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社会到都市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话剧叙事场域的演进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中国话剧开启了新的阶段,话剧叙事的空间场域呈现出从乡土社会到都市社会转变的显著特征.这一转变,既是对全球化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呼应,也是对话剧艺术关注“人”的本体特质的凸显.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既能看到都市的发展与建构,也能倾听到女性作者的声音;而话剧中的都市图景,也以先锋戏剧、商业戏剧和主流戏剧等多种路径得以呈现.     

一种“解蔽”的共同体实践：中国城市底层电影的人民性与人民影像记忆重塑

作为以“底层”为方法、“空间”为路径的生活影像政治和视觉理性启蒙,中国城市底层电影从底层史观的视野建立了一种新的银幕文化主体性,重构了当下大众文化书写脉络中人民影像的错位表征,〖JP2〗以社会解剖学的文化政治立场重塑核心观众关于人民生活现实日趋偏狭的视觉经验与记忆认知,为其重新敞开关于城市底层生存媒介感知的银幕视野。基于情感共通、现实批判价值归同、异质性叙事审美认同的城市底层电影,试图以批判性姿态“解蔽”社会系统结构内部的不公、失衡与非正义,由此触发作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跨阶层大众相似生命体认的共鸣共振。     

暮色中的工厂:都市化进程中的审美景观生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正在被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取代。在都市化进程中,作为传统城市化进程主要实践方式的现代工业受到巨大的冲击,被当代的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都市经济要素所替代。在都市化进程中,现代工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现实命运:一是边缘化,现代工业作为人类生活支柱的朝阳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二是景观化,是指工业生产空间同自己固有的“生产内容”与有限的“实用目的”剥离,在都市化进程中通过文化创意等审美生产程序使自身再生产为新的都市景观。正是在大都市的财富、人口与剩余时间的基础上,占据着庞大都市空间的废弃厂房才能现实地完成新生的历程,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商业流通、文化创意与艺术生产的重要空间。如果说,前者可以用“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作隐喻,那么后者则是“暮色中的工厂成了都市最美的风景”。     

从审美文化研究到审美文化生态研究

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提供了不同于文本化的审美文化研究的另一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这种研究从地域差异、传承演变、群落认同和文化空间的联系中考察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为审美文化研究打开新的视域和研究空间.比如,作为大众重构的想象性体验,乡土文化正在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因此民俗美学不仅要关注作为乡土文化传统的审美体验,而且要研究乡土文化传统如何进入日渐都市化的当代文化空间并且在生成着新的审美文化特征.审美活动的群落化为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提示了一种非经典的社会学视野,在此视野下研究审美活动的目的不是要寻找普适性的规律或普遍的美学理想,而是要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审美活动差异,在不同群体的冲突与对话交流中导向对当代审美文化生态的全面认识.同样,空间转换成为当代审美活动的重要特征,都市美学如果不是制作都市乌托邦的理论蓝图,而是关注当代空间的审美文化生态研究的话,就必须正视和研究都市文化空间的内在矛盾和非整合性.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与都市空间美学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历史"观念是一种时间美学的建构,时间美学因为忽视了"时间"与"生产"之间的深层逻辑关联而导致了政治上的迷误。"生产"神话的终结引导马克思主义进入到都市空间时代。在都市空间中,发生着从时间美学向都市空间美学的嬗变,都市空间美学以同时包含主动—被动内涵的个体为审美主体,与"他者"共在游戏,同时包含着政治否定和个性解放两个方面的审美意蕴,是对康德美学在都市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空间:理解真人秀节目与电视文化的现代性之维

电视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形式,它是现代艺术与文化生产、传播、接受的中心.当代流行的真人秀节目,典范地呈现出现代艺术文本与当代大众审美接受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它特别地表现在电视审美接受中的第三空间之中.第三空间来源于审美人类学的仪式和精神分析的误认.它作为一种不存在之存在的证明,是我们理解电视艺术的关键所在.第三空间集中地表现在电视收视、复制性艺术生产诸领域,它与真实、艺术共同建构了艺术审美的三维空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生产——以“七一庆典”为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生产,指涉以过程性仪式这一空间文本为视觉对象的共同体意识话语生产和认同建构。“七一庆典”表征之维的符号修辞结构,以空间选择的符号意指、空间符码的观看之道、空间符码的音声体系,组构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结构;非表征之维的具身实践,以代表性和全民性相统一的主体参与、程序性和叙事性互构的过程情节、具身性和沉浸性集聚的身体姿态,进行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展演;统合表征与非表征双维共振的修辞功能,以叙述性、调节性、表意性话语的运用,在情感、精神、价值空间的仪式展演中强化“五个认同”。     

以文化为导向的古城空间生产研究

古城的历史文化具有建构性，人们往往根据当下的需要而对过去进行有选择地阐释和建构。文化的建构性和空间生产理论为阐释以文化为导向的古城空间生产提供了理论视角。以台儿庄古城为例，作为当地发展文化旅游业的龙头项目，台儿庄古城的重建是一种“文化”与“空间”相互赋予的空间生产实践：在重建前，挖掘古城的历史材料并有选择地建构出古城的历史文化，实现了空间的“文化”化；在重建过程中，将被建构出来的古城文化“空间”化；古城建成后，借助已被赋予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城空间，不断地开展融合当下“场所”“事件”与“人物”的实践，带动古城和周边区域的复兴，赋予新建成的空间以兼具传承和创新意义的新的文化，实现了空间的再“文化”化。这种以文化为导向的古城空间生产，融合在对古城文化的建构和对地方的复兴之中，有助于古城更新走出“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衰败”的两难困境。     

从“波西米亚”到“空间分形”：空间视域中的艺术自律及美学流变

艺术自律是伴随现代性进程而不断延展的审美文化现象,主要指涉艺术活动逐步获得自身场域伦理的过程。空间理论、空间视角和空间因素构成艺术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式自律的角度而言,现代艺术完成了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的“空间革命”,以“视知觉空间”、“并置空间”和“幻梦空间”完成自我指涉的形式自律,而后现代艺术空间的碎片化“分形”空间促使艺术形态呈现出解构与重构的特质;从场域自律的角度而言,艺术场域空间的生成与资本空间的流动、交流和区隔息息相关,正是空间的“不平衡性”和主体感性自由的反思促成空间距离的产生,也走出了一条从“波西米亚”到公共空间的理论谱系;从美学自律的视角而言,审美现代性的美学进程则依托艺术自律,并将自主性的艺术精神转化、拓展为审美革命和审美对抗。从本雅明笔下“游逛者”的现代空间体验到福柯的后现代“另类空间”美学,都体现出空间美学的谱系流变和不断介入现实语境的努力。     

文化批评·审美品格·实践理路——关于“大众文化”创作的学理考察与当下审视

大众文化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情感刺激和享受。但受消费经济的影响,文化“商品性”逐渐高扬,为谋求市场利润,低品味、庸俗文化也慢慢盛行。本文在考察中国古代“大众文化”的思想传统、西方大众文化的新潮学说、马克思主义大众文艺观的经典理论后,认为“审美”品格始终是大众文化创作的内在之“本”,绝不能忽视和抛弃。而当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流变也对大众文化创作在“味觉”、“视觉”、“听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审美”诉求和期待,成为大众文化创作坚持“审美”的外在动力。     

新诗本体论

新诗本体论包括时间、空间、文化三个理论视角:从时间视角出发探析新诗这转型期的艺术,可通过转型期诗人依据体验决定创作方法的发展态势,看出散文美趋势、意象美原则、社会美理想三要素塑造出新诗处于转型期的阶段性特色;从空间视角出发探索两岸三地诗人共同体验,可以发现20世纪的百年悲欢决定华夏诗歌的艺术追求,尤其是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悲剧体验,孕育出世纪性的诗歌经典;从文化视角出发探究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看出内地和海外诗人的审美视野都聚焦于文化转型,而摆动于“世界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新诗艺术,则表现出开拓与整合交替进行的主导倾向。     

回归感性：气氛美学视域下的媒介研究新议程

作为新美学流派的“气氛美学”,提出“回归感性”的诉求,与新闻传播领域的“情感转向”趋势不谋而合。对美学传统的复归,彰显了人类作为感性主体的重要面向。对理性实证的信息传播观念的反拨,则展现了媒介叙事的人文主义价值。这些变革显示了一度被遮蔽的感性及情感的积极潜能。在气氛美学的基本特质和观念中,可以分辨出身体感性、空间性、情感性与蕴藉性等若干关键维度,这为媒介研究开辟了新的论域。从空间性与身体性的维度看,气氛美学与媒介研究旨趣相近,都强调身体在场在情感互动中的重要作用。从审美角度看,彰显情感性与蕴藉性的媒介叙事能够生成诗性的意义空间,在媒介环境中塑造具有“气氛”意蕴的场域,促进了情感驱动的“叙事共同体”的建构。在“气氛”这一范畴的笼罩之下,从整体性视野观照新技术塑造的媒介生态,有助于催生新的媒介生产理念和实践模式,校正媒介与传播的发展路径,促进媒介环境中人类主体性的建构。在媒介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叠互渗中,人类获得了全新的感性体验,为气氛的生成提供了多样化的技术情境。这拓展了气氛美学的阐释场景,为气氛美学研究增添了重要的媒介维度,体现了当下深度媒介化时代的总体特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地方感”与空间美学的意义结构表达

现代性工程建构了时间与空间的新秩序,推动空间整体知识场域的形成。地方、地方性、地方感等正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与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得到凸显。地方感的生成维系了主体与地方、地方与空间以及主体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诗性情感话语,通过“主体”“社会”“生活”三个维度凸显空间美学的意义结构。其一,地方感作为主体空间意识的组成部分,通过地方体验的方式构建符号意义。主体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以及地方栖居等成为意义结构的深层维度。其二,地方感是现代性工程与社会空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审美现代性反思的话语策略。“认知图绘”的感性救赎原则与“另类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凸显了地方感的社会文化意义。其三,地方感重构了主体在数字化生活中的感性认知方式,实现空间嵌入机制的回归,彰显了“千高原”般自由的空间美学景观。“再地方化”与“流动地方感”不仅重塑了主体的视知觉审美机制,也赋予了后现代主体感性认知与精神栖居的自由。     

里仁为美的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

里仁为美的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儒家五伦的交往关系之上通过儒家交往行为所形成的交往共同体“仁里”,是符合儒家礼乐仁学道德情感规范的社会存在境遇;里仁为美的仁爱之情,是发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与儒家交往关系、交往行为相伴随的情感共同体“里仁”,是符合儒家礼乐仁学道德情感规范的情感存在境遇;依赖礼乐建构的“仁里”,是审美交往共同体,有共同的审美对象,是仁爱和谐的美境;“仁里”是通过尊于太一天神之命,模拟太一天神之运的礼,所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大同社会是儒家命运共同体的审美乌托邦。里仁为美内在蕴含四种儒家共同体,即交往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并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论审美表象在信息传播中的模态

信息传播是当代新媒体背景下的普遍现象,“图”与“文”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呈现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中介,传递着不同的审美信息,激发着不同的审美体验.从信息传播的审美角度看,“图”与“文”在信息传播中以不同的审美表象引发了审美过程中审美信息创生的不同模态.由于审美表象的生成是审美活动展开的基础环节,所以审美表象在信息传播中的不同模态影响甚至决定着审美体验的层级与深度,进而影响着审美文化的方向.     

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想象——以西关小姐为个案的考察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的都市文化生活中,西关小姐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她们也是当时复杂的现代性语境的见证者。通过考察当时百货大楼、电影院、新式学校这三处重要的都市公共空间,可以发现:当现代性只是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而非实体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构筑而成时,现代性只是给予了她们一种现代的身份。这同时也揭示出:当近代化浪潮进入一个传统社会,现代性仅仅是以一个想象性的社区被建构时,它绝非意味着现代性完全压倒传统或取代传统,地方传统的文化资源仍然深刻地操控与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城市民众的文化品格。     

都市文化批评与都市人自身的再生产

都市文化批评是以都市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要素为批评对象,关注都市社会中人的现实存在、生活方式等,目的是使都市人在都市环境中将自身再生产为真正的人.审美批评是从形式角度对感性审美对象进行的批评,作为一种对都市文学艺术以及都市人的想象力活动进行批评的方法和原则,审美批评对建构都市人的想象力进而提升都市文学艺术生产能力,都显现出独特功能和作用.社会批评是对人和社会进行伦理和道德的批评,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批评方法和原则,它对理解、分析、批判当代都市文化和都市社会关系,并建构都市社会中的伦理秩序和道德纲常,都带有根本性的导向作用.消费文化的悄然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它的甄别和批判,帮助都市人超越感性物欲的都市生活表象,以获得思想的理性能力,是都市文化批评需要开展的严肃工作.     

现代性场域下内地青春电影的空间建构

内地青春电影通过空间建构,透视现代性场域中青春主体的生存焦虑。在内地青春电影中,青春主体的家庭空间是破碎与复杂的,家庭的残缺与破败、父母亲人的缺席与出走透视出独特的时代症候。而校园空间往往意味着规则与束缚,成为青春主体企图逃离与越轨的场域。相对而言,公共空间成为青春主体活动与生活的主要场所,但放纵与游荡其中的他们仍然感到迷茫,无法得到最终的救赎。村镇与都市是青春主体主要的生存空间,逐渐世俗化的乡村已不再具有曾经的诗意,落后与破败成为禁锢青春主体的空间特征,都市与城镇的现代化使青春主体迷失其中,成为堕落与放纵的乐园。     

从审美自律到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概念之反思

作为美学史上的关键术语,“审美无利害”被视作界定审美经验的重要指标.然而,通过考察理论来源和衍变历史,可以发现此概念经历了从审美自律向艺术自律的转变.它始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侧重行为或动机上的无私,继而在康德美学中被用来区分对美、快适、善的愉悦,由此建构出审美自律.18世纪之后,伴随着艺术领域的确立,“审美无利害”被用来建构艺术自律.它同艺术经验的结合虽然溢出了康德美学的限制,但体现出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迎合了艺术自主化需求.20世纪以来,当代艺术实践暴露出“审美无利害”的阐释限度,其与审美经验的关系也被重新审视.