制:合法性及其限度

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日益增生和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强提出了政府规制的要求.通过政府规制维护、实现和延续公共利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趋势和必然要求.从公共问题、市场制度与政府规制间的关系中可以探究公共问题的性质和表现,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冲突中可以揭示政府规制在公共问题治理过程中的基础,同时,基于政府行动能力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影响,可以展示政府规制的限度.     

私人性与公共性--公共权力的两重属性及其归宿

本文试图从私人性和公共性角度来分析公共权力的属性,并探讨公共权力的合法归宿。本文认为公共权力的私人性是公共权力的主体依赖性特征,它具有不断占有社会资源的倾向,这一倾向容易造成对他人的支配,成为控制性权力,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本文分析了公共权力公共性的本质,并提出应该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用行动权等概念来重新解释和构建公共权力。     

西方国家政党与宪政关系探析

从近代西方的立宪史来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西方立宪实践的潮流。从政党与宪政的逻辑关系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焦虑感: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20世纪以未，许多著名心理学、社会学家都在关注现代人的心灵问题时，探讨现代人的“社会焦虑”。而在今天，社会心理中普遍存在的焦虑感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明显“外溢”出来，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焦虑感来自潜在或显现的生存危机感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的一种新的个体感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的角色地位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职业心理给打破了。尽管如今机会与选择一直存在，但持续性挑战与竞争，不甚公平的竞争环境会把很多人甩到被淘汰的边缘；“好职位”变得紧缺，变得不稳定，变得对个人能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